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了解日本社会,是应对右翼势力的基本前提
　　仅就中日关系而言,尽管中日之间有着“和则两利,斗则两损”的根本利益基础,但是不能不说,中日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瓜葛,除了领土纠纷、台湾、东海油气田、历史认识、军备等问题外,还包括能源、贸易、环境等问题,如同一缕缕头绪繁杂的乱麻,呈现在未来的中日关系面前。而右翼则是这团乱麻的始作俑者之一,或者是把乱麻搅和得更加难理难缠的麻烦制造者。显而易见,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既要有耐心,更应有策略,其前提是有必要进一步了解日本,认识右翼,方有可能摸索出解决问题的钥匙。
　　日本虽然很早就接受了大陆文化,但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保留了岛国民族的传统和历史文化,进而形成保留至今的独特文化。当然,这里的“独特”不应作为日本文化“特殊”的同义语,并以此排斥人类共同具备的道德理念,而是指日本文化同他国文化的差异。以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为例, 2005年,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时指出,日本人缺乏历史感和责任感,而中国是一个有深沉历史责任的民族,“世界上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民族也不多⋯⋯中国把历史看成责任,历史记录一个人,并不因为一个人的死而结束,好的要名垂青史,坏的要遗臭万年”,“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鉴’,有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认识当前事情的倾向”。而日本人对待历史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是一种与现在没有联系的、不确实的遥远存在,是可以讨论的,当然也是可以推翻的”,“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有一种更为重视现在的倾向⋯⋯没有厚重感”,“许多日本人对战争所犯的罪行也是抱有一种尽快忘掉、尽快让水冲走的想法。这种对历史的感觉自然不会使日本人有过重的历史包袱,但也使人因此而缺少历史感,而缺乏历史感也是缺少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在天皇独揽大权的情况下决策者由下到上推卸责任,没有人敢于主动承担责任,可以说整个日本成了一个庞大的不负责任的体系。可以说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就是处于一种不鼓励个人独立面对困难、不鼓励独立承担责任的体制之中”。对沟口的分析我们可以保留意见,但至少有一点是明了的,那就是日本人作错事情即便道歉,并不等于承担责任。道歉只是感情的表达,并不是责任的承担。因此,有学者认为,日本是一个无责任社会,或者说,日本是一个责任由全社会承担、结果却无人承担的民族。东京审判时,没有一名被告承认自己有罪,这其中固然有狡辩因素,但也隐约含有“战争责任全社会承担”的成分。所以,日本战败投降不久,看守内阁就抛出一个“一亿总忏悔”的口号,表面上看是主张全社会反省战争,其实质是在大帽子底下掩盖了真正的战争罪犯。
　　另外,在对待战争责任问题上,人们往往习惯把日本同德国对比。实际上,除了国内外背景因素的差异外,如德日两国战败后所处的国际环境、地位、被占领状况、国家机器重组的区别外,德日两个民族的民族性也有较大的差异。生活在基督教道义国度的德国,个人的“原罪意识”比较浓厚,有进行宗教式“忏悔”的习惯,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拷问灵魂的过程。而日本民族基本没有“原罪意识”,更缺乏“忏悔”的传统和自我拷问的罪责意识,如果个人出了错,只知“耻辱”,不晓“罪责”,极端者以剖腹自杀的手段向天皇谢罪了事,因为日本人的习惯是人死后连同罪孽一笔勾销,完全没有“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等理念。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的民族性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同时,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日本民族同德意志民族在“原罪意识”上的区别。
　　与普通民众相比,日本右翼往往以日本“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者而自诩,他们在坚持带有糟粕意义的“传统文化”方面更加固执和死硬,他们只会一味地指责他国、他民族或他人,从来没见过有哪一个右翼团体自我解剖或反省自身。无论时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无论他们的内部出现什么样的波动,日本的右翼也不会放弃他们的主张,他们的影响是客观的现实存在。为此,理性的思考和策略的应对更显得十分必要。
　　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从求证到求实
　　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中,南京大屠杀研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热点之一。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自1988年至2008年,在20年中以南京大屠杀为标题的相关论文有612篇,平均每年超过30篇,其中在最近10年期间,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更为迅猛,相关论文有402篇,平均每年达到40篇。另外,近10年来学术界也出版了很多以南京大屠杀为专题的研究著作和史料集,仅从2005年开始,江苏人民出版社就已陆续推出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也已相继推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20余册。回顾学术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程,笔者以为20年来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有一个从求证到求实的转化,这一转化不仅让南京大屠杀研究开始从政治回归学术,而且也推动了整个抗战史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日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
　　南京大屠杀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点的起因,不是因为历史事件性质的本身,而更多是由学术研究以外的因素促成。在1982年之前,学术界没有发表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论文。但是,自1982年开始,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掀起否定对华侵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翻案活动。为了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的谬论,维护历史事实,在广大市民的强烈要求下,由南京市政府出面成立了编史、建馆、立碑筹备小组,组织南京地区相关学者展开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调查,编辑出版史料和史稿,针对日本右翼学者的谬论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撰写批驳论文。这一时期发表的南京大屠杀论文,主要着重点是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特别强调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南京军民的规模和屠杀的残暴性,由于民族主义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可避免带有情绪化,充满对抗性。如在研究遇难人数时表现为追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将30万遇难人数图腾化,在描述日军暴行方面则强调日军有计划性、非人性和残暴性。由于缺乏核心史料的支撑,有些论文主观判断多于史实论证,一些重要观点甚至不能自圆其说,一些重要史料的真实性不能客观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早期南京大屠杀的一些研究成果更具政治性,迎合了民族情感的需要,催化了民族主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