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主抗日】

    1936年8月29日，国民党中统特工逮捕了张学良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事后电请蒋介石亲往西安调处。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进剿红军，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介石拒绝，两人大吵。29日，蒋介石秘密接见杨虎城，询问西安社会形势稳不稳，杨虎城称，赴西安安全无问题。当天蒋介石乘专列由临潼赴洛阳。张学良飞洛阳为蒋介石祝寿（10月31日，50大寿），劝蒋联共抗日，又遭蒋介石拒绝。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仍遭拒绝。12月2日，张学良又飞抵洛阳面见蒋介石，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并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形势难撑，再三请求蒋介石前往训话。蒋介石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西安，即调30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觐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遭蒋介石一再拒绝。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

    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不断地高唱《松花江上》，感动了在场东北军的所有将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介石抗日，两人再次大吵。盛怒之下，他于当晚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谏。

    前些天，张学良命令骑兵师长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白凤翔，幼年家贫，10岁左右即随父耕牧。十七八岁只身赶驮子往返蒙古旗贩盐。青年时期，为生活所迫沦为土匪，活动于赤峰、围扬一带。1928年投靠张学良部，所部改编为骑兵第6旅，任旅长。1930年随张学良入关驻防保定。1934年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白凤翔开往河南省息县，改为骑6师，任师长。同年夏赴庐山受训，结业时蒋介石赠他大量金钱，想离间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他不为所动。1935年张学良任西北剿匪军副总司令。白凤翔随部开往陕西乾县，改编为骑兵军106师，仍任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以堂兄刘多荃为掩护，在东北军中活动,。白凤翔在与刘澜波的接触中，知道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派师参谋长与红军代表朱瑞在固原县杨郎镇密签局部停战协议。现在张学良要派遣我白凤翔与孙铭九、刘桂五，率部冲进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白凤翔深感责任重大。

    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剿共”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载：“今日汉卿（张学良）形色急遽，精神恍惚，甚觉有异。此殆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今日已闻余训黎天才（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之言而不安欤？”晚间，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的剿共任务。

    蒋介石听不进劝言，仍加紧调兵遣将，围剿陕北红军。张杨对蒋一再苦谏无效，被逼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3时，张学良致电毛泽东，正扣留蒋介石及其多名高级将领。

    【对蒋兵谏】

刘桂五

 张学良

杨成武

白凤翔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日子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介石；十七路军扣留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邵力子、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及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

    而早在8日14时许，张学良就把刘桂五叫去，严肃地对他说：“今天给你一个重要任务，让你去刺杨虎城，你敢去吗?”刘桂五说：“敢去！”张学良盯着刘桂五的脸色，并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胸膛，发现他异常平静。这时，张学良起身说：“我领你去。”刘桂五说：“你不要去，多危险！”张学良说：“我不去，你见不着他，马上走吧。”张学良亲自开车，刘桂五坐在他身旁，车穿过中山门，向东郊直驶而去。刘桂五不解地问：“不是说去绥靖公署吗？怎么向远处开？”张学良将车减速，低声对刘桂五说：“我不是要你去刺杨虎城，他是我们风雨同舟的弟兄，我是领你去刺蒋介石，你敢去吗？”刘桂五说：“敢去！”张学良看到刘桂五仍然面不改色，对他说：“不是要刺，而是要活捉他，请他不要打内战了，要枪口对外，收复失地，我们要打回咱东北老家去。”

    刘桂五说：“这很好，但我没见过蒋介石，不认识，怎么办？”张学良说：“今天我就是要领你去见蒋介石，认识一下，先熟悉一下情况。”在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向蒋介石介绍说：“这是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部下、第18团团长刘桂五。他作战勇猛，很有战绩，是猛将。”蒋介石高兴地伸出手，握手命坐。少倾，张学良趁机出外散步。当蒋介石问起家世情况时，刘桂五说，他想回东北老家打游击，进行抗日。蒋介石对刘桂五夸奖了一番，并说：“你如需要枪炮弹药、军需等等，来电说明，当即拨给。”临别前，蒋介石把张学良和刘桂五送出大厅门口，握手而别。

    刘桂五，1902年出生于热河省凌南县八家子村，从小善骑射。曾为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部下，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毕业，后编入东北军，任骑兵旅连长、白凤翔骑兵第6师团长等职。他投身军旅后，历任排长、连长、团长。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义愤填膺的他，立即请缨上阵。1936年12月8日，张学良召刘桂五商讨捉蒋事宜，决定由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卫队2营营长孙铭久和18团团长刘桂五共同担负捉蒋重任。因为他和白凤翔都有为匪经历，善于“掏老窑”，因此，张学良命令他所带的团在西安事变中，直接负责攻击蒋介石侍卫警戒的二道门和五间厅。

    见过蒋介石，张学良又引领刘桂五到贵妃池及其他处瞭望观察，然后，一同乘车返回官邸。两日后，白凤翔也于10日见到蒋介石。东北军参与擒蒋行动的有：担负全面指挥的刘多荃，105师2旅旅长唐君尧，骑6师师长白凤翔、18团团长刘桂五，张学良的卫队第2营营长孙铭九，以及第7连连长张万山和全连官兵。另外还有负责外围指挥的129师师长周福成，这是为了防止蒋介石的卫队突围，并在必要时支援内线。

    11日夜10时左右，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奉命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对他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张学良已意识到“兵谏”之举倘若失败，后果将会如何。他对孙铭九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就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孙铭九也意识到此行也许有去无回。他在出发前，回家向妻子刘静坤告别，还匆匆写了一张遗嘱式的纸条，放在军装上衣右边的口袋里。

    午夜，东北军、西北军展开了联合行动：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前往临潼扣蒋，杨虎城的西北军负责扣押蒋介石在西安城内的军政大员。一切布置停当后，张学良把这一重要消息告诉了秘书刘鼎，孙铭九则和白凤翔、刘桂五朝临潼进发了。他们所率的东北军士兵，当时并不知道行动的真相，长官们只对士兵们诈称：副司令张学良被扣押在华清池，赶快前去营救，要活捉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扣了张学良，只有扣了蒋介石才能救张学良!事先摸清的蒋介石卫队兵力是：院内，约80人；院外，禹王庙附近，有宪兵70人左右。王玉瓒率领的1营，负责解决禹王庙的宪兵。孙铭九手下的连长王协一，率50人乘一辆卡车，首先出现在华清池大门前。门卫拦车开枪，王协一指挥兵士下车还击。双方激烈枪战。这时，张学良的警卫2营营长、时年26岁的孙鸣九上尉，率领10辆满载士兵的汽车，开到蒋介石所在的临潼官邸，逮捕蒋介石。

    12日凌晨5时半，蒋介石在床上做完运动，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即命令侍卫去看个究竟。侍卫去了未归，前院枪声正紧。蒋介石在侍卫官竹培基、施文彪和随从蒋孝镇的扶持下，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跑去，但后门上着锁，门锁打不开。侍卫帮扶着他爬上墙头后，跌到了墙外2、3米深的乱石沟里，脊骨摔伤了，手脚划破了，鞋子也丢了一只。蒋介石跌跌撞撞爬上山，在一块大岩石旁的小洞里藏了起来。混战中，孙铭九率部冲过大门，绕过二道门前密集的弹雨，和连长王协一匍匐摸进了五间厅。当他们闯入蒋介石的卧室，大吃一惊：人去房空!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孙铭九用手一摸被窝，还是温暖的，这表明蒋介石刚刚出走。床旁的一扇窗开着，说明蒋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刘多荃师长在华清池门口接通了张学良的电话，向他报告蒋介石逃跑的消息。张学良也捏了把汗。就在这时，孙铭九前来报告，说是一名士兵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子，表明蒋介石可能翻过墙头上山去了。“搜山!”刘多荃下了命令。东北军沿着骊山西北麓，开始搜山。

    此时，东北军的士兵们才从长官那里得知，搜山是为了搜蒋介石，并严格规定，绝对不许伤害蒋介石---士兵们终于明白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谁活捉蒋介石，赏钱一万元。士兵们纷纷踊跃搜山。2营8连的班长陈思孝抓住蒋介石的一个侍卫。孙铭九闻讯，疾步赶了上去。那侍卫在寒风中哆嗦着，不肯讲出蒋介石在哪里。事后才知，此人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侄儿蒋孝镇。孙铭九用手枪对着蒋孝镇的脑袋，逼问蒋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虽仍不肯讲，但无意朝山上斜乜了一眼。孙铭九敏锐地察觉，就指挥士兵朝他眼睛所瞟的方向追索。

    天明后，蒋介石被搜山士兵发现在半山腰。一名士兵在天然石棚中见有人影晃动，便问：“你是谁？”对方回答：“老百姓。”士兵用手电筒一照，发现这个人身后还蹲着一个人，急忙又问：“后边是谁？”对方答：“也是老百姓。”士兵用手电筒照着后边人，并问：“你是不是蒋委员长？我看你就是，和画像上的一模一样。”这时，刘桂五赶到，他看了看说：“你就是委员长嘛！”陈思孝则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孙铭九飞步奔去，见到蒋介石从一山洞里出来，正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此时，天色微明。蒋介石光着脚，光着头，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颤巍巍立在朔风之中。事后，才知是蒋孝镇背着他上山，避于山洞之中。

    蒋介石此时尚在云里雾中。他以为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红军，探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立即答道：“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松了一口气，马上就说：“哦，你是孙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很惊讶，蒋介石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蒋介石解释说：“有人向我报告过。”孙铭九说道：“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蒋介石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

    刘桂五命令，把蒋介石扶至门外见师长白凤翔，并押往西安新城。蒋介石说：“我腰痛不能走!能不能派一匹马送我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中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孙铭九把蒋送上一辆敞篷轿车，车牌号1577。在车上，孙铭九坐在蒋介石左边，唐君尧坐在蒋介石右边，前座坐着司机和副官长谭海。在许多辆载着东北军士兵的大卡车护送下，小轿车朝西安城进发。

    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校长王勋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驶小型教练机“北平”号，直飞临潼，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公路上，企图救驾。飞机刚一着陆，便被十七路军装甲团扣留。车队驶入西安城，直奔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就这样，蒋介石被扣押在大楼内东厢房。与此同时，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蒋作宾(内政部长)、陈诚(军政部次长)、卫立煌(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等，也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

    张学良对兵谏有功的官兵奖赏有加，奖励刘桂五3万元、白凤翔2万元、孙铭九5000元；还任命刘桂五为骑兵第6师少将师长。

西安古城.蒋介石被抓

刘桂五抓获蒋介石

    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卫队队长孙铭九逮捕了蒋介石。而同在12日子夜时分，西安、临潼两处枪声一起发作时，西安城内，杨虎城的部队也占领了蓝衣社的众多公开机关：西安警察局、西北政训处、不久前刚刚来到陕西的别动队西北支队。兵变仅在三个小时内就结束了。

    第一个死于乱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在西北期间，杨震亚屡次“整饬军纪”，这些工作大多徒劳无功，却得罪了大批东北军、西北军官兵。半夜时分，一伙西北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热身子从被窝里拉了出来。一士兵用手电筒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一句“就是他”，另一士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与杨震亚相比，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远在北平时期，为禁绝贩毒、检查军纪，蒋孝先就屡屡闯进东北军军营；他以皇亲国戚自居，得罪了许多人。这一夜，他带着警卫，从西安驱车回到临潼；一路上，发现了层层岗哨，却没有丝毫疑心。直到一伙哨兵查问他的名字时，他依旧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就响起来了。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一个筛子。

    陈诚也险些遭遇不测。这一夜，当西北兵闯进他的房间，询问起陈诚的名字。陈诚如实回答了，但他浓重的浙江口音，却使西北军误听为原黄埔教官、也曾与奉军结怨、时为洛阳卫戍司令的陈继承。幸好陈诚夫人谭祥极为机灵，她迅速反应了过来。在几个西北兵举枪欲射时，她大声喊道，“他不是陈继承，是陈诚”，这才救下了陈诚一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陈诚很快被押解到了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跟随蒋介石而来的南京要员、高级将领都囚禁在这里。陈诚不仅见到了众多高官，还见到了两个蓝衣社人物---西北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和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肖赞育。他们告诉陈诚，蒋介石也落在奉军、西北军的手里了，但不知道被关押在哪里。

    这一夜，几十名特务处人员、几百名政训处人员，以及以公秉藩为队长的近千名别动队队员，也几近一网打尽。他们没有获得什么好待遇，在卫兵冷森森枪口的看管下，许多人在雪花飘落、异常寒冷的院子里蹲了一夜。与此同时，一些爱出风头、招摇过市的复兴社社员，也陆陆续续地被送到了这里。直到天色大亮，当张学良押解蒋介石进入西安城时，枪声依旧零零星星，街上空无一人，大多数店铺都没有卸下门板。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被逮捕？没有人说得清。但，也有不少幸存者。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就躲进了城内的一处民房。此后几天，他以手枪为威吓、以银元为收买，唬住了那户人家。几天后，当抓捕结束、西安盘查渐渐松懈之际，他化装为赶驴人混出了西安，又变卖驴子作为盘缠，一路逃到了洛阳。别动队的另一头目唐汝昌，在事变当夜就逃出了西安。他一路鼠窜，逃到陕西商县后才给康泽发电报汇报事变。特务处陕西站站长、兼西安警察局长的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女人，混出了西安。

    【和平解决】

周恩来

斯大林

张闻天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那晚，南京国民政府也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叛乱，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由5人增至7人。同晚，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马上想到澳籍友人端纳---他生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斯峪，记者，一生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客卿，曾是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又是蒋介石的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认为奔赴西安，义不容辞。当夜即随宋美龄乘车前往南京。

    13日晨8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经孔祥熙秘书乔辅三得知事变。日本报纸在13日率先全世界，披露蒋中正遭监禁的讯息。14日，张学良观阅了缴获的蒋中正日记，明白了蒋介石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蒋介石认为，在中国弱、日本强的情况下，越能延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对中国越有利。这是蒋中正一直无法说出的苦衷。张学良坦承错误并希望蒋中正能移往安全地方，但遭拒绝。张学良致电宋美龄，希望夫人到西安一趟。由于西安事变消息是由日本第一个报道出去，同时汪精卫正在德国与希特勒会晤，让斯大林认为此事变为日本阴谋制造中国内战，并担心蒋中正一旦被杀，中国可能会参与缔结德日防共协定。中共中央13日上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旗帜鲜明地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举动。
14日，斯大林经第三国际，指示中共释放蒋中正。莫斯科电报说，西安事变是由亲日分子挑起的，会被日本帝国主义用来点燃内战，破坏中国爱国力量的联合进程；中国抗日需要蒋介石，张学良不是能够领导全国各种力量的人物。电文强调，必须和平解决冲突，说服蒋介石联合全国一切力量组织抗日。同日，蒋中正委托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转交遗嘱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切勿冒险来西安”。

    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不再谴责西安事变，主张继续实行“联蒋抗日”的政策。

    17日，执意杀蒋的中国共产党，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介石。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介石。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斡旋。行前，毛泽东叮嘱周恩来，在谈判中务必把握两点：一是蒋介石不能杀；二是内战千万不能打。

    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学良最敬重文人张季鸾撰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同时，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报：“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

    19日，张学良把向蒋中正表示八项要求的后四项删除，答应只要蒋介石允诺前四项即可释放，仍遭蒋中正拒绝。

    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对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周恩来敏锐地观察到蒋介石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在苏联学习的长子蒋经国。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被打成托派，拟送西伯利亚去做苦工。经张国焘斡旋，苏联才准许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军政学院。事后，张国焘又争取让蒋经国去工厂做工。张国焘使蒋经国免了一难。现在，周恩来提起了儿子蒋经国，蒋介石点了点头。周恩来迅速与莫斯科联系并达成协议。周恩来说：“苏联的意思是，只要蒋先生放弃武力剿共，蒋经国即可归国。”蒋介石被迫答应了。

    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但是蒋介石不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蒋介石虽然被捕，但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这个提议遭到杨虎城、周恩来反对。但张学良最终说服杨虎城释放蒋中正。出发前，蒋对两人表示：“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无任何特殊要求。此不仅为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唯以国家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国家为重。如此，即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为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25日下午，张学良自作主张，决定护送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先把蒋夫人送上飞机，再让蒋中正乔装到张学良的部队中登机脱逃。周恩来甚至赶到机场想把他们追回来，也来不及。蒋介石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26日，西安事变中被扣留的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回到南京。张学良被扣留。原本执意杀害蒋介石的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重庆戴公祠被军统局杀害。

    西安事变，擒拿了蒋介石，扣留了随蒋军政要员，消灭了近千国民卫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解除了国民党军准备对红军第六次围剿的图谋，迫使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建立了苏联所期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共与红军获得了休整与壮大的机会。在西安事变中，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及侍卫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宪兵团长杨震亚、绥署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议杨陟冈、卫士队长高鳯梧、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国卿、特务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队长刘惠祥、骑兵团长蔡仲及等遇害。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也后背重伤，背脊上第12根环节终身不愈，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同意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在对待西安事变上的“连蒋抗日”立场，最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国实现了从内战到全民抗战的伟大转变。

    西安事变，实质上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一场内部政变。1936年12月12日，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并杀害了其中一部分保安人员、中央机关人员。蒋介石被迫接受共产党“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已经建立。

    【陕西驴子】

    陕西人牵驴子，拉驴子，推驴子，打驴子，让驴子乖乖地为人们做事。

    西安事变，全国人民都说要千刀万剐蒋介石，尤其是红军广大指战员。中共中央为何不杀蒋介石？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生动形象地作了讲解。

    一天，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讲课，校长林彪说：“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红军内许多人对此想不通。”一个学员含着泪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将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呀。”毛泽东来到这位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大家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更不能感情用事。大家想想，如果我们杀了一个蒋介石，反而多出了几个蒋介石，不是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吗？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侵略军占领全中国岂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吗？”

    学员们纷纷举手问：“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杨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可言，放了他，他会抗日吗？”对此，毛泽东深刻地分析说：“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抗日主张的。”

    毛泽东打比方说：“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当然喽，拉要拉得紧，推要推得有力，打要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要联合又要斗争。”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红军将领们豁然开朗。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张学良执意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后，王以哲、何柱国成了东北军实际负责的人物。他们在周恩来劝告下，决定对南京政府退让妥协，以免爆发内战。谁知此举惹怒了抗日同志会的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留在西北的东北军20多万人顿时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东北军何去何从，将领间出现了严重的内部矛盾和分歧。少壮派爱国将领再次热血喷发，决定采取断然措施。1937年2月2日，孙鸣九等人指使部分军队再次发动兵变，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酿成又一次震动全国的“二.二”事变。事发后，东北军的军、师长们极为愤怒，要求惩办凶手。2月4日，周恩来命刘鼎将应德田、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暂避。于是，许多军师长们愤而宣布效忠南京政府，服从蒋介石调令，还有人主动采取清共行动，高福源被枪毙处决。为避免东北军全面内讧，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蒋介石要东北军调驻安徽的方案。东北军东调，分住豫南、皖北、苏北地区，各部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管辖，其中原东北军中级军官吕正操、万毅等部后来加入了中共武装。东北军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已经土崩瓦解，不复存在。

    为划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中共方面不愿再收留应德田、孙铭九等人。他们不得不离开陕甘宁边区。孙铭九先是秘密躲入天津外国租界内，后又南逃躲进上海的外国租界内，再后来，抗战爆发，他直接投靠汪精卫南京政府，做了一名汉奸。1943年春，孙铭九在汪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任山东汪记保安副司令，还到东北军部队去策反，拉拢他们投日伪、当汉奸。期间，应德田迫于生计，一度投靠他的属下，任职河南伪教育厅长。抗战结束时，孙鸣九又向国民政府投降，加入政府军队，于1945年冬，在东北参加国民政府熊式辉委派的先遣大队，成为一个活动于东北的特务，曾经带队占领宾县，并意图谋杀中共领导人陈云，后被共军俘虏送到哈尔滨，始向中共抗联将领李兆麟投降。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即被扣押，白凤翔跟着免职。杨虎城则被逼辞职去国外，潜回香港被抓，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白凤翔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自拉队伍，组成了热河抗日先遣军，逐步发展到万人，辖4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1939年后半年，白凤翔深入到热察边境多伦附近，给日伪军造成很大威胁。日军集中数倍兵力将其包围在固阳地区。战斗中，他受重伤，部队弹尽援绝。重庆军统负责人指示他按“曲线救国”办法行事。

    白凤翔接受了伪蒙军李守信劝降，任东亚同盟军总司令。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白凤翔认为反正时机已到，准备起义。因泄密，被日本驻包头特务机关长福森利柱侦知，派日本医生以看病为名，暗放毒药将他害死，其部队只有2个师起义成功。

    ***共产国际：即第三共产国际1919年-1943年5月21日，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盟，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依次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王稼祥、任弼时。东北抗日联军一直受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领导，坚持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牵制了70多万日本侵略军。毛泽东依靠张浩，通过共产国际，让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带到了陕北；依靠王稼祥、任弼时，通过共产国际，于六届六中全会取得了中共的领袖地位。此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取得的是全党的领导地位。

    【统一战线】

周恩来讲话                宋庆龄讲话

毛泽东讲话

    1937年5月2日-14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5月8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总结报告。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曾两次唆使伪蒙古军政府发表通电，拥护国民党政府集中军力进攻红军和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宣称同国民党军队停止作战。为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抗日战争的伟大任务，毛泽东于会议期间先后演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全文如下：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和平问题

    我们党为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我们的这种意见，按照几个同志的说法却不能成立。他们的结论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因为他们说：“日本后退了，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根据这种估计，当然无所谓新阶段和新任务，情况回到旧阶段，或者还不如。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对的。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然而西安事变后和平实现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须同多方面势力作战，并且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靠拢，才能成功。没有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还在企图使中国继续内战。和平没有巩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已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如果否认新阶段和新任务，否认国民党的“开始转变”，并且逻辑的结论也将不得不否认一年半以来一切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派势力努力的成绩，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一步也没有前进。

    为什么这些同志作出这种不妥当的估计呢？原因在于他们观察时局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佐藤外交，苏州审判，压制罢工，东北军东调，杨虎城出洋等等）出发，于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画图。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它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平日痛骂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杀蒋和“打出潼关去”，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发现苏州审判等事，就用惊诧的口气发问道：“为什么蒋介石又这样干？”这些人们须知：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或国民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转变，但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努力，也决不会在一个早晨把他们的十年污浊洗掉得干净。我们说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战，但不是说不经努力能够把内战、独裁和不抵抗的旧毒扫除干净。旧毒的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

    “他们是一心要破坏我们。”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但问题在破坏的方式是否有了改变。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从战争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为什么有这种改变？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应从这一点出发。国际上，法国政府由仇苏变为联苏，同此道理。我们在国内的任务，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不需要阴谋诡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民主问题

    “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民主运动；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来一个‘一.二九’就对了。”

    让我首先发出一点问题：能够在过去阶段中（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说，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吗？过去强调和平是错了吗？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和平运动吗？（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正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现在也还没有绥远抗战或“一.二九”。）谁人不知：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前一阶段一切直接间接的抗日行动（从“一.二九”起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止）都围绕着争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阶段的中心一环，是抗日运动在前一阶段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新阶段中，我们希望有、也将会有许多直接的间接的反日斗争，这些将推动对日抗战，也大有助于民主运动。然而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错的吗？我以为是不错的。

    “日本退后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动摇了。”这是一种不了解历史发展规律而发生的不适当的忧虑。日本如因国内革命而根本后退，这是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战线崩溃的开始，为什么还忧虑？然而究竟还不是这样；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英国的动摇政策只能落得无结果，这是英国和日本的不同利害决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长期动摇，便变为全国人民之敌，也为南京的利益所不许。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因此不能否认新阶段，也不能否认民主任务的提出。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何况实际情况已经表明，指出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时局已经前进了，不要把它拉向后退。

    “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等等，如像同志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对的，但这丝毫也不与民主任务和国民大会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日常的反日斗争和人民生活斗争，要和民主运动相配合，这是完全对的，也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

    革命前途问题

    有几个同志发出了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只能是简单的。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干部问题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

    党内民主问题

    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

    大会中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表示了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演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后；又于7月演讲了《实践论》，8月演讲了《矛盾论》。毛泽东的报告针对性强，一针见血，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解决了人们长久以来心中的种种疑虑，激发了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

    【王明回国】

博古.王明.周恩来

毛泽东.王明

毛泽东.谢觉哉.王明

    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国内，他的使命两个，一是解决好与蒋介石的合作问题，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二是解决好与张国焘的关系问题，加强党内团结，壮大红军队伍。核心是要形成斯大林的战略预期，结成世界反法西斯阵线，通过中国牵制日本，阻止日本从中国东北进攻苏联。

    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共同抗日，中国两个水火不容的政党再次携手合作。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特别引起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关注。斯大林认为：苏联在西面已与纳粹德国成了生死大较量，中国战场的任务就是遏止日本向苏联的东面攻击，以免苏联两面受敌。正因如此，苏联和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不让苏联东西两面受到夹击。斯大林把宝全都押到了国民党政府身上。因为中共领导的红军力量太弱小了。况且毛泽东又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这使他寝食不安。如若那样发展下去，蒋介石肯定不高兴，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局面决不能发展下去，应该得到控制。于是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因为王明熟悉国际形势，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是“帮助”，其实是监督。

    行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了王明，王稼祥也参加了会见。斯大林问刚刚从中国来的王稼祥：“中国有多少红军？”“在陕北的有3万人。”王稼祥如实汇报。“三百千。”王明急了，赶忙用俄文纠正。因为俄文中没有“万”，3万便是三十千，三百千则是30万。斯大林不相信有这么多，扳着脸说：“重要的是，每个红军战士都应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谈话转到统一战线问题上，斯大林接着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尽管王明报了花账，把红军数量报成30万，反让斯大林担心中共的红军仅仅是“吃粮的”，用中国话说，就是“吃粮不当差”。正因为这样，当汇报到中国革命的一些战略问题时，斯大林已明显地不耐烦了，他说：“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这些似是冠冕堂皇的话，自然无懈可击。王明从中体味到斯大林讲话的真谛。季米特洛夫更是直截了当。他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途中逗留了几天，29日到达延安。当时，中共中央虽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告以王明将回国，但是，具体的日期及回来的方法都没有明确的安排。延安又没有专门的空中航线。这天，当飞机到达延安上空，地面上的人听到轰鸣声时，还以为是日机前来轰炸。在飞机低空盘旋时，人们才看清是苏军的飞机，这才料定是王明等回来了。欢迎的人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也同时来了。机场已有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毛泽东虽然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知道王明要回来，但王明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曾山也跟着下来，中央领导人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

    回到凤凰山，大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毛泽东致辞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作为回应，王明也讲了话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人们听了这些话有些莫名其妙，不知谁是宾客，谁是东道主。

    回国后，王明毫无保地留地执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示，以钦差大臣自居，对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说三道四，公开凌驾于党的领袖之上，进行独立活动。这个自诩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不把中共中央放在眼里，在他担任长江局书记的日子里，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否定中共中央关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宣扬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一个领袖，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再说西安事变中活捉蒋介石的刘桂五。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南京政府组成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挺进先遣军，刘桂五骑兵6师划归挺进军建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师长白凤翔被免职，但蒋介石对团级军官表示既往不咎。因此，1937年10月，刘桂五升任国民党骑兵第6师师长，下辖2个骑兵团、1个步兵团。他率部防守绥远（现内蒙古呼和浩特）旗下营子。抗战全面爆发，马占山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迅速做出收复东北的态势，主力为骑3师井得泉部与骑6师刘桂五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察绥大部失陷，仅靠东北挺进军杀回东北三省的可能性显然太小。马占山毅然向北移军大青山畔的哈拉寨，以游击战术纵横伊克昭草原，并不断率军翻越大青山，向日军腹地攻击，成为晋绥侧翼的一支重要力量。

    刘桂五率部在绥远前线与日军浴血苦战了8个月，屡挫敌锋。期间，马占山奉命警卫伊盟，兼守河防，拒日寇于黄河以北。刘桂五的骑兵6师战斗力最强。马占山部的发展壮大，使日寇惊恐异常。日本从大同、绥远、包头、百灵庙等各地调集酒井、冈田等联队的日军劲旅和各地伪军实行讨伐、清剿。马占山率部在绥远坚持抗战，击退3万日军的猖狂进犯。一次，分兵三路夜袭敌人，打得日军狼狈逃窜，绥远商民集资20万元予以慰劳。11月，率部退到五原一带，多次打退日军的反扑。在几次穿越大青山的作战中，刘桂五利用绥远地广人稀的特点，充分运用骑兵快速、凶狠的优点，打了就走，屡立战功。1938年3月，为了配合傅作义部反攻绥远的作战，马占山部再次翻越大青山，在日军背后发动攻势，乘虚攻占凉城、河口、托克托等地，生擒伪蒙古军骑4团团长门树槐。刘桂五还率骑6师攻占萨拉齐火车站，活捉伪蒙康王（后作为俘虏送归重庆），切断了平绥铁路。

    可惜傅作义的反攻和日军（驻蒙军司令莲沼蕃中将、第26师团后宫淳中将）在晋北发动的攻势恰好撞车，抗日部队损失较大。但日军因为平绥铁路被切断深感震惊，主力掉头攻击马占山挺进军。日军吸取了和马部骑兵作战的教训，组建大编制的摩托化部队，在飞机配合下攻击马占山部，使主力是传统骑兵的挺进军陷入被动。此时，马占山为胜利所激动，一时贪攻试图收复整个绥北，还在继续向东方百灵庙和武川方向攻击，发现情况危急后回撤不及。夜袭武川之敌时，与敌原口联队千余人、装甲车30余辆遭遇。武川伪军骑兵第25团约500余人，也在日军指挥下，向刘桂五部左侧攻击。20日夜，马占山率部转到武川县黄油干子一带。21日拂晓，日寇将马占山部包围在黄油干子村。敌人100余辆汽车和50多辆铁甲车载数千鬼子，又有33架飞机配合，企图一举歼灭马占山部，司令部已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刘桂五率部奋勇抵抗，终于杀出重围。后退中的挺进军被日军截击战败。刘桂五率部断后，奋力阻击，激战两天两夜。22日，部队在黄油干子（今包头附近）渡河时，马占山司令部突遭日军与敌坂仓混合旅团千余人及装甲车70余辆袭击，刘桂五率部就地抵抗，掩护军部撤离，不幸中弹殉国，年仅36岁。

    突围的马占山听说刘桂五战死，不顾危险返回后队，抚尸大哭（马与刘是东北军时代的老友，袍泽情深）。因为战况紧急，只能着部下暂时将其遗体仓促掩埋在河岸附近的乱石之中。起于草莽，殉于国家，刘桂五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一年后马占山率部再出大青山，为刘桂五重建陵墓，穿石为忠烈祠，并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以作纪念。刘桂五牺牲后，为夺取遗体，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刘夫人单枪匹马出敌不意冲入阵地，镫里藏身奔到遗体旁，突然俯身把刘桂五抢上马身，在战火与血泊中夺回丈夫遗体。此役毙敌千余，击毁敌装甲车20余辆，骑6师几近全部壮烈牺牲。5月22日，刘桂五遗体运到西安。西安各界成立刘桂五将军治丧筹备处。国共两党共同公祭这位为国殉难的抗日烈士。

    蒋介石的挽联是：绝塞扫犯夷，百万雄师奋越石；大风思猛士，九边毅魂拟睢阳。

    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
    贵军由西而东，我军由南而北，正期会合进攻，遽报沉星丧战友；
    亡国虽生何乐，殉国虽死犹荣，伫看最后胜利，待收失地奠忠魂。
    全面抗战八年间，日军始终无法在绥远地区彻底驱逐马占山部。东北军骑兵部队在敌后的作战依然有声有色。

    ***抗战小资料：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子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华清池捉拿蒋介石；十七路军扣留西京招待所的陈诚、蒋作宾、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起点，保障了抗日战争的兵员和物资基础。

    ***八路军物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1937年4月国防政府给陕北提供粮食和被服。8月淞沪会战后，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3个师，当即拨给30万银圆军饷。按周恩来与国民政府的协议，每月发给八路军军饷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以后几年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1939年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1940年8月20日，彭德怀百团大战，10月，国民政府暂时切断对八路军供应。12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延安抗议还有10月份的20万元军饷没有领取。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完全停止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

    第三节  逼蒋抗日
    兵败祁连.逼蒋抗日.

    【兵败祁连】

徐向前

 陈昌浩

李先念

陈云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胜利会师。张浩早就转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蒙古方向和西北方新疆方向两个方向靠近苏联。宁夏地域广阔，与蒙古、新疆接壤。中共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西征，先取宁夏，后取甘肃西部，想从蒙古、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兵力进退、物资补充的通道，解决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30军、9军、5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先期于10月24日-30日渡过黄河，先是北进一条山地，后又西进河西走廊。不料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被快速赶来的马家军切断。

    此前的10月上旬末，张学良将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密告中共，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打通新疆与苏联的通道。于是毛泽东提前实施宁夏作战计划，令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红30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红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5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渡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改称“西路军”，领导机关改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西路军下辖3个军：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2个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2个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2个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21800人，战斗员占38％，有枪者占32％。其中，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西路军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 个月，歼敌2 万余人。1937 年3 月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万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仅余400多人逃到新疆。2万多红军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几乎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后，成为新组建的八路军129师的骨干。

    一、西路军的组建缘由

    西路军组建，与共产国际提议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援助有关。20 世纪30 年代初，苏联面对日本的威胁，希望中国能够阻挡和牵制日本。为此，苏方首先考虑的是以支援武器来直接武装中共领导的红军。1934 年9 月16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军事工作的施特恩建议，通过靠近苏联的新疆援助四川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同一天，康生、王明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1935 年前后，共产国际提出两条援助红军的路线：一条是经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蒙古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方便。1935 年6 月，中共中央达成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和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一致意见。同年11 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的林育英到达陕北，传达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的意见，中央由此提出了东征山西、绥远到蒙古接受苏联援助的战斗方案。但因国民党的围攻、堵截，东征山西的红军被迫撤回陕北。此方案没有成功。1936年8 月12 日，《中央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提出：“12 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中央并于8 月21 日将作战方案报给共产国际。22 日，毛泽东向彭德怀询问马步芳、马步青的兵力情况，询问实施“二方面军策应，四方面军独立进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进攻宁夏”是否可行。23 日，党中央毛泽东又电询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意见。9 月11 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计划。同时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14 日，中央将共产国际的意见电报告知了朱德、张国焘和任弼时，并作出部署，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在12 月渡过黄河夺取宁夏南部。 由此引出了西路军的组建。

    二、西路军的战斗经过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渡过黄河，徐向前、陈昌浩提议四方面军全部过河，未获中央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在11 月8 日的《作战新计划》中规定：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要红四方面军同时兼顾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非常不易。《作战新计划》制定几天后，14 日，朱德、张国焘在《关于西路军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中提出，目前“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可以独立完成的。”但很快，由于国民党军毛炳文部渡河后紧急跟进和马步芳军的逼近，17 日，朱德、张国焘又改为打通远方为要着。同日，西路军领导人致电中央：“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他们还询问中央，是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到玉门、安西或到匮摄。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因为同时兼顾中央规定的两个任务确有难度。18 日，中共中央答复西路军：“17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19 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又提出分兵计划：主力在凉州和甘州之间发展，一部西出完成苏联物资接济。同日，他们还传达周恩来的意见：要求西路军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还要一部作出配合陕甘主力的假象；说共产国际在哈密救济，正积极筹备小部分的接济；要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又到新疆去。至此，西路军又被增加了西进限制和配合陕北红军主力的任务。毛泽东、张闻天也主张西路军主力在永州、肃州之线，保持在东边的回旋地区，以小部分去安西。

    就在电报频繁往来的11月中旬，西路军在古浪一役中损失惨重，伤亡2000余人，参谋长陈伯稚、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牺牲。军长孙玉清被撤职，由红一方面军将领李聚奎接任。此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以此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军，以便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但此意图，中央没有明确告诉西路军，只是命其不进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于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险境地；而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由于在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及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忠实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并形成与张国焘的特殊关系，他惧怕不能紧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评。于是对中央的各种命令，一味强调服从。当遭到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猛烈打击时，西路军就在该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惨烈战斗，部队严重损耗，由2.1万余人锐减至1.5万余人，渐入绝境。

    11月25 日，毛泽东在《对西路军作战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提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对西路军的影响很大。本来，在蒋介石的大力围剿下，陕甘宁红军面临巨大困难，又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但张学良要求红军留在原地，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河东红军才未转移。

    12 月12日，西安事变。19 日，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路军又“转入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轨道上来”。为了配合张学良、杨虎城，20 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指出张学良要求西路军策应东北军抗击胡宗南部队，及其答应援助子弹。正当西路军决心逐渐西移时，22 日，周恩来和林育英、王稼祥致电毛泽东：“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但是23 日，西路军复电认为，迅速取得苏联的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学良和杨虎城及整个抗日战线的迫切要求。其实西路军东进策应所起的作用不大，但由于周恩来坚持东进，中央也从整个战略方针考虑东进有利，并且张学良也答应给予物资援助，于是25 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主席团，表示坚决执行东进任务，同时提出：为尽量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建议友军方面给予弹药支持和派兵配合。

    同在25 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 日，军委主席团又提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命令西路军仍然执行西进任务。但没过几天，形势突变，又要求西路军防止蒋介石和亲日派的进攻，巩固陕北三位一体的反蒋抗日成果。

    1937年1月4日-8日，五天中徐向前、陈昌浩有三天电请中央，要求属于四方面军的4军、31军过河西进，归还建制，以此增强作战能力。中央一再答复，4军和31军已集中在长安附近，路途1500-2000千米，沿途阻塞，不能策应，不能给予援助。

    1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西路军立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告诉取得胜利，不要依靠任何外面的援助。中央命令的多变，对西路军的决策影响很大，致使西路军在6 日发出一系列疑问：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历次来电变更很大，使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影响到今后行动；不依靠外力是否包含远方与统一战线；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抗日联军目前对二马有无可能争取等等。7 日，中央答复西路军，没有变更基本任务，只是暂勿西进，再次强调西路军要依靠自己团结奋斗创建根据地。16日，中央军委又向西路军说明，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西路军在现地建立根据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远方货物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中央军委希望通过西安形势的发展来配合西路军。当时，中共中央希望蒋介石命令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21 日，西路军决定东返；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令马步芳赶紧停止进攻西路军。22 日，又让潘汉年向蒋解释：西路军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勿误会；并再次要求蒋介石令马部立即停止进攻，让出凉州、肃州给西路军，或者另找防地。

    2月13日，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4军、31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15 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电函商量派兵支援。17日，中央复电陈昌浩、徐向前，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陈昌浩的政治压力非常大。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同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行。22 日，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的电文中指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并初步组建增援军队。

    24日，陈昌浩、徐向前急电汇报险恶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西路军继续“固守50天”。 27 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正式组建援西军，由红4军、31军、28军、32军及其骑1团组成，前方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除罗炳辉、宋时轮所部，即日开赴镇原待命。毛泽东还要求多带电料等器材，抽款补充援西军的经费，调集造船材料等。28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对援西军进行了部署，其中特别强调：首先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诉顾祝同，过早恐怕危险。

    3 月1 日，增援军改由原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大量准备电料等。2 日，毛泽东命令援西军5 日西进，第一步到固原瓦亭线一带占领该马路待命。同日，军委主席团将增援西路军的理由和原则告知彭德怀、任弼时，其中“增援及实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大局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有地域。（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存在的。政治上解决及收买二马与军事增援同时进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中央的援助是从和平大局和援西军的安危出发，认为政治救援是最好的选择，军事援助只是配合。

    3 日，彭德怀、任弼时命令援西军出发。4 日，西路军又致电中央，说明弹药将尽，要求速派援军。5 日，毛泽东请周恩来向顾祝同说明援西军行动之理由。如顾电令二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二马，援西军即中途停止。同时，电令西路军想尽一切办法，至少支持30 天。9 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援西军停止待命，徐向前、陈昌浩已被包围，“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电令要求周恩来督促顾祝同和张冲，快让二马撤兵停战，中止飞机运款、运弹，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者许其去肃州、安西。12 日，西路军致电中央军委：“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13 日-15 日，西路军先后再请援西军火速前进，迅速渡河。17 日，中央致电西路军：“东北军调豫、皖，兰州、平凉、固原等处由中央军接防，我们4军、31军现到镇原不能西进。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至此，军事援助西路军宣告结束，军事救援失败。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率西路军浴血奋战，最终经过血战高台、倪家营等地，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西路军全军覆亡。

    三、西路军残部回到延安

    西路军连遭惨败，陈昌浩、徐向前决定离开部队，回延安汇报。临走前，陈昌浩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桌然、王树声、李特、李先念、曾传六、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七人任委员，李桌然任书记。
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突围后，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他们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有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当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

    李先念于1937年4月，带领西路军剩下的700多人，从安西星星峡退入新疆。该年底林伯渠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营救了1500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

    陈昌浩于1937年6月辗转来到武汉。第二天，来到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8月下旬潜回延安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先前的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在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批判会上，党中央认为西路军的失败应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联系起来分析。为此，陈昌浩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了近一年的审查检讨。此间，他独自默默地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他反复表示：“我必须就我的错误向党及红军以至西路军回来的同志与去新疆的同志检讨。”1938年8月，陈昌浩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8月27日，他携幼子陈祖涛随周恩来夫妇赴苏治疗。飞机在新疆停留期间，陈昌浩随周恩来探视了西路军残部。他对昔日部下说：“西路军的失败全是我指挥失误所致，对不起西路军的将士，我应对西路军的失败负全部责任。”谈话间，他多次鞠躬谢罪，以至于双手抱拳到额。

    四、西路军的失败原因

    1.中共中央有责任。陈昌浩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徐向前作为西路军总指挥，是严格按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这支部队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执行的都是中革军委的命令。造成这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不单是徐向前、陈昌浩，中革军委负有责任。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中革军委应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一个人身上。短短几个月中，中革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原地待命”；授予的任务，一会儿是“打通陕甘宁与新疆、苏联的国际通道”，一会儿是“就地开辟根据地”，一会儿是“配合西安事变”；而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后，中革军委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将士被屠杀殆尽。

    2.西路军领导人负有责任。陈昌浩担心再犯“张国焘路线错误”，未能及时、果断、坚决地随机应变，灵活处置，而是机械执行中央命令，从而遭到以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

    3.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其主观原因。第一，对困难估计不足。马家军加上民团，人数达13 万多，是西路军的6 倍。如同徐向前所指出的：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第二，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缺乏灵活决断。本来，由于征战地区环境的复杂和艰险，西路军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机动行事。但因犯过跟随张国焘南下的大错误，西路军的将士们背着思想包袱。尤其是曾积极支持张国焘南下的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包袱更为沉重，导致事事机械地听命于中央，结果丧失战机。徐向前等虽曾提出过正确意见，但也因为这个包袱，缩手缩脚，在建立根据地和突围后又返回倪家围子等问题上，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蒋介石抱有希望，相信能阻止二马，不让剿灭西路军。但正如徐向前所说：“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

    由于西路军在祁连惨遭失败，所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在陕北的红军总人数由6、7万人锐减为3、4万人。这些幸存者后来成为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骨干。

    五、西路军的历史贡献

    1.西路军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一方面军的作战，策应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事变，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复杂历史关头。当时正处于西安事变、国共和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时期。中央着眼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大局。如果因为河东红军全力西进救援西路军，就可能会给国民党政府以不抗日、继续内战的口实，将使整个红军陷于被围攻的危险境地。蒋介石被拘释放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未果。这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

    2.西路军突围出来的将士回到延安后，成为八路军抗日骨干。129师是以红四方面军为班底组建的，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之一。徐向前、李先念等一大批将领继续掌兵挂帅。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李先念等同志时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

    李先念说：“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通道，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陈云说：“西路军打通国际通道，是党中央、毛泽东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200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逼蒋抗日】

    1937年4月初，周恩来从西安、杭州谈判后回到延安。

    左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对蒋兵谏，逼蒋抗日。13日凌晨，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确表示拥护。”但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和抗日并列。”

    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已经形成三位一体，与会者大多同意这样的意见：一、“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性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二、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张闻天针对“审蒋”、“除蒋”和“以西安为中心”等，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目前的形势下，不要急躁，否则会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张闻天是头脑清醒的领导者。事件来得突然，中共与蒋介石存有那么深的历史宿怨，情绪的释放，过激的言词，都是情理中的事。

    从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36年的双十二兵谏，不到十年时间，蒋介石对共产党诋毁、通缉、追捕、杀戳，硬是将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赶到偏远的江西瑞金；接着又大动干戈，调集重兵，天上飞的，地上追的，对红军一次又一次的围剿，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斩关夺隘，才来到陕北。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又亲自督战，非要在“最后五分钟”来个第“六次围剿”，企图彻底剿灭共产党。在“清共”的屠刀下，中共牺牲了许多象恽代英、蔡和森、彭湃、邓中夏、林育南等精英。在“剿共”的炮火中，无数天真烂漫的工农子弟，被炸得血肉横飞，抛尸荒郊野外。那些淌过龙潭虎穴、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在得悉致他们于腥风血雨中疲于奔命的生死冤家如今已成笼中鸟，怎能不高兴？出现“审蒋”“杀蒋”的呼声，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到了12月14日，斯大林指示中共中央释放蒋介石。

    经过数天的深思熟虑，19日，张闻天说：“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更充分了”。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前一份为毛泽东手笔，后一份为张闻天手笔。《通电》和《指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会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善后处理西安事变。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周恩来保证了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并向蒋介石争取了4.5万八路军的编制和军饷，保留了陕北红军将士和毛泽东朱德对八路军的领导，还将南方八省留守红军改编成新四军。周恩来功不可没！

    西安事变爆发，作为蒋介石随行人员的张冲也一并被扣押于西安，国共双方一时失去了联络。此刻，南京国民党内部已是乱作一团。情急之下，第一夫人宋美龄致电宋庆龄，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宋庆龄立即约见了潘汉年。潘汉年及时沟通了国共双方的联络，使宋子文、宋美龄得以先后飞赴西安。在此基础上，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在西安巧妙斡旋矛盾各方，促成了宋子文等以及张、杨和中共的三方会谈，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初步协议。24日晚，蒋介石在西安一见到周恩来，一股难言之情顿时涌上心头：“恩来，你来了，你还是黄埔的好同志。我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

    周恩来开始同国民党正式谈判。蒋介石在西安时，本已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蒋介石的诺言是否可信，已使人感到怀疑。于是，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相继发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张冲，何许人也？原来，1936年3月，上海《申报》突然在醒目位置刊出一条“寻人启事”，启事要求被寻者“伍豪”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共商要事。“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此人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干将张冲。自“寻人启事”刊出后，他便派出特务在约定的地点昼夜蹲守，一守就是几个月。对此，中共中央经过严密侦察后慎重做出决定，派潘汉年处理此事。几经辗转，潘、张冲终于实现了在香港会面。尔后，双方一同北上，先后到达上海、南京，多次洽谈了合作事项，取得了一定的谅解。此时，“潘张会谈”已经成为国共自10年内战后多渠道、多层次秘密接触中最为直接的高层渠道。于是潘汉年在8月9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晤谈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潘汉年，认为：蒋介石虽无和平诚意，但并非“铁板一块”，主动寻求国共两党间的秘密接触渠道即是一个鲜明的“讯号”。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中共中央“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逼蒋抗日”。

    现在已是1937年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西安会谈起初较为顺利，达成了部分协议。但到最后即将签署时，蒋介石却出尔反尔，指使谈判代表推翻了协议。谈判收效甚微，看来许多问题尚需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才能解决。在周恩来再三请求下，中共中央同意他前往国统区与蒋介石面谈。

    3月下旬，周恩来、潘汉年在张冲的陪同下从西安飞抵上海，转道杭州，再次与老对手在特殊的环境下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斗争。3月的西湖，以她的妩媚多姿吸引众多游客。而位于湖滨的“澄庐”别墅，也悄悄地迎来了蒋介石夫妇。在张冲的安排下，周恩来和潘汉年在烟霞洞秘密与蒋介石举行会谈。落座后，蒋介石心绪颇佳，爽快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西安事变后，全国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接着话锋一转：“但你们要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永远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商量。”凭着多年与蒋打交道的经验，周恩来瞬间便洞悉了蒋介石的内心，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周恩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我们拥护委员长的原则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立场上的，决不能容忍投降改编之诬蔑。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蒋介石听了很高兴。此时，周恩来抓住机遇果断提出了中共的六项具体要求。此次秘密会晤，为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7日，周恩来借祝贺宋美龄生日之机，给蒋介石带去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委员长，我们已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苏联内务部已查到蒋经国先生的下落，并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国。”父子分离许久的蒋介石忽闻此讯，惊喜交加，动了真情。他感激地说：“恩来，你是中共最有理智、也最有人情味的同志。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请你们先开一张名单过来，查实后分批释放。”或许是出于礼尚往来，一直陪伴蒋介石在西湖会谈的宋美龄，主动到中共代表的下榻处，拜访、感谢周恩来和潘汉年在“西安事变”时曾经给予的帮助，并对中共的光明磊落和周、潘的才华风度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态度明显改变：愿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中共中央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曙光终于显现。

    ***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中共的统战将领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在西安拘捕蒋介石，逼蒋抗日。此前，中央红军彻底打输了东北军、西北军，彻底打服了张学良、杨虎城，让他们重新认识了红军，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愿意与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意出面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泽东用西安事变的办法逼蒋抗日，使几十万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转移到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并且解决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问题。

    ****八路军军饷：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8年8月后，国防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1银圆。八路军每月军饷总数没超过75万元。1941年以后，完全停止发给八路军的军饷。

    ***新四军军饷：新四军组建后，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军饷8万元，后增加到13.5万元；另外江北的新四军每月经费3万元，由安徽省政府提供。1941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被宣称为“叛军”，国民政府再也没有给新四军发军饷了。

    第二章  令红抗日

    血肉长城.山河破碎.令红抗日

    第一节  血肉长城

    卢沟桥事变.大刀进行曲.平津保卫战.北平记者会.南口居庸关.淞沪大会战.四行保卫战.
    吴克仁军长.组建八路军.林彪追部队.平型关大捷.雁门关断路.阳明堡炸机.忻口大会战.
    娘子关失守.太原城沦陷.关山长城谣.组建新四军.朱德卫立煌.林彪被误伤.见到毛泽东.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抗战号角

血肉长城 

国共合作

    【卢沟桥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我国东北扶持了一个“满洲国”。为了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日军又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

    此前的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在河北和察哈尔地区建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与日本侵占的东北三省地带的缓冲区，赋予其一定的自治权。根据何梅协定，中华民国需撤出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所辖范围内的全部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的宋哲元，麾下国民革命军第29军拥有10万兵力，司令为宋哲元(兼)，副司令为秦德纯。
这时，日本在华北地区驻扎了约5000多名驻军。其中主力驻扎在天津，北平城内以及城外丰台镇各驻扎一支部队。全部日军正在平津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作侵略华北的作战演练。

    7月7日，日本军未通知中国北平当局，在国民革命军驻地附近龙王庙大瓦窑之间进行军事演习。入夜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冀察当局，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国军拒绝此要求，但为防止事态扩大，决定派出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三人，与日方代表缨井、日军补给官寺平、秘书齐藤三人一起前往调查。调查还未开始，日军就于当晚8:00左右开始炮击卢沟桥。8日凌晨5:30左右，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步、炮兵400多人，开始发动攻击。

    七.七卢沟桥事变突发，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江西庐山牯岭。8日下午，住在牯岭的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9日，蒋介石又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将领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7日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面对100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

    “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士抗战之责任，皆因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四万万同胞要求抵御外侮的呼声终于有了回音！全国人民奔走呼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悲愤、激情的歌曲，唤醒民众抗日救国！

    【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长城.喜峰口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早在1933年春，张学良东北军在热河战败。为保卫长城，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国民革命军29军军长宋哲元，师长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旅长赵登禹等一批爱国将领，率部奉命到迁西至遵化一线，顶住长城各关口防线。29军防守喜峰口，拉开了长城抗日的序幕。由于3月9日汤玉麟部放弃喜峰口落荒而逃，而29军刚刚赶到，立足未稳，只好提前仓促投入战斗，趁黑夜夺回两侧阵地。10日晨，日本鬼子大举反扑。为了减少伤亡，只有短兵相接。大刀队上去与鬼子纠缠在一起，展开白刃格斗，用手榴弹和大刀冲杀，日寇飞机、大炮完全失去作用。日本鬼子打得也很顽强，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杀声震天，激战全日。11日拂晓，鬼子又来进攻，企图夺回被占山头。29军按兵不动，沉着应战。待鬼子进入百米以内，突然出击，甩手榴弹，用大刀砍。日军始终不能得逞，改用飞机、大炮轰炸，致使29军伤亡惨重。鉴于日寇武器精良，不宜死打硬拼，应发扬近战、夜战的特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于是29军采用了迂回夜袭战术。

    是夜，赵登禹、佟泽光两旅长各率两个团，夜出潘家口，从两侧插入敌后，拂晓前摸到敌人特种兵营地。正在做着美梦的日本鬼子，哪能想到29军竟敢偷袭“皇军”!赵旅长手持大刀，身先士卒指挥砍杀。多数鬼子死于刀下，被砍头、剁腹者甚众，炮兵大佐脑袋也未幸存。其余鬼子除被手榴弹炸死外，均被俘获。大炮、坦克战利品就地炸毁，辎重粮秣悉数焚烧。29军大获全胜，喜峰口阵地稳操在国军手中。

    这是自九•一八鬼子侵占东北三省以来，日军受到的最顽强的抵抗、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中国军队自抗日以来的首次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29军作为“抗日英雄部队”闻名中外。旅长赵登禹因功勋卓著，被提升为扩编后的132师师长。

    此后，这支由原冯玉祥的西北军改编而成的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了“枪口不对内”的口号。鉴于该军武器装备低劣、但却拥有武术基础的特点，宋哲元提出了建立大刀队的设想，就地取材，自造大刀，全军习武。负责训练的副军长佟麟阁，亲临北平聘请具有爱国思想的武术名家李尧臣为教练。李尧臣结合自己拿手的六合刀、追魂剑等技艺，为29军编了一套“无极刀法”。此种刀法既可作刀劈，又可当剑刺，套路简单易学，实战性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宋哲元居然将这支因血战而被打得残缺的部队练得很有成绩。

    1937 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守卫卢沟桥的29军又以大刀显神威。该军37师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回忆卢沟桥战斗时说，某排官兵放下步枪，只携大刀、手榴弹冲入敌阵，举刀砍杀，一举消灭敌人。19岁的士兵陈永1人砍死鬼子13个，生擒1个。生擒的那个日本兵魂飞魄散，连忙跪地求饶。

    29军的胜利捷报和大刀队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通过电讯，迅速传遍祖国各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也深深地震撼了在上海搞抗日救亡运动、年仅23岁的麦新。麦新眼前总浮现着一幕幕大刀队挥舞大刀与鬼子拼杀的壮烈场面。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激动之怀，不能自已，突发灵感，产生了创作冲动。连夜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歌词，又挥笔谱上了慷慨激昂的旋律。大刀队的英雄气概，顿时化成了艺术形象。一首《大刀进行曲》诞生了！出于对29军大刀队的爱慕、崇敬之情，麦新又写下了“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副标题。歌曲于“七.七事变”当月完成，8月作者在上海浦东大厦亲自指挥、演唱了首场《大刀进行曲》，激起了听众强烈的共鸣。雷鸣般的掌声，伴随着抗日口号声震动了整个大厅。歌曲集中表现了中国军民对日寇无比的愤怒与仇恨，她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以惊天地、泣鬼神、壮山河的气概，为中华儿女吹起了抗战的号角，敲响了日寇终将灭亡的丧钟!

    【平津保卫战】

佟麟阁

29军在卢沟桥抗击日军

赵登禹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一方面标榜“不扩大”方针，一方面向华北派兵。至1937年7月20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所属部队已分别集结于密云、高丽营、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区。在日军向平津地区集结期间，中国政府派兵向保定、石家庄地区集结。第29军令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

    25日，日军在天津塘沽港卸下大批军用品，用40辆汽车日夜不停向丰台运送。此时华北日军集结了10万多人。随即，日军20师团77联队11中队侵入廊坊的38师113旅226团驻地。26日廊坊沦陷，守军退至通州；下午，日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撤出。26日占领廊坊，19时，日军1个大队乘车经广安门向北平城内开进，受到守军阻击。

    27日，发现和平无望的宋哲元，拒绝日军一切要求，急令29军各部集结平津一带，派人星夜赶赴保定，催促孙连仲北上支援。日军参谋总长下达武力占领平津的命令。日军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的第29军驻军袭击。守军分别退至南苑及北苑。28日8时，日军在军司令香月清司指挥下向北平地区第29军发动总攻。担任主攻的20师团，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驻守南苑的第29军特务旅、第38师114旅、骑兵第9师等部发起攻击。南苑守军在日军攻击下，指挥失灵，各自为战。位于丰台的日军主力，前进到大红门地区，切断南苑到城内的道路，阻击向城内撤退的第29军，战至13时，南苑陷落，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殉国。第29军37师一部向丰台日军发动攻击，被日军增援部队击退。日军独立混成旅攻占清河镇。该地守军冀北保安部队第2旅退守黄寺。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下午，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于当日晚离北平赴保定。第37师奉令向保定撤退。

    29日8时，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击北苑和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战至18时撤退。北苑守军独立第39旅退至古城。战后又回到北苑。北京城内独立27旅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驻防天津的29军38师部队，凌晨主动向日军进攻，攻占天津总站日军驻地，并向驻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和东局子飞机场攻击。开始时较为顺利，后在日军飞机大炮反击下，15时开始撤退，天津陷落。30日，驻通县伪冀混成第1旅团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31日，独立39旅被解除武装。驻屯旅团占领大灰厂附近地区。改编为保安队的独立27旅突围到察哈尔，回归143师序列。平津完全沦陷。

    佟麟阁，1892年-1937年，满族，河北省高阳县边家坞村人。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击，进犯南苑。时任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指挥29军死守南苑。佟麟阁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执意不肯，仍带伤率部激战。与日军从拂晓战至中午，头部又再受重伤，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时年45岁。佟麟阁是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早在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就取得了喜峰口大捷；同年5月，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跟随冯玉祥驰骋察省，打击日军，收复失地，为察省光复作出了贡献。

    赵登禹，1898年-1937年，山东菏泽县杜庄乡赵楼村人，抗日烈士。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任冯的随身护兵，跟随参加北伐战争，后国民党军改编，回任第28旅旅长。跟随冯玉祥参加中原大战，战败后冯的部队被整编，赵登禹被任命为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1937年7月28日，对日作战时壮烈殉国，时年39岁，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

    【北平记者会】

斯洛.毛泽东        红星照耀中国         宋庆龄           邓颖超

    七.七事变的爆发，这位由宋庆龄介绍、访问过延安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斯诺，在北平南苑亲眼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特别是斯诺掩护邓颖超从北平脱险，更具传奇色彩。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找到了斯诺，请斯诺设法带她出去。为应付沿途日军盘查，邓颖超化装成斯诺的“保姆”，和斯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平。列车到达天津站，日军在月台检查所有的中国旅客，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都会被抓走。“我是美国人，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斯诺对日本检察员说。日本检察员挥手放斯诺他们出站。到达天津之后，斯诺把邓颖超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好友、新西兰记者吉姆•伯特伦，请他把邓颖超带过封锁线。令人惊奇的是，斯诺当时并不知道他所帮助的人竟然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指挥与会军官唱起《松花江上》。悲愤的歌声激起了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就在那年，斯诺完成了他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英国伦敦公开出版了这部书，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38年2月，这部书的中译本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1939年，斯诺再赴延安，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

    【南口居庸关】

    日寇占领了北平、天津后，为了灭亡中国，紧接着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扩大侵略。沿津浦路进攻，为的是策应对上海、华东等地的侵犯；沿平汉路南下，为的是夺取中原，进逼华中、长江；沿平绥路西进，为的是占领山西，进而控制整个华北。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迅速打垮中国的抗日力量，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面对平津失陷，蒋介石看到对日妥协无望，加上全国人民的逼迫，他也决心抗战。7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在庐山发表谈话：“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8月，决定将面临日军进攻之区域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作战区域为津浦、平汉两路北段，辖1、2、14三个集团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作战区域为山西、察哈尔、绥远三省，辖6、7两个集团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作战区域为江苏、浙江、上海，辖8、9、10、15四个集团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作战区域为福建、广东，辖4、12两个集团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作战区域为山东省，辖3、5两个集团军。五个战区共11个集团军，步、骑兵共67个师，约70万人。

    另将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军队编成四路预备军，开赴前线：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白崇禧；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副司令长官邓锡侯；第三预备军司令长官龙云，副司令长官薛岳；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何成浚，副司令长官徐源泉。

    对于日寇的三路进犯，蒋介石除了部署五个战区外，还在平绥路，组织了著名的南口战役。南口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的重要战役。1937年8月，中国第7集团军在河北省南口地区抵抗日本驻屯军进攻，挫伤了日军的气焰，延缓了日本进攻华北、夺取山西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