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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内容。研究视角扩大了,研究内容当然也就丰富了。一般来说,受范式的影响,早些时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军事,即使诸如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也有研究,基本上也是政治与军事旁及的研究。当然,仅此两项,已经有许多课题可做了。而近30年,尤其是近10年,情况有了很大不同。政治与军事的研究,发表的著述在量上已经明显减少,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却明显增长。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它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即使是以前就有的课题,写作内容也大不相同了。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是全新的课题,如战争遗留问题,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成果。抗日战争研究出现的上述变化,无疑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应该引起注意。这里我拣主要的说两点。
第一是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我曾经说过,研究历史有三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二是在了解史实的前提下找出历史的基本规律;三是在把握了基本史实和基本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形成正确的史观。视角的扩大,史料的发掘,方法的更新,为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些年来,有关史实辨证的成果特别丰富,实证性研究大大进步了。但是,如果把我们的研究停滞在史实的陈述上,而不去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那就是忽略了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我以前说我不太赞成“一切历史都是史料学”的观点,而倾向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 就是从史学的功能这个方面来强调的。过去,那种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显然是违反科学的方法,不应采取。但是现在,是否存在着极端相反倾向呢? 这是个应该关注的问题。而我认为,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有些著述确实存在重史而略论的倾向。实证性研究是为了弄清基本的史实,而理论研究是为了寻找历史的基本规律,两者有先后的差别,但同样都非常重要。这个问题也使我联想到,我们评说日本史学界有“碎化历史”和“历史无构造”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在中国是否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呢?
第二是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前面说的抗日战争研究的变化过程,其实也反映出了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但是,经验已经告诉人们,历史研究还有它独立的特性,虽然它与现实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关系却有一个限度的问题,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违反科学的现象。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现象,不仅会阻碍学术研究的深入,间接地也会削弱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比如,两个战场作用与关系的研究,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系的研究,中国战争损失的研究,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都存在着很大的政治性,但如果这种研究超出了历史研究特性所能允许的限度,就往往会使我们的研究陷入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这是需要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否则,历史研究反而不能实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
徐勇(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师团译名及战略指导看抗战史军事研究
军事问题应该是抗战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抗战史研究中的军事问题可以划入军事历史学范围。军事历史学是历史过程中有关军事的知识、理论体系的总和,是研究人类社会中各个国家或社会集团之间以运用武力为主,并包括非武力抗争历史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及下属分支学科,中外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多以军事历史学为“战史”,其内容还包括国际环境、政治经济条件、科学技术水平、国民性格、地理等与军事相关因素,通常划分作战争史(战争指导史) ,作战史(或称战略战史) ,还有战斗战史(战术战史) ,等分支体系。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大多认为,军事历史学应该包括:战争史,军事学术史,军队建设史,军事技术装备史,军事思想史,以及军事地理诸方面内容。西方欧美学者多强调军事历史学的多元性,曾任联邦德国军事历史局局长罗特准将指出:“军事历史研究局的特殊任务是研究德国刚刚过去的事情”,需要“按照史学的标准和方法进行军事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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