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西路军领导人对敌我力量对比及甘、青二马的战斗力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因而在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存在轻敌思想。这种轻敌思想的产生，不仅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对甘、青二马的偏见，而且还与他们在西渡后由于马家军猝不及防，西路军节节胜利，进展顺利有关。这种轻敌思想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对敌我力量对比及马家军战斗力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这种认识上的偏差直接影响到战役的部署和指挥，这就造成了西路军领导人在九军作战失利战役指挥方面的责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一支脱离后方深入外线作战的部队，在与敌人兵力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了能够集中兵力，保证初战必胜，更要谨慎行事，详细侦察，根据在侦察过程中所获得的敌人的信息，周密谋划，以便对进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提前作出预案，同时也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作战的胜利。我们从当时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关于西退的态度是乐观的。对此，徐向前后来回忆道：“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177]

    ③由于轻敌及侦察失误导致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这两路红军又缺乏必要的策应与支持，致使左路红九军孤军奋战，遭受惨重损失，这就形成了西路军领导人在战役指挥上的重要失误。我们看到，西路军是兵分两路向西退却的。右路是红三十军、红五军和西路军总部，是西路军的主力。而左路就只有红九军。这种分兵固然是由于河西村落分散，部队按一条路线行军在筹粮驻扎方面多有不便，也有扩大纵深，在必要时互相策应的考虑，但同时这又是与他们轻敌及侦察失误分不开的。本来，西路军相对于甘、青二马来说，就兵力上处于劣势，且又因河西特殊的民情难以及时得到有效补充，因而这种分兵自然就分散了西路军的力量。既然兵分两路向西退却，就应该对这两路红军在行进途中的联系与沟通，如遇敌情，进行策应增援的有关事宜作出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西路军领导人当时也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了，因而我们从逻辑上判断，作出了分兵西退的决定，他们应该想到鉴于右路是西路军主力，而左路红九军是支队，马家军有可能避开右路西路军主力，而集中甘、青二马主力来进攻左路红九军，因而及早对此有所部署和安排。就算是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西路军出发前也没有就左右两路红军的策应与增援问题作出安排，但是在行进途中两路红军还是应该保持联系的。西路军总指挥部由于在右路，应该及时了解左路红九军行进的方位，遇到的敌情，出现的困难，部队的减员等等情况，红九军指挥员也应该及时将这些情况向西路军总指挥部进行报告。从军事常识及指挥程序上来说，这是必然的。当时西路军总部和红九军的联系是畅通的，按说西路军总部也应该是收到这种报告的。

    这样从十一月九日夜出发后，红九军一路经过镇虏堡敌机四个小时轰炸，在干柴洼遭到马元海率领的甘、青二马主力的围堵，在横凉山又经过激战，于十四日到达古浪城。而右路红三十军却绕大靖，掠凉州，降土门，行动异常顺利。从左路红九军一路激战，而右路红三十军一路顺风来分析，这两路红军遭遇的敌情不同；再又结合红军兵分两路后，右路是西路军主力，而左路是支队的兵力部署来思考，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得出马家军避开红军主力，正在集中兵力对付左路红九军的结论。就是在由于轻敌及侦察不实而导致战役部署存在失误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们也应该根据两路红军的战况作出这个判断并及早采取对策了。如果那样的话，就有可能避免古浪战斗的惨重损失。可惜的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在战役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④由于没有对两路红军的战况进行分析并得出关于敌人兵力部署的正确判断，因而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在古浪战斗中没有对红九军进行及时指导，致使红九军古浪折兵，元气大伤，这又造成西路军领导人在战役指挥上的又一个严重失误。我们知道，古浪战斗是在十一月十六日拂晓开始的，一直打到十八日夜才被迫撤退。在古浪保卫战前，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根据两路红军遭遇的不同，对马家军正在集中兵力打击红九军的用兵部署作出判断，及早采取对策：或者对古浪的防御战及作战指挥进行指导，或者指示红九军及早撤出古浪，或者派兵增援，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在这个时间内西路军总部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他们对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感到“出人意料”。[178]古浪作战失利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在阵地防御及作战指挥方面的错误，但通过前面我们的分析在西路军分兵、两路红军的相互策应与支持、由于两路红军遭遇敌情的不同而对敌人兵力部署的判断及采取的对策方面，西路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显然在战役指挥上也是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轻视甘、青二马，认为甘、青二马的战斗力不及蒋介石的中央军。正是由于这种轻敌，才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在向西退却时兵分两路，这样就分散了兵力，反而给敌人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使得敌人有机会集中兵力来打击红九军。按说，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西路军领导人应该预先作好在退却过程中一旦遭遇突袭左右两路如何策应的应急方案。同时，他们也应该想到在向西退却过程中两路红军不应相隔太远，以便能够互相策应配合，集中全力对敌。我们看到，尽管红九军一路战斗频繁，行进艰难，但是在和右路主力会合前，一直是红九军孤军奋战，而没有得到右路的支持和援助。红九军在古浪也是经过三天苦战后才被迫突围的。就是由于侦察失误，在西路军兵分两路的情况下，主力集中于右军，西路军领导人也应该想到马家军有可能集中主力来攻击红九军，在右路进军异常顺利的情况下，而红九军一路战斗激烈，恶仗不断，也应该使他们警觉到马家军可能将主力集中于左路了。当时，西路军总部与红九军的通讯联系是畅通的，红九军指挥员应该是每天都将面临的敌情及有关作战事宜上报给西路军总指挥部的，我们从平大古凉战役期间红九军一路孤军奋战的历程看，西路军领导人似乎并没有对两路分兵，马家军集中兵力来重点打击红九军的行动有所察觉，因而也没有对西路军的作战部署及时进行调整，以便于策应九军。我们也没有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对古浪战斗发出适宜的指示。

    这样我们就得出如下结论：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兵力的部署和进攻重点的判断上，在向西进军的分兵上，左右两军的配合策应上，以及对九军作战的及时指导上，均出现了严重失误。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平大古凉战役期间，西路军失利主要表现在左路红九军的失利上。红九军作战的失利，又表现在干柴洼和古浪战斗上，而以古浪作战的损失尤为让人痛心。这种损失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没有组织好阵地防御，指挥上死打硬拚，没有实施攻防结合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没有及早组织撤退等原因，但是在西路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由于轻敌及侦察失误，导致他们决定兵分两路及两路红军缺乏密切配合的部署上就已经埋下了失利的隐患。同时西路军领导人又没有及时对两路红军遇到的不同敌情进行分析，对敌人的兵力部署做出正确判断，并果断制定对策，因而也就难以避免红九军在古浪的严重损失了。

    由此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西路军在平大古凉战役期间遭受的损失，固然是由于深入外线作战，远离后方，补给困难，马家军在兵力对比上占有优势，骑兵众多，具有强大的机动性，后勤补给便捷等因素，但这不过是决定战争胜负可能性的重要条件，还远远不是现实。我们试想，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一支红军不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打仗的。要想取得战斗的胜利，红军指挥员必须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并配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激情及献身精神，把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术上的优势，来战胜敌人并发展壮大的。因而，通过以上我们的分析就可以看到，如果不出现指挥上（既有战场指挥上的，也有战役指挥上的。）的失误，象红九军的严重失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损失当然会有，但绝不会导致红九军伤筋动骨，元气大伤。红九军和红三十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当然也更是西路军的主力军，是西路军的两只铁拳。古浪一战，使红九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干部损失尤为严重，以致于再难提起，这严重消弱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使得西路军以后的作战只得主要依靠红三十军，给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蒙上了严重的阴影。

    这种严重的损失主要还是作战指挥上的责任。这个责任既有红九军指挥员的，也有西路军领导人的。当然从平大古凉战役指挥的角度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应该对战役期间出现的严重失利负主要责任。

    在古浪战斗后，西路军领导人将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给予撤职处分，让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担任九军军长，调李聚奎担任九军参谋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他们的这种作法似乎有不同意见。十二月二十二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关于撤换九军军级首长，我们认为有慎重之必要，因为他们均是高级干部，培养是不容易的。他们错误的严重性是应该严重指出的，给他们深刻的批评，务使他们明白错误范围与性质，是完全必要的，但给予撤职处分则不适宜。我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固执自己的错误而承认改正，应该继续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在工作中求得确实的转变，这是干部政策应注意的原则之一。”[179]这里我们看到，中央是不赞成西路军领导人给予九军军长以撤职处分的。这不仅是党的干部政策的要求，也是鉴于在甘西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更需要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团结一致，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同时，中央也认识到造成九军重大损失的结果，不仅有九军指挥员的责任，而且也有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不过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没有明确说出来而已。我们在以后引用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中央会指出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缺点的。

    但让人遗憾的是在总结失利的教训时，西路军领导人只是把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简单地撤职就了事了，而没有对战役期间的严重失利作出深层次的思考：

    这种深层次的思考之一，就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检讨在战役失利上的主要责任，从而对他们的战略战术进行反思，并及时作出调整。我们看到在平大古凉战役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在抢占要地，兵力分散，各部之间缺乏密切的支援配合方面存在严重失误，而在以后的永昌、山丹期间，高台、临泽与倪家营子期间这种失误仍然存在。这就致使西路军难以集中必要的兵力，积极谋势，创造战机，打歼灭战，而不得不仍然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这是一种“乞丐向龙王”“比宝”的“滑稽”闹剧。[180]就凭这种作战方式也会最终注定西路军的败局。

    这种深层次的思考之二，就是红九军的失利应该启发西路军领导人对他们的行动方向再次进行审慎评估。通过红九军的失利，他们对敌我力量对比，向西退却的困难和风险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应该对西路军继续向西退却进行周密的思考，经过认真分析，作出理性的判断。在西退无路的情况下，及早组织东返。红九军古浪失利后，虽然已经严重影响了西路军的战斗力，这个时候东返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但是西路军当时仍然具有较强的实力，在作战上还是游刃有余的。从前文中央十一月十一日的电报也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为西路军东返设立限制。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西路军还有两次东返的机会，但西路军领导人都是以东返有重兵围堵为由主动地放弃了这两次机会，这样也就最终奠定了西路军最后近乎覆灭的悲剧命运。

    以上我们根据目前公开的历史资料，通过对西路军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的分析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首先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在获得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支持和授权后，又迅速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将这个计划上报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立即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这个西退计划。为了便于开展河西的工作，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表明他们西退要求的同时，徐向前、陈昌浩又致电中央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基本同意他们这个要求的时候，还就东返和西退反复征求他们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列举了不少理由说明依靠他们现有力量，能够完成打通远方和建立根据地这两大任务，以求说服中央同意他们的西退要求。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时还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经过反复思考后最终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向西退却。

    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右路红三十军、红五军、西路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队是西路军的主力，进军顺利。而左路红九军却在马家军的重兵围堵下惨遭损失，给西路军的西退蒙上了严重的阴影。左路红九军的作战失利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的责任，但从战役指挥的角度上看无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由此汲取教训，从战略行动方向上对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从战役指挥的角度就西路军的战略战术进行反省和检讨，仍然指挥西路军继续向西退却，在战略战术上也没有明显的改进，逐渐造成了西路军悲剧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