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挥笔疾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演讲于红军大学、军政大学、中央党校，控制着党政军领导权，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指引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内容提要：1935年---1945年，毛泽东依靠周恩来、朱德、张浩、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以及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人，领导和指引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其间，周恩来负责外线，协调、配合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在前线正面战场节节抵抗，领导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单线联系；朱德组织八路军、刘少奇组织新四军敌后游击战场步步进逼，开辟并壮大黄河、长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毛泽东用民族统一战线对付日本侵略军，用西安事变对付蒋介石，用共产国际对付张国焘，用延安整风对付王明。他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依靠共产国际，依靠人民大众，运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三大武器，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逼蒋抗日，令红抗日，召民抗日，争援抗日。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在世界人民的援助下，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了中国大地，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目录：逼蒋抗日.令红抗日.召民抗日.美苏抗日.抗战胜利.
    第一章  逼蒋抗日➹陕北会师.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第二章  令红抗日➹血肉长城.山河破碎.令红抗日.
    第三章  召民抗日➹革命圣地.全民抗日.亚太战火.
    第四章  美苏抗日➹印缅通道.七大路线.美苏抗日.
    第五章  抗战胜利➹沸腾中国.日军投降.公审日本.

    第一章  逼蒋抗日

    陕北会师.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第一节  陕北会师

    抵达吴起镇.会师下寺湾.奠基直罗镇.瓦窑堡会议.东征太行山.西征陕甘宁.
    埃德加斯诺.红军大会师.山城堡战役.红军办大学.红大讲战略.军政大学歌.

    1935年9月16日，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师于陕西永坪镇，组成红15军团；11月初，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会师于陕西下寺湾，恢复红一方面军；1936年10月7日、8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静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民族脊梁和中华精英。

红1军团林彪                              红军总司令朱德    

  毛泽东会见斯诺等记者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红3军团彭德怀

    【抵达吴起镇】

    1935年9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哈达铺，主力随后跟进。去年，这支从江西出发的8万多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冲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突破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强渡金沙，爬雪山，过草地，翻过腊子口，现在只剩下7---8千人了。经过短暂休整，中共中央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彭德怀任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一纵队，由红一军团组成，林彪兼任司令员；第二纵队由红三军团组成，彭德怀兼任司令员；第三纵队由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叶剑英兼任司令员。

    陕甘支队进驻哈达铺，蒋介石非常震惊，生怕红军东进天水，威胁西安，遂将主力向天水集结，以防红军东进。9月26日国民党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军的“剿共”作战。

    红军由哈达铺出发，以一部兵力东进闾井镇，佯攻天水，调动敌人向该地集中，而将主力突然折向西北急行军，摆脱敌人的重兵阻击，通过了武山、漳县间的封锁线，并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了渭河，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28日，毛泽东从一份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陕北尚有根据地，陕北红26、27军，已与从湖北来的红25军于豹子川汇合。中央政治局立即决定继续北上，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10月5日，陕甘支队进抵六盘山。站在山麓上，毛泽东哼下了著名的诗句《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越过六盘山，林彪率领第一纵队在固原县青石嘴消灭东北军骑兵第七师2个连，缴获战马100匹；并用这批战马装备了一个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19日，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敌骑兵3个团追了上来，其中一个团向吴起镇以北迂回，主力则在二道川的唐儿湾、刘家亭一带。为了不让敌人跟进陕甘苏区，红军在吴起镇设伏，击溃了张学良骑兵3个团，俘虏700人，缴获战马1000匹。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宣告中央红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找到了落脚点，毛泽东高兴地哼下了《长征》诗一首：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会师下寺湾】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休息了几天，经保安至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于1935年11月初在下寺湾，同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和刘志丹领导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

    徐海东的红25军是最早到达陕甘苏区的长征部队。毛泽东说：“徐海东在与中央红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陕南经陇东到陕北，偶然做成中央红军之向导。”

    原来，1934年11月，红25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即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失去了联系。他们没有电台，无法收到中共中央的指示；长征途中，他们千方百计寻求同中共中央的联系。1935年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25军驻地，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下发的文件和中央红军已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并告诉说有继续北上的动向。红25军立即决定迅速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

    7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由长安沣峪口出发，继续长征，经鄂县（今户县）、盩庢（今周至）、留坝、凤县、两当、秦安，于8月15日进抵静宁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地区。休整了2天，沿着西兰公路北侧向东前进，先后袭击了隆德城，越过六盘山，进占马莲铺。8月下旬，连降暴雨，泾水猛涨，红25军无法过河，遂东进到王村南渡，也是山洪暴发，水流遄急，当部队过去一半，后卫部队第223团被阻于北岸的四坡村。

    四坡村战斗后，红25军仍未打听到中央红军的消息。为了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决定立即北进，与陕甘红军会合，另图发展；绕过崇信，转而北进，经华亭、安口窑，由平凉东20千米渡过泾河，再次逼近平凉。由于红25军行动方向变幻莫测，搞得敌人晕头转向。马鸿宾既怕红军向西攻占平凉，更怕红军挥戈东进，直取其师部驻地西锋镇；还慑于瓦亭、马莲铺、四坡村的几次惨败，再也不敢主动进攻红军，只得消极防守，派部队远距离尾追。红25军乘机大踏步向北挺进，经庆阳翻源过河、日夜兼程，直抵合水县以西的板桥镇；继而沿陕甘边界无人区北进，于9月上旬顺利到达保安（今志丹县）的豹子川。由于政委吴焕先战死，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

    9月9日，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得知红25军已经到达豹子川，立即派陕甘边特委书记兼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前去看望和迎接。15日，红25军到达永坪镇；16日，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此时的陕北红军---刘志丹领导的红26、27军已经发展到7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多人。18日，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10月21日，徐海东指挥劳山战役，全歼张学良东北军第110师4个营，活捉团长高福源。战斗中，当他听到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击溃敌人3个骑兵团，俘虏700人，缴获战马1000匹，已经到达吴起镇的消息，顿时喜出望外，立即叫来手枪团的同志，让他们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去与中央红军联系。

    毛泽东拆开信一看，高兴极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总算找到落脚点了！徐海东同志啊，你能把部队带到陕北也不容易呀！毛泽东遥望蓝天，思绪万千：我们共产党的头头，几乎都到陕北来了。徐海东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赤匪”首领居然先跑到陕北！中国有了脊梁，民族有了精英，革命有了希望！

    毛泽东虽未见过徐海东，却对徐海东的经历及其对革命的贡献，早有所闻。他知道徐海东是湖北省大悟县人，1900年生于一个世代做窑工的家庭，做过多年窑工，从小就饱受剥削和压迫，尝尽人间苦难，对旧社会有着强烈的憎恨和反抗。1927年6月，徐海东任黄陂县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从13个人、1支手枪、14发子弹干起，很快发展为一支300多人的游击队，并参加了黄麻起义。从此，徐海东以英勇善战闻名于众，让敌人闻风丧胆。

    在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围剿时，蒋介石下令：“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仅徐海东的家族，就被杀了66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徐海东一家，除了他的妻子和3个参加红军的哥哥，其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甚至婴儿都被杀光。就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的飞机撒下的传单还许诺说：“凡击毙彭德怀、徐海东，投诚我军者，赏洋十万。”

    毛泽东看完徐海东的信，立即提笔，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写下一封回信，高度赞扬了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同志会合的意义，并预祝中央红军、25军、陕北红军的会师，将会给中国苏维埃运动带来更大的胜利！

徐海东.刘志丹     

5000银元

彭德怀.徐海东

    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下寺湾同红15军团会合，毛泽东、彭德怀与徐海东亲切握手会面。随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方面军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15军团，共1.1万人。

    两路红军会师后，红军转移到张村驿附近休整，徐海东看到中央红军历经远征，非常疲惫，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援他们，把经过教育改造好的东北军俘虏1000余人编成新兵团，交给中央红军，作为补充兵员；接着从红15军团每个连队抽出机枪三挺和部分弹药、医疗用品也交给了中央红军。

    有一天，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长杨至成来了，他带着毛泽东写的借条，找徐海东借2500元银元应急。徐海东把供给部长查国祯找来，问还有多少钱。当得知还有7000元银元，徐海东二话不说：“留下2000，其余5000全部送去。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中央。”

    5000个大洋，救了中央红军的命！

    【奠基直罗镇】

毛泽东.周恩来指挥彭德怀.林彪.徐海东奠基直罗镇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调张学良东北军5个师，董英斌57军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67军王以哲的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红军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

    为了粉碎敌人新的进攻，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制定战役计划，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
上旬，红1军团进至鄜县西北的秋林子和甘泉西南的老人仓地区；红15军团攻占了直罗镇以东的张村驿、东村等地。

    敌57军到达太白镇地区后，犹豫徘徊、停止不前达半个月。红一方面军决定加紧对甘泉之敌的围攻，以造成敌人判断失误，调动第57军东进。西北“剿总”果然上当，令第57军立即东进。11月17日，敌57军以1个师留守太白镇，主力则沿葫芦河向鄜县方向前进。19日，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到黑水寺地区，军部及另两个师进到张家湾地区。

    根据敌情发展，红一方面军决定主力集结待机，红15军团派一个营连夜平毁直罗镇东南端的土围子，防止敌人利用；以1个连担任警戒，节节抵抗，引诱敌人进入直罗镇。19日下午，红1军团也进至直罗镇地区。直罗镇是一个不满百户的小镇，三面环山，北边一条小河，东面山坡筑有土围子，一条东西大道穿镇而过，地形险要，利于设伏。

    20日，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在飞机掩护下，分3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16时进入直罗镇；敌军部及第106、111师则进至黑水寺地区。敌人到达直罗镇、黑水寺后，杀鸡宰羊，大吃大喝，疏于戒备。他们哪里知道自己已经完全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

    当夜，红1、红15军团分别由待机地域向直罗镇开进，并把进入直罗镇的敌109师包围。21日拂晓，红军突然向敌发起进攻。红1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红15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毛泽东的指挥所就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山坡上。他要求部队：这一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敌109师在红军突然打击下，从睡梦中惊醒，左冲右突，激战至14时，该敌大部被歼，师长牛元峰率残部500人，退入镇东南的土围内，固守待援。

    此时，东西两路国民党援军迫近直罗镇。红一方面军遂以少数兵力围困敌109师残部和阻击由鄜县西援的敌117师，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敌106、111师。该两师被阻击后，因惧怕被歼，于23日下午沿葫芦河西撤。

    红军冒雪跟踪追击，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歼敌106师1个团，余部退回太白镇。西援的敌117师遭红军阻击后，退回鄜县县城。被红军围困于直罗镇土围子的109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突围，红军立即发起追击，全歼残敌，师长牛元峰被击毙。

    看到雪中追敌的红军将士英勇冲锋，毛泽东哼下了气势恢宏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1月20日-24日的直罗镇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鄜县（今富县）直罗镇地区对国民党军发动的进攻战役。此役共歼敌1个师另1个团，击毙师长1个，俘虏5300余人，缴长短枪35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发。被俘人员经过教育释放回去，为红军以后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作用。战斗中，原红8军团政治委员黄甦不幸牺牲。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说，直罗镇战役“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瓦窑堡会议】

张闻天.毛泽东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

周恩来.毛泽东.博古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第三国际统一战线保卫苏联之指示，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瓦窑堡是陕北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位于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院内有砖窑5孔，坐西面东。第三孔窑洞不大，放着两张八仙桌和6个木条凳，小炕上放着一张小炕桌。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张浩（林育英）、李德等人。

    会议先由张浩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张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主要两个任务：一是要求中共中央在党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党派、团体、阶级、阶层、军队进行抗日；二是要求中共中央在党内正确处理同张国焘的关系，把南下的红四方面军调回来北上抗日。

    张浩（1897-1942），原名林祚培，字毓（育）英，1897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团风县回龙镇林家染铺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林仲丹（仲旦），由于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又曾先后化名为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志山、张开照、陈子贞、李福山（李复生）、李春生、张春山、张春生、林青山（林春山）、林武等。1922年2月，张浩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莫斯科留学；1925年5月回到上海，参与上海地委工作；1927年1月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官兼特务队队长；1928年4月受命去长沙重建湖南省委；1929年1月调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1930年4月任满洲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6月任省委书记；1932年2月任全国总工会常委；1933年1月赴欧洲，3月抵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7月25日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即启程回国，向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并带回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密码。张浩和党的早期杰出领导人林育南（1898-1931）是堂兄弟。他是在堂弟林育南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张浩还和林彪是堂兄弟关系，长林彪10岁。林彪是在张浩的直接带领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堂兄弟之间感情很好，张浩在林家排行第八，林彪等弟弟们都尊称他为“八哥”。

    12月25日，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27日，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国民党营垒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所以就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党的基本策略，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向反革命进攻；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唯一的出路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

    【东征太行山】

红军东征山西

    陕北，地瘠，人稀，物贫，难养数万大军。毛泽东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打土豪，筹给养，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的确，进山西打土豪，似乎有违人民渴望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但对既缺给养，又受围剿的红军来说，无以生存，何以抗日？况且，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可以试着打通中国与蒙古、苏联的通道，寻找抗日路线，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扩大红军，准备和积蓄对日作战的武装力量。经过毛泽东的说服，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

    这时，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以晋绥军 5个旅，布防于陕甘苏区东北面的吴堡、义合镇及其南北地区；以3个旅又1个团在黄河东岸黑峪口至禹门口地段筑堡守备，阻止红军东渡入晋；其余21个旅又1个团驻守太原、临汾、长治、大同等绥远境内。

    1936年1月中旬-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 1.3万兵马集结在永坪、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进行渡河作战准备。红1军团第1、2、4师和红15军团第81师从沟口地段渡河，速占留誉镇，向南发展，打通同红15军团联系；红15军团第75、78师从河口地段渡河，速占义牒镇，相机夺取石楼；方面军直属队随红15军团之后渡河。

    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东征作战命令。20日20时，东征战役开始。各军团突击队和先头团在预定的渡河点突破晋绥军防线，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并积极扩展渡河场，掩护主力部队渡河。至23日，红军全部控制辛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纵深35千米，横宽50余千米的地区。接着向东进攻，经石楼、隰县、关上村等战斗，至27日，共歼灭和击溃晋绥军5个团，俘1200余人，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的吕梁山区。

    此时，阎锡山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援，一面将进入陕西省的晋绥军4个旅撤回河东，共集中14个旅编成4个纵队，从3月4日开始，分别由中阳、汾阳、介休、隰县等地向红军反击。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分别在隰县石口镇和中阳县关上村牵制晋绥军第1、4纵队，集中两军团主力，于3月10日在孝义县兑九峪地区击溃晋绥军第2、3纵队计5个旅另1个团的反扑。此间，河西的红28军等部，乘晋绥军东撤之际，迅速进占宋家川、吴堡等地，收复部分被占苏区。

    3月中旬，晋绥军4个纵队再次向石楼方向反击。红一方面军鉴于晋南和晋西北国民党军兵力薄弱，决定以红1军团并指挥第81师主力为右路军，以红15军团主力为左路军，分别向南、向北发展进攻，扩大战果；以红15军团一部及红30军和山西游击队为中路军，在石楼、中阳、孝义、永和、隰县之间牵制晋绥军主力，支援左右两路军的行动。

    16日，右路军南下，至4月1日，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乡村，并攻占襄陵县城，破坏同蒲铁路（大同-风陵渡）150余千米，消灭国民党军和民团各一部，扩大红军3000余人，筹款7万余元。

    18日，左路军北上，至22日进至岔口镇。25日，派出1个团附骑兵连袭击晋祠镇，威胁太原。26日，向娄烦、岚县、兴县发展进攻，于31日在兴县以南曹家坡地区，歼灭晋绥军2个营又1个炮兵连，俘200余人。后转至白文镇附近，与3月31日由罗峪口东渡入晋的红28军会合。

    红军主力分兵南下、北上后，入晋的国民党“中央军”以3个师又3个旅分别集结在同蒲铁路南段和晋东南地区，阻止红军向晋东南发展；以5个师编成3个纵队协同晋绥军4个纵队向红军进攻；同时，蒋介石还强令驻陕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延川进攻，截断红军退路，企图围歼红军于晋西地区。

    3月29日，晋绥军占领了红军控制的黄河各渡口。在此情况下，红一方面军决定左右两路军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相机歼敌。

    4月4日，右路军开始西移，当进至河津地区时，因国民党军2个纵队向稷山逼近，随即北移；15日攻克吉县县城，全歼守城保卫团，俘县长以下300余人；接着夺占平渡关-清水关各渡口，主力进至大宁、蒲县、隰县地区。左路军于4月4日开始由康宁镇地区南下，在圪洞镇、金罗镇和师庄、三角庄地区三战皆捷，共歼灭晋绥军1个多团，俘700余人，14日进至大麦郊休整。随左路军行动的红28军，中途奉命转向黄河岸边攻击三交镇，军长刘志丹在战斗中牺牲。

    中旬，红军各部靠拢后，国民党军7个纵队从三交镇、中阳、孝义、灵石、临汾、新绛、河津之线，逐步向红军推进。红一方面军为避免不利决战，于5月2日-5日从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回师陕甘苏区的延长、延川、永坪地区。

    2月20日-5月5日，东征战役历时75天，共歼国民党军约 7个团，俘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在此期间，红军扩军8000余人，并在山西20余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苏区。

    【西征陕甘宁】

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彭雪枫.率部西征陕甘宁

    1936年5月5日，东征战役刚结束，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说明红军东征，本想借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却遇蒋氏、阎氏阻拦；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谁胜，都会损失中国的国防力量；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我们果断地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向南京政府、向全国海陆空军、向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请支持我们联蒋抗日！

    蒋介石无视共产党提出的停战议和倡议，不顾日寇侵略，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任命陈诚为总指挥，调集16个师又3个旅，准备发动“第六次围剿”，企图将红军一举消灭于陕北。于是，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汤恩伯的2个师，阎锡山的1个师又一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濨2个师，步步进逼根据地腹部；西部有马鸿逵、马鸿宾军；南部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

    为打破蒋介石的进剿，创建广阔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壮大抗日红军，中央决定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通道，向南策应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争取东北军及其他可能联合的友军；坚决进行陕甘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打击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晋绥军。

    据此，中央军委组建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红1军团、红15军团、红81师、骑兵团共一万余人，举行西征战役，向西开辟陕甘宁根据地，策应后续的长征红军；以红29军主力、红30军、陕北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阻扰蒋介石、阎锡山西渡黄河，阻止陕北、渭北敌军的进攻；红28军准备出陕南，协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74师，扩大鄂豫陕根据地，吸引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南下。

    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了西征命令：1.野战军第一步以夺取并赤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为目的，于5月19、20两日从现地出发，分两路西进，用7天行程到达新城堡、沙集、吴起镇之线集结；休息2天，红1军团完成环县、曲子、庆阳一带侦察，红15军团完成安边、定边侦察，准备攻占这两县城，红1军团攻占曲子及环县；2.红28军于5月25日前，完成一切南进准备工作，待命出动；3.红30军以迟滞晋敌西进为目的，5月18日由现地出发，取捷径，用5天行程进到宋家川附近活动，相机破坏敌人堡垒，并迫近河边游击，阻扰敌人渡河；4.红31军进入神府区域活动，以双成后方为目的，7天内完成一切准备，待命北上；5.红29军主力（两个团）仍由副军长谢嵩指挥，在韩城区域执行原任务，其另1个团应配合保安独立团及关中红军1个团（归肖军长统一指挥）于6月初开始活动于吴起镇与环县、曲子、庆阳之间，配合红1军团行动。命令还强调：在回民区不准住清真寺，不准吃猪肉，不准打回族土豪，不准在回族筹款。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彭德怀命令野战军分两路西进，直挺宁夏马家军。由于夜行晓宿，一路严密封锁消息，马家军对红军的行动毫无察觉。

    27日，右路军红15军团由徐海东带领，从新城堡集结区兵分两路，秘密进发。28日该军团右翼第73师向盘踞在宁条梁的马鸿逵新编7师一部展开猛烈攻击。由于守敌毫无察觉，无所准备，受此突如其来的打击，顿时乱作一团。73师乘势突入城内，一举歼灭守敌，占领了宁条梁。与此同时，左翼第75师，向盘踞在安边的新编7师另一部展开攻击。安边位于陕北西部，与宁夏、绥远为邻，北部紧靠古长城，西近定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马鸿逵以1个团的兵力防守此地。75师发起攻击后，守敌据险拼死顽抗。75师几次攻击，未能得手。为了不影响野战军的整个作战计划，徐海东果断命令78师接替75师，围困安边城，而后率军团主力继续西进。

    红15军团佯张进攻宁夏，调敌回援的计划果然奏效。马鸿逵见红军有“进攻宁夏”迹象，吓得惊慌失措，即令驻守庆阳的第35师经曲子、环县、洪德城紧急回援，将庆阳交东北军驻防。敌人上钩了，彭德怀声东击西，当即命令红1军团从吴起镇出发，向元城镇方向挺进，打击回援宁夏之敌。

    30日，左权率红1军团陆续到达元城镇地区。马鸿宾得知红军西征消息后，立即把下马关、庆阳、合水一带的防务交东北军何柱国部接替，企图把部队迅速撤向环县一带集结，确保通往宁夏与固原两地的退路。然红1军团已急至元城镇地区。3天后，前卫红2师到达曲子镇附近。曲子镇是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在甘肃东北部、泾河支流环江上游，邻接宁夏，城墙10多米高，是庆阳通往宁夏的要隘，也是红2师西征要夺取的第一个目标。当杨得志、肖华率人马进至城东2、3千米路的地方，便衣侦查员向肖华报告，马鸿宾105旅旅长冶成章带了300多名骑兵，由庆阳向宁夏巡逻，刚入曲子镇，正打尖喂马。杨得志立即下令红2团攻打曲子镇。红2团梁兴初当即率部包围了曲子镇，红5团为助攻。红2团选择的突破口是城的东南角。这里正好有十几幢房子，距一个碉堡30多米，只隔一条护城壕。

    下午2时开始攻城。红2团在猛烈的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很快地登上了堡子东南角的小碉堡。半个小时左右，就占领了东南城角及这一带街道。马家军被迫退到城西北角的一些居民区顽抗。随即双方又展开了巷战，白刃格斗，激烈异常。由于红2团轻敌，第一次攻城没有成功。是夜，红5团派了一个班趁夜色把西北城墙的碉堡全部摸下。红2团一个连也用掏房挖墙的办法，逼近马家军。一阵拼杀，马家军大部被歼，旅长冶成章腿部受伤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副旅长、副官等5人，骑兵团团副、特务连连长、副连长，以及排长、士兵数人被击毙。

    红1军团在曲子镇歼灭冶成章之际，马家军第35师103旅马玉麟率步骑兵3个团前往曲子镇救援。由于不知冶成章已惨败被俘，在离曲子镇2、3千米的阜城区，马玉麟与红4师相遇。红军师长李天佑率部迎战，并从两翼包围，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全部击溃了马玉麟103旅的206、209团和马培清的骑兵，俘营以下官兵1400余人，缴获枪炮千余件。旅长马玉麟和3个团长都只身逃回东北军驻守的下马关，收容残兵败将，继续溃退到固原。

    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从5月20日离开陕甘根据地，经过20多个日夜奋战，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大振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6月14日，红军3路大军又向各自的作战目标发起猛烈攻击，茫茫戈壁，马家军防不胜防。

    16日黄昏，红15军团78师乘敌不备，向定边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夜激战，3个团全部突入城内，歼灭马鸿逵部1个营和1个保安团，俘敌350余人，缴获战马180余匹；接着向西直逼盐池县城。19日夜，红78师向盐池城发起进攻。由于盐池城周围地形开阔，隐蔽条件很差，马家军依托高厚的城墙，以逸待劳，拼命顽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师长韩先楚见盐池城一时难以攻下，改成围而不打，决定天黑后再发起攻击。白天，各级指战员认真观察地形，232团位城北，担任主攻，233团位城南、234团位城东，均为佯攻。夜里战斗打响。红军从东南北三面向守城马家军发起猛攻。指战员在机枪掩护下，架云梯，勇攀登。北城墙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战士们跃上城墙，展开肉搏战。激战中，敌骑兵营长、县公安局长先后被红军击毙；县长见大势已去，慌忙跳下城墙向西逃去；逃不掉的马家军纷纷缴械投降。21日凌晨3时，红军完全占领了盐池城，歼敌千余人，缴马200匹、电台1部，还有大量枪支弹药、军需物资。

    与此同时，徐海东率红73师、75师经盐池县南部，直插豫旺县境。6月21日，红73师包围了下马关，占领了红城水。下马关是国民党豫旺县政府所在地，也像盐池城一样，由县长和骑兵营长共同守城。红军围城后，见土城高厚，工事坚固，决定围而不歼、围城打援。指战员一面向城内展开政治攻势，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红军北上抗日、回汉民族团结、优待俘虏等政策，瓦解敌军，泄其锐气；一面在县城周围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26日徐海东下达了攻城命令。红73师经过一夜攻打，冲入城内。县长被起义的壮丁打死，营长挖洞逃跑，马家军骑兵全部被俘，缴获枪支250多支、战马100多匹。

    接踵而至的是围困、攻打韦州城。马鸿逵接到告急电报，急派骑兵1、2、3、4团和保安处骑兵一大队，还有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驰援韦州，并向蒋介石告急。正当红军将要攻下韦州城时，马鸿逵和胡宗南的援兵赶到。红军主动撤围，退回红城水。马鸿逵令土匪偷袭红城水的消息，被红军侦察到。红军主动转移，诱敌深入。当两股土匪进占红城水北山后，红军回头迎击，歼匪200多人、战马200多匹。马鸿逵闻风丧胆，只好隔城对抗，再也不敢造次了。

    豫旺、下马关、王家团庄、半个城和海原关桥堡解放后，红15军团主力均住这一带。7月，彭德怀随总指挥部进驻豫旺堡。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月，共歼敌7个营，击溃3个团又5个营，俘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战马500匹，占领城镇10余座，在陕甘宁边界开辟了纵横各200余千米的新苏区。

    【埃德加.斯诺】

    红军打胜仗的消息，引起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兴趣。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埃德加.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红军领导人。7月11日，斯诺初访毛泽东。毛泽东向他谈起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谈起了自己的奋斗历程。斯诺也向毛泽东谈起了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谈起了他的记者生涯。交谈中，毛泽东得知，斯诺于1905年7月19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6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来到中国，在上海任《密勒支评论报》助理主编，以后又任《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9•18事变后曾访问东北、上海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在上海，斯洛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从而找到了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1932年圣诞节，斯诺与海伦在东京美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婚礼，后游日本、东南亚、中国沿海一带。1933年春天在北平安家，住在东城盔甲厂胡同13号。1934年初，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为教书方便，他在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购买了一处住宅，位置在今日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坐西朝东，有一个黑色铁栅栏门。这原是一位燕大出身的银行家的房子，中西合壁式，宽敞的院子里种有果树、竹子，还有一座小型游泳池。因为坐落在海淀台地之上，可以远眺颐和园和西山风景。斯诺夫妇非常喜欢燕京大学的美丽风光。在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的同时，斯诺担任美国《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毛泽东希望斯诺到前线去，直接采访红军广大指战员，向西方世界报道一个真实的中国。

埃德加.斯洛

 西行漫记

埃德加.斯洛

    8月，斯诺来到红军作战前线---甘肃豫旺访问彭德怀，问红军是怎么战胜上百万国民党军的。那天早晨，彭德怀坐在挂满地图的屋子里侃侃而谈，讲红军的战略战术，讲红军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还不时地从灰布军装口袋里摸出一张张纸条，在霞光中写着什么。斯诺接过纸条一看，每张纸条上都写着一条红军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一共11条。问这些纸条是怎么来的，答曰都是蒋介石送来的。原来，蒋介石常常派飞机袭击红军。有一次，飞机转了几个圈，没有扔炸弹，也没有扫射，却撒了不少白纸片。大家捡起来一看，上面印着蒋介石的通告：悬赏10万银元购买彭德怀的头！战士们气极了，把传单撕得粉碎。彭德怀却摸着刚剃过的头哈哈大笑：“从平江起义起，国民党就要买我这个脑壳，怎么今天还没买去？大家不要骂，我们正没纸用，蒋介石派飞机送来了，要谢谢他啦！”他果真下令，把传单收集起来，利用背面印上红军的抗日主张、红军的纪律，发给战士和百姓。后来，斯诺把字条故事发表出去了，人们才知道，蒋介石“万金沉沉去购头”，却成了“千里迢迢来送纸”！

    8月26日，斯诺在豫旺采访徐海东。红15军团指战员亲切称他斯诺为“红区调查员。”徐海东当时住在回族群众马广谦家。因为马家的房子不大，门框低，结果斯诺进屋采访时，头撞在门框上。徐海东笑着打趣道：“这门框太矮小，碰了先生的头，把它的上槛锯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马广谦听到这句话，真的把门槛给锯了。第二天看到没门槛的屋门，徐海东和斯诺被回族群众的朴实感动了。徐海东拿出笔写了一个纸条，大意是：马广谦热情支持抗日红军，为解决红军住宿问题，锯毁房屋门槛，革命胜利后，当地政府负责赔偿。这就是那个时代真挚的军民关系。斯诺在红15军团住了5天，用自带的电影摄影机拍摄了红15军团指战员训练、生活的镜头，还为徐海东拍了许多或军容威武，或笑容灿烂的照片。事后，斯诺看看那些出现在自己镜头中精神抖擞的士兵，不禁在日记里感叹：徐海东每天早晨四点就起来了。他精力充沛，工作仔细认真，他的部队强健、整洁、守纪律。徐海东看着这些照片，也常常想念斯诺，说斯诺是他唯一的美国朋友。

    斯诺在陕甘宁期间，还采访了周恩来、朱德、林彪、左权、聂荣臻、程子华等红军将领。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立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热情向北大、清华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照片，让国统区的青年们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看到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红军大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毛泽东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6年10月7日、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甘肃会宁青江驿、界石铺等地同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9日，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此时，由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历时一年半长征，三过草地，终于到达陕甘苏区。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甘肃静宁平铎镇与红一方面军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会面。22日红2军团在静宁将台堡、23日红6军团在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方面军结束长征，全军将士1万余人，历时近一年，也终于到达陕甘苏区。红军三大主力，冲破敌人千军万马，跨越自然千山万水，战胜了千难万险，走出了雪山草地，克服了党内分裂危机，终于实现了在陕北的胜利会师。

    谁都不会忘记，那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不断斗争的同时，强烈要求北上与党中央会合。张国焘眼见分裂活动不得人心，被迫取消非法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于是，红二、四方面军开始共同北上。两部过草地后，先后发起了岷（州）洮（州）战役和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控制了甘南广大地区，形成了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有利态势。党中央对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极为关怀，电讯往来不断，询问和指示两军的行动，并令红一方面军做好一切迎接工作；同时派两个特别支队南下，先后攻占了会宁城、隆德的将台堡等地，以迎接红二、四方面军。

    10月的西北，秋高气爽。古老的会宁城披上节日的盛装，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鲜艳的红旗在城头迎风飘扬。城内路上，为会师搭起的彩门格外引人注目。“来了！来了！”随着阵阵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红一、四方面军终于在会宁会师。整个会宁城沸腾了，处处是欢歌笑语，喜气洋洋。在两部举行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上，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把早已备好的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手套等赠给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两军战友含着激动的泪水，抛下肩上的背包，紧紧拥抱在一起，互致问候话语。掌声、笑声、欢呼声，像一阵阵春雷，响彻会宁上空。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速度。这支由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7月，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0月21-22日，红一、二方面军又在甘肃静宁将台堡会师。规模盛大的联欢会上，欢乐的气氛再一次弥漫在红军指战员的心头。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从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任务，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的阴谋破产了，证明了任何雪山草地般的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步伐，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长征精神！

    的确，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去结束。长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准备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精英。1935年10月，中央红军1、3军团抵达陕北吴起镇时，虽剩7、8千人；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8日同一方面军在会宁地区会师时，剩下3.3万人；红二方面军于同年10月22日至宁夏静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只剩1万多人；加上最先在陕北会师的红25、26、27军组成的红15军团7000余人，陕北已经有了6、7万红军！这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锤炼出来的红军队伍是中国的脊梁，是民族的精英！

    【山城堡战役】

林彪.毛泽东

毛泽东.朱德

毛泽东.周恩来

张国焘.毛泽东

    红军主力会师后，面临着新的危险和困难。首先是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蒋介石趁红军新到陕甘，立足未稳，急调260个团的兵力，企图一举将红军消灭。仅在红军会师的静宁、会宁地区，就集中了第1、3、37、67、新1军等5个军。当红军主力向海原、打拉池转移时，敌人分四路追击，一路是37军毛炳文部，一路是第3军王均部，两路同时由会宁出发，向靖远方向追击；一路是胡宗南部主力第1军的4个师，由静宁向海原追击，一路是东北军第67军何柱国部的骑兵师，由隆德向黑城镇方向追击。红军面临着被剿灭的危险。

    此外，自然环境也异常险恶。红军所处位置正是黄土高原最贫瘠的陕甘宁交界处，人口稀少，干旱少雨，物产不丰，数万红军拥挤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无法补充兵员，无法筹粮筹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打退敌人的追击，红军将被迫离开陕甘，东渡黄河。

    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决定迅速将红1军团集结于山城堡之南，红15军团集结于山城堡之北，待胡宗南先头旅深入山城堡时，南北夹击。而当时，中共党内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与张国焘的斗争并未完全结束。在三个方面军会师之前，党中央就提出了旨在消灭胡宗南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和西北局制定的《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但张国焘阳奉阴违，于9月20日擅自下令所属四方面军立即停止北上，折回西进。24日又令渡河先遣队向永靖前进，准备渡河，妄图造成事实，迫使中央就范。静会战役计划因张的阻扰和贻误战机而流产。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布置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意图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同心以南、环县以西消灭尾追之敌，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作为宁夏战役计划之第一步，中央决定首先实施海（原）打（拉池）战役，由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31军正面阻击尾追之敌王均部，红一方面军从其侧后进攻，将其消灭在打拉池一带。当时敌人追击很紧，红军退到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准备布置伏击追来之敌。张国涛表面答应，实际上他又令4军东撤，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静会、宁夏两役计划的落空，迫使红军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的大块土地。国民党军也从静宁、会宁追至陕甘根据地的大门口了。形势如此严峻，在“外有蒋介石强敌围剿，内有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情况下，党中央一直在捕捉战机，最后把歼敌的机会选在了山城堡。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集中主要兵力给胡宗南第1军以歼灭性打击；以一部兵力钳制第3、37军，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第67军和骑兵军积极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迟缓其前进。10月底，红军各部由打拉池、海原地区逐次向东转移。当敌人决心“围剿”红军于陕甘宁地区、且敌已孤军冒进时，中央军委于11月14日和15日接连向红军总部和前敌总指挥部下达指示，要求红军主力在山城堡地区集结全力，准备打一仗。15日，红军各部分别移至萌城、甜水堡、豫旺堡以东地区。此时，国民党军除第37军在黄河以西外，东北军前进比较迟缓，第3军进占同心城后停止前进，唯第1军紧紧尾追红军，进至豫旺地区。17日，第1军分3路前进：左路第1师第1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1师第2旅向萌城、甜水堡推进，右路第78师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其第43、97师位豫旺，为第2梯队。

    当日，红四方面军第4军、31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敌第1师第2旅，毙伤其600余人，并击落飞机1架。18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山城堡地区求歼孤军深入之敌78师。19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到山城堡部署作战：以红一方面军第1、15军团和第4、第31军集结于山城堡南北地区隐蔽待机；以红28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国民党军第1师第1旅；以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81师在洪德城、环县以西迟滞东北军；以红二方面军主力集结于洪德城以北地区为预备队。

    20日，国民党军第78师232旅及另1个团进占山城堡地区，孤立突出，翼侧暴露。21日下午，红军发起进攻。红15军团和红1军团第2师向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方向进攻，断其退路，其他各部红军向山城堡进逼。是日黄昏，红1军团第1、4师和红31军一部，乘敌232旅变换阵地之机，从南、东、北3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国民党军第78师1个多旅。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 1师第1旅。敌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此役歼敌1个多旅，溃敌1个旅，俘虏600人，缴枪600支，击落敌机1架，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23日，在山城堡举行3个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庆功大会。会上，朱德总司令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给追击的胡宗南部队以决定性的打击，标志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结束！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红军办大学】

毛泽东和红军高级将领

 红军大学教材

聂荣臻等红军高级将领

    早在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等在东征归途中，于黄河西岸延长县交口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决定了创办红军大学，为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培养干部。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中梁山闾家大院建立。主要干部由毛泽东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当时红二、红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红军大学的领导班子是：校长林彪，政委毛泽东兼任，校党总支书记莫文骅，教育长罗瑞卿，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至成。

    第一期学员共1038名，来自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分三个科：高级科、上级科、普通科，也称一、二、三科。高级科、上级科，学制8个月，普通科，学制6个月。其中一科学员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38人，包括：罗荣桓(兼一科政委)、罗瑞卿、陈光（兼一科科长）、彭雪枫、陈士矩、谭政、苏振华、杨成武、莫文骅、赵尔陆、刘亚楼、杨立三、张爱萍、王平、彭加伦、耿飙、肖文玖、贺晋年、谭冠三、李涛、周文龙、符竹庭、刘鹏、周建屏、刘惠农、杜理卿（即许建国）、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郭述申、黄永胜、张纯清（即张文彬）、邓富连（即邓飞）、吴富善、罗保连、童小鹏，以及朝鲜的武亭、越南的洪水等。二科设2个队，分别训练红军营、连干部，共225人，科长周士第；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成立三科，设6个队，主要是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共800人，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6月21日，瓦窑堡遭敌袭击。7月红军大学一期的一科、二科随中央迁往保安县。保安校舍是学员自己动手挖的窑洞，三科迁驻甘肃环县木钵寺。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的1936年12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的高级科、上级科到达保安县，并入了红大的一科、二科；其他人员到达环县并入了红大三科。这时，红大一科、二科也称红大一分校；三科称红大二分校。红大第一期学员称为红大一期。一期尚未毕业，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东北军于1936年12月15日让出了延安城。1937年1月21日红大一期迁入延安。前一天，红大第二期在延安开学。从二期开始，红军大学对社会青年公开招生。

    二期设四个大队，学员1362人，加上驻甘肃庆阳的抗大步校1400余人，共2700余人。二期的1队、2队为红军的军师团级干部，学员有陈赓、罗炳辉、杨得志等。3至8队是红军的连、营干部，共753人。9至14队为青年学生，共609人，编为四大队，大队长聂荣臻、政委董必武。1937年3月，驻甘肃环县的红大三科迁到甘肃庆阳城内，改称抗大步兵学校，又称庆阳步兵学校、教导师。4月，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红大二期改称抗大二期，增设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未到任），刘亚楼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红大毕业生很快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骨干。

    红军大学学员的生活、学习完全是军事化的。每个学员不论官职高低，都过着战士的生活，包括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都是人手一支步枪。早操后，一天要上6个小时的课，晚上接着班组讨论或个人复习。红大学员积极参加以革命斗争为轴心的社会活动，听报告，谈体会，参加扩军、查田、选举、春耕秋收、慰劳祝捷、募捐援助白区的斗争等。在物质十分匮乏的条件下，学员们没有桌子、板凳，石头就是板凳，自己的膝盖就是桌子；学习文化没有纸笔，就用木棍在铺平的沙子上写字。除学习外，业余生活也很丰富，打球、下棋等。他们勇于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修理书桌和各种学习用具，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学校的军人书店、军人合作社、畜牧场、碾坊、园圃等，来改善自己的学习、生活条件。生活虽然艰苦，学习虽然紧张，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调节了学员们的情绪，使红大校园里弥漫着乐观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十分重视红军大学的工作，对其充满关怀和希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都到红军大学给学员作过报告或讲过课。

    【红大讲战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目录 

毛泽东演讲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篇讲稿的主要内容：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又分为四个小节，分别是1.战争规律是发展的；2.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3.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4.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毛泽东在这一章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明：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同时，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讲稿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关系。“中国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他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三章（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分为三个小节，分别是1.了解中国革命特点问题的重要性；2.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3.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在第四章（“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中，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经验，号召红军将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干中学，学中干，不断反思，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努力掌握克敌制胜的法宝。

    第五章（战略防御）分为：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九个小节。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他讲道：“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他指出，在过去的战争中，我们就是犯了消极防御的错误。

    毛泽东对他的军事思想作了这样的阐述：“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以一当十和以十当一的辩证法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原则的本质和根本法则。于是，产生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集中兵力，诱敌深入”等等军事原则、战略战术。概括地说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游击战原则；“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是运动战的原则。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的基本内容。这些军事原则，都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即红军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的正确军事原则。

    在红军大学讲课，毛泽东就是这样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地阐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问题。全文已写五章，如按原计划，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等章节。可是，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未能写完。这部著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毛泽东说：“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1935-1938年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再后来又改名为中共中央党校）先后演讲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12.27.》《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5.8.》《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5.8.》《实践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1937.7.》《矛盾论1937.8.》《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7.23.》《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8.25.》《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5.》《论持久战1938.5.》《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11.》《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11.6.》。

    每个红军将领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心中明亮了许多。他们信心百倍地奔赴抗日前线，不断开辟和壮大抗日民主根据地。

    毛泽东就是这样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培养了成千上万干部，输送到抗日最前线，输送到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壮大八路军、新四军队伍，不断开辟和壮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淹没日本侵略军。

    【军政大学歌】

    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为激励学员努力学习，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11月，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凯丰受领任务后兴奋不已，夜不能寐。他根据党中央赋予抗大的任务，望着一群群热血青年感慨万端：自抗大创办后，除来自红军部队和抗日前线的将士外，还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之士，他们放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从海内外汇集于宝塔山下，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民族救亡之道。这些爱国知识青年中，有著名专家学者艾思奇、任白戈等；有表演艺术家吕班、田芳、孙维世等；有作曲家贺绿汀、郑律成等；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傅作义的弟弟傅作良。朱德总司令也把自己的儿子朱琦送到抗大学习。其中还有国际友好人士朝鲜人武亭、越南人洪水等。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在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的熏陶下，白天苦练杀敌技能，晚上伏案苦读。抗大创办9年多，共培训10多万军政干部。一幕幕感人情景让凯丰心潮澎湃。很快，他将从心灵深处流淌出的歌词交给了年仅27岁的青年作曲家吕骥。11月10日，吕骥反复吟诵着歌词，心如潮涌，一串串音符挟着强烈的感情喷涌而出，仅用一个下午的时间，他便完成了谱曲任务。吕骥当场唱给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等领导听：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听完校歌，罗瑞卿激动地说：“我听过不少校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首歌。”从此，《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从校园传遍延安，飞越万水千山，唱遍抗日前线。

    ***红军会师：1935年9月16日，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师于陕西永坪镇，组成红15军团；11月初，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会师于陕西下寺湾，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1936年10月7日、8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静宁。至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准备了民族脊梁和中华精英。

    ***王明回国：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国内。他的使命两个，一是解决好与蒋介石的合作问题，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二是解决好与张国焘的关系问题，加强党内团结，壮大红军队伍。核心是要形成斯大林的战略预期，结成世界反法西斯阵线，通过中国牵制日本，阻止日本从中国东北进攻苏联。

    第二节  西安事变

    松花江上.北平学生.粤桂国军.红军队伍.三位一体.爱国请愿.
    力主抗日.对蒋兵谏.和平解决.陕西驴子.统一战线.王明回国.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在西安拘捕蒋介石，逼蒋抗日。

松花江上         张学良          蒋介石.宋美龄             

杨虎城         松花江上

    【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东北军一路退却，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东北军被蒋介石调至陕西、甘肃一带，围剿红军，致使东北军的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大量的东北学生也流亡到西安。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心头郁结的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于是，在东北军士兵和东北流亡学生中，酝酿着思念沦陷的故土、思念家乡父老的情绪，萌发抗日救亡、打回东北老家的思想。正在西安二中教书的张寒晖老师，天天都能见到这种流浪、徘徊的惨景，耳鼓充满嗟叹、痛苦的呼声。他拿起笔来作词写曲，谱写了一支感人肺腑的九.一八悲歌《松花江上》。歌曲饱含着热泪哭泣的音调，唱出了中国人民悲愤交加的声腔。

    张寒晖说：“我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哭儿子的那种哭声，变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他教给学生唱，教给群众唱，然后带领他们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数万官兵听后落泪。歌声由此迅速唱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歌词开头部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诉说了家乡的美丽富饶和丰富资源。第二部分“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整夜在关内流浪。”概括地描述了国土沦丧后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尤其第三部分是歌曲的高潮。“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那撕心裂肺的旋律，无限感慨地向故乡的亲人发出呼唤，抒发着中国人民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渴望。

    当时，这首歌曲没有出版，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控诉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山河的上空，在海外华侨的心灵，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北平学生】

12.9游行示威 

12.9北京大学游行示威

12.9清华大学游行示威

12.9鼓动爱国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率兵撤出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3日，山海关失守。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

    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运动前夕，燕大教师、美国记者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的家成为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

    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学生们沿着大街小巷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一起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举行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在会上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一二.九”运动后，北京的爱国学生在斯诺家花园地下，埋藏了许多被日军查禁的进步书刊，甚至还在他家中设置了一部秘密电台。斯诺除了忙于新闻采访，报道中日战况，每天还要为众多避难者的吃饭问题奔忙。当时，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都保持中立态度。日军对在北平的欧美等国人士还没敢公然侵犯。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就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粤桂国军】

陈济棠 

 广州

桂林

李宗仁

    1936年5月13日凌晨，蒋介石电邀南粤王陈济棠之兄陈维周赴南京。14日，蒋介石对陈维周说：“中央将对桂系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陈济棠知道后，觉得蒋介石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如今，粤桂相依为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若垮，唇亡齿寒，我广东陈济棠也就为祸不远了。5月底，陈济棠、李宗仁与广州的反蒋人士及军官齐聚学校大礼堂。礼堂里灯火通明，礼堂上方放置一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各军官坐于台下。陈济棠身穿长袍，走到台上，依次唱名，各军官逐一起立、宣誓：拥护陈总司令，抗日反蒋，如违誓言，必遭天谴！誓毕，陈济棠手执木剑，站在假人面前，向“蒋介石”连劈三剑，众军官跟着连劈三剑。

    6月1日，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2日，他俩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

    然而不久，广东的国军将领、飞行员们，在蒋介石的诱惑下，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和平！两广事变没动干戈，蒋介石就平静地解决了。实力强大的粤桂两大军团投诚，让蒋介石的声望更加提高。

    粤军叛方将领的表现使蒋介石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他坚信“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正确无疑的。于是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东北军调离。

    两广事件的爆发，毛泽东对西南军事将领的行动大加赞赏，认为大好时机已来，决定利用此事件提早发动西北新国防政府。6月16日，毛泽东兴奋地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说：“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局面，西北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中共中央电令川康地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配合：“时局已有新变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已有迅速组织的必要，我们将以西北的发动来配合两广的行动。”7月2日，洛甫张闻天致电王明：“西南发动已20余日，华北韩复榘、宋哲元蕴酿响应，已发出双方不得内战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约张学良共同举事。”

    未料两广事件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筹组西北大联合的信心动摇。8月潘汉年、张文彬带去中共中央的信件，要求东北军立即配合红军发动有利局面。张学良、杨虎城一度称病拒见。21日，潘汉年劝张学良：“如蒋坚持剿共，就不会原谅张之联共，到时反蒋不成，东北军就成了俎上肉。”张学良听了为其所动。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

    此外，晋绥军傅作义反对日本主张的“蒙古自治”，11月，他率部抵抗关东军指使的王英“大汉义军”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夺回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地，肃清绥远境内的亲日军队，挫败日军入侵绥远的企图。绥远抗战再次激起抗日热情，影响极大。张学良据此判断绥远抗战的规模将扩大，数次向蒋介石提出，10余万东北军愿北上绥远、增援友军，被蒋驳回，蒋介石坚持要他剿共。迫不得已，张学良以“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为由，向蒋介石要挟，再次提出北上抗日的强烈愿望，但再被蒋介石拒绝。

    【红军队伍】

1936年春红2师杨得志.肖华.杨勇.陈赓西征甘肃

    早在红25军离开根据地，就一路与杨虎城的西北军打仗。红军的每次胜利使得杨虎城的“围剿”难以进行下去，他让冯钦哉和孙蔚如的两个师紧紧地把住汉中和关中，不让红军吃掉；而在商洛，只得默认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进入这里打红25军。

    进入陕南，当地人看到红25军官兵一致、军政一致，都夸：“徐海东，爱百姓，不派款，不抓丁；打土豪，斗恶绅，分田地，给穷人。”“马啃庄稼要赔偿，人走地边不踩青，这样的队伍世间少，不愁陕南不变红。”

    有一次，在商南县平房村，有一家兄弟4人都要求参加红军，徐海东出面劝说：“你们兄弟4个都离开家，家中老人的生活怎么过？还是留下两个吧。”还有一次，追赶红25军的陕军---警2旅到了镇安的西沟口，陕军团长问客店老板，红军怎样，老板正好头一天接待的是红军的“七仙女”。他告诉团长，她们打地铺，吃自带的干粮，连店里的柴火和锅灶都没有用。西北军的官兵不禁感到惭愧和敬佩。红军就是这样得到民心的。

    徐海东经常对俘虏进行教育，收编他们中的进步分子加入红军。他给俘虏讲话谈心，组织会餐和演戏，看望伤兵，教育他们穷人不能打穷人。他用红25军政治部印发的《告国民党士兵书》，教育杨虎城的士兵懂得，红军是保障中国统一、独立、自由的军队，是为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增加工资而战的军队，红军家属可以廉价买货、免费医病、免费读书。徐海东朴实的话语最感人，深深地震撼着西北军的官兵。

    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组建红15军团，经常与东北军作战，并且战而胜之，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因此15军团武器装备精良，许多连队派发了9挺轻重机枪。战士们也衣着整齐，身穿黑布军装，腰跨九龙袋，身后背大刀，排成四路纵队，司号连吹着号，宣传队的孩子跳着舞，军容非常威风。陕北很多人感叹红15军团的装备比阎锡山的晋绥军还要好。

    有一天，东北军何立中部一个团在行军过程中，居然被陕北老乡误认为是红军，送水送饭，加以热烈的欢迎。张学良闻讯，终于明白东北军对红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有一回，张学良在渭水边散步，遥望秦川大地，对身边的侍从万毅说：“将来在这里建东北新村，让我们流落关内的东北军官兵在这里安家落户。”万毅恳切地说：“副司令，干嘛在这地穷人穷的地方安家，咱们东北沃野千里，哪个地方不比这里强？”张学良无言以对。经过与红军的多次战斗，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以及士兵都不喜欢再内战下去了，他们想的是抗日。

    红1军团在固原县的七营川与东北军何柱国部激战中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兄弟们，掉转枪口，打死卖国贼蒋介石！”“打回东北去，赶走日本佬！”谁知，他们竟然不听。杨得志、肖华率红2师三面反击，一举消灭4个骑兵连，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对俘虏过来的官兵，待之以礼，给他们讲清必须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道理，揭露蒋介石借红军之手消灭东北军的阴谋。大部分被俘官兵接受团结抗日的主张，被红军的宽大行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纷纷介绍东北军广大官兵，这几年来渴望国内和平、要求打回东北的心情，有的直接要求参加红军。红2师把缴获的300多支步枪和一些马匹、行李交还他们，列队欢送他们回去。许多人依依不舍地说：“今后我们再和红军打仗，就不是中国人！”

    从此，红1军团与东北军在数百里的战线上，白天，碉堡对峙，阵地上鸦雀无声；晚上，红军堡垒中传出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接着东北军堡垒中也传出了“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红军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就唱“打回老家去”，唱到辛酸处，双方都能听到呜咽声；唱到愤怒处，可以听到激昂的咒骂。渐渐熟悉了，两军不断互相见面，开战地联欢会。朱瑞还代表红2师与东北军的一个师长签订了停战协定。

    【三位一体】

李克农       周恩来        张学良       杨虎城

    还在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两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29日，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6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把重点放在首先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身上。毛泽东亲自给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51军军长兼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写信，同时又与周恩来一道联名给张学良写信，建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以后，中共与东北军开始了包括周恩来、张学良在内的高层接触和谈判。同时，毛泽东又派汪锋将亲笔信送交杨虎城。

    1月，张学良派人与红军进行和谈。中旬的一个晚上，成为俘虏的东北军一个团长高福源，从瓦窑堡来到东北军洛川驻地，面见张学良的心腹大将王以哲，要求向张学良面陈机密要事。正为“剿共”损兵折将、付出惨重代价而无计可施的张学良，接到王以哲的密电后，第二天一早就亲自驾驶他的座机，从西安飞赴洛川。为了考察高福源是否靠得住，张学良一见面就拍桌子大骂：“高福源！你好大的胆，当了俘虏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高福源没料到张学良这样对待他，心一横，慷慨陈词：“张副司令，枪毙我如同踩死一只蚂蚁，无足轻重；可你难道忘了，先大帅被日本军炸死，东北的大好河山被日本鬼子强占，3000万同胞成为亡国奴。现在人家共产党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你有何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何理由骂人家是土匪？我们东北军再打内战就快要完蛋了，还有什么理由去打人家？”张学良听了，马上拉着高福源的手说：“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和真情。来！坐下来，咱们好好谈吧。”一阵深谈，张学良让高福源立即返回瓦窑堡，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商谈。

    2月21日，李克农应邀赴洛川会见张学良，张学良又希望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

    4月8日，周恩来、李克农一行从保安抵达延安东北的川口。因为风雪交加，电讯中断，9日张学良自己驾着飞机，带了67军军长王以哲、中共联络员刘鼎、警卫2 营营长孙铭九飞到延安。当晚8时，周恩来等进入延安城，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张学良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能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加上周围朋友对我的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的透彻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张学良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周恩来说：以往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据他的观察，蒋可能抗日。若共产党在外边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周恩来表示要回去报告中央，再作答复。张学良要求共产党派代表常驻他那里，并希望共产党给他输送干部。

    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如何联合抗日？东北军与红军如何双方停战、通商？如何联合苏联抗日、打败日本侵略军？周恩来就这些问题，与张学良进行了具体的商讨。双方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讨论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协定。会谈中他们还口头同意：红军赴莫斯科的代表由新疆去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互派常驻代表；互相通商，采办普通货物，由共方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东北军代购，子弹可由东北军供给。张学良特意对周恩来说：“在没有公开表示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进攻苏区的命令，67军准备进驻延安以北。”周恩来答应了。张学良又说：“红军主力去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为时太早，最好出绥远靠外蒙，如红军坚决东进，我可以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扰。”周恩来表示感谢。

    这次会谈，双方都很满意。张学良先拿出2万元私房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又送了20万元法币。正是这次周张会谈，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他们俩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飞抵延安与周恩来共商抗日.图为延安的会谈地点.

    10日晨4时，会谈结束。临行前，张学良赠送《申报》60周年纪念大地图一册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对毛泽东说：“徐海东率红15军团多次击败了东北军和陕军，一批批被释放的俘虏，将红军的政治影响传播开来。而榆林桥这个攻坚战的胜利和高福源的现身说法，使张学良和杨虎城彻底明白，蒋介石所鼓吹的碉堡战术，并不是红军的对手，红军愿与东北军和陕军合作，并非是一种示弱，而是民族大义的表现。”

    此后，叶剑英秘密到西安作中共代表。张学良把叶剑英安排在孙铭九家里住。1936年7月，在与中共约定西北割据的背景下，由中共联络员刘鼎建议、中共刘澜波策划推动，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成立一个专门效忠于他个人的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亲任主席，孙铭九任行动部长，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材料，准备将各级军官换上自己人。他创立抗日学兵队，查抄西安中国国民党党部，印刷散发抗日小册子，抗日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专门负责给张学良提供抗日意见和理论研讨材料。张学良的许多抗日口号，都是出自他的手。他编写的《抗日理论与实际》小册子，中共联络员刘鼎赞赏不已，带了许多去苏区。

    这年夏天，中共与西北军的统一战线也建立起来了。至此，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陕甘基本上形成了统战的“三位一体”局面。此间，毛泽东派刘少奇赴天津任党的北方局书记，请著名爱国人士朱蕴山到山西做阎锡山的工作。后来又由北方局指派薄一波、杨献珍等人到太原专做公开、合法的统战工作，促使阎锡山与中共建立起特殊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接着毛泽东致函宋庆龄，请她利用她的特殊身份，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蒋介石听不进劝言，仍旧加紧调兵遣将，围剿陕北红军。

    10-11月，胡宗南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率领中央军第1军孤军冒进。与此同时，张学良估计胡宗南定会不顾一切急追红军，便派心腹王以哲，统率与胡宗南协同作战的东北军第67军和骑兵军。王以哲深知张学良之意，故意拖延进军速度。一起协同作战的中央军第3军，也不敢冒进，在进占同心城后，停止前进。而胡宗南则抛开友军，孤军深入。这正中红军渴望打一场大胜仗的愿望。

    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敌1师第2旅；21日下午，红1军团第1师、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从南、东、北3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中央军第78师1个多旅。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敌1师第1旅。至此，胡宗南第1军受到重挫，停止进军，开始西撤。山城堡战役暂时滞缓了蒋介石的剿共战略。张学良向毛泽东建议，胡宗南只是一个“血性军人”，对其应以和平统战为主，不要因为内战而造成更多内耗。此役增强了张学良联共的信心，他向毛泽东重提“反蒋抗日”的计划，态度从低调秘密联共开始转向高调公开联共。

    毛泽东于是给张学良致秘密信函。信函由毛泽东、彭德怀以红军领导人的身份共同署名。信中赞扬了张学良对抗日救国的始终不懈，继而提议双方合作，执干戈以卫社稷。红军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的一系列胜利，使得屡打败仗的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认识到，不与红军联合抗日是不行的。面对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停战对峙局面，蒋介石决定亲自前往西安坐镇，督战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

毛泽东给张学良的密信                   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密信

    【爱国请愿】

九.一八事变 

全国人民要求抗日

中国人受辱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城里闹起了学潮，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鼓动下，爱国学生和东北军把抗日口号喊得响彻云霄，逼蒋介石“立即抗日”、“打回东北去”，他们高喊“谁不抗日，谁就是汉奸卖国贼”！爱国青年前去临潼请愿。行至十里铺，张学良驱车赶来，劝导学生不要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悲凉凄惨的歌声令人断肠。张学良听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张学良怎么不会抗日呢？他永远记得，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即张学良的父亲，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孔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随车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急救，当日不治身亡。虽然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成为统治东三省的“东北王”，但在1927年 4月，日本田中义一刚上台，就向张作霖强索满蒙铁路权，张作霖坚决反对。那年 6月18日张作霖于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张作霖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日本内阁不能容忍，关东军断定中国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5月，北伐军直逼京津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奉系军阀政权岌岌可危，但仍想从其手中捞到最大限度的好处。于是，一面支持张作霖，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威逼张作霖及早退回东北，企图利用张作霖这个工具，使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当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驻华公使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值此，日本看到张作霖这个工具不能完全为它所用，决意除掉。6月，张作霖抵挡不住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伐，只得通电求和，被迫放弃北京，回东北老家，准备由北京乘火车退往沈阳。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原本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时被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回沈阳急救，上午9时30分不治而亡。

    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为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威逼张学良在东北“独立”，借向张作霖吊丧之机，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并声称，日本政府对于东北易帜一事，要一路干涉到底。同一天，日军在沈阳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向张学良再三示威。张学良肩负国耻家仇，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毅然于1928年底发表通电，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从1929到1931年夏，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情报，拟定各种方案，积极为侵略东北做准备。1931年4月，原驻日本寒冷地区仙台的第2师团轮驻辽阳；为对付沈阳坚固的城墙，日本又从东京调运两门24厘米榴弹炮，配属日军驻沈阳第29联队兵营，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7月，又从本土增派一个师到朝鲜，准备随时渡过鸭绿江参战。同时，日本还将熟悉中国情况、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的本庄繁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将一直从事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调任作战部长；另将“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绰号叫“日本之脑”的石原莞尔以及坂垣征四郎等人调至关东军参谋部任职。此间，日本还施展调虎离山计，策动阎锡山与汉奸石友三等人挑起反对张学良的战争，将介入1930年中原大战的东北军主力继续吸引在关内，致使东北兵力空虚。至此，日军在东北的准备基本就绪，只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却反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凌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7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2万人，东北军有16.5万人，关内还有近10万人。而张学良为防事态扩大，却下令不准抵抗，不战而退。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使日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忆及往事，张学良心想：“日军炸我父亲，逼我学良，图谋东北。在日军贪得无厌的进攻面前，中国人再也不能胆怯了，再也没有退却了。哪怕鱼死网破，我张学良也要破釜沉舟！”于是，张学良对请愿的学生一再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会用事实答复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