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看到，在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上当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苏联坚持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由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苏联也就必然会选择国民党作为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目标的首选对象。为了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就必然会使苏共对中共的援助服从苏联与国民党发展关系的需要，限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援助，使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

    从以上的分析出发我们再来审视宁夏战役期间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变化。我们要认清苏联向中共提供援助的复杂性：既有向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提供援助的准备，但是这种援助又受到苏联为了与国民党发展关系及担心日苏关系复杂化的制约。应当说，斯大林不反对中共在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虽然这里具有便利于为我党提供援助，支持中国革命的内涵，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使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成为苏联遏制日本扩张的一支重要牵制力量，减轻苏联的压力。当初苏共提出给中共援助的时候，就是具有这样的双重动机。前文说过，苏联为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目标必然会选择优先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改善关系，而当时国民党正在西北对共产党进行“围剿”，苏联担心在这种情况下给中共提供援助会易于被国民党察觉，影响苏联与国民党改善关系，损害其民族利益；同时，苏联也担心一旦日本发觉后，会导致日苏关系恶化。

    [163]基于这种考虑，苏联才提出从新疆方向给中共提出援助。我们再来看西安事变后，苏共对中共援助的变化。由于苏联选择以国民党蒋介石为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优先选择对象，蒋介石政府的安危直接关系到苏联远东外交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因而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予以谴责，认为是张学良与亲日派搞的阴谋，[164]而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部搞统一战线的事实苏联是知道的。鉴于此，在局势变幻莫测的时候，自然影响到苏共对中共的援助。

    我们看到，苏共对中共的援助确实是有准备的，这从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云的回忆中可以证明。[165]但这种援助主要受到苏联是以国民党为主要对象来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目标的制约，援助与否取决于苏联同国民党关系的发展程度以及国民党在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中的作为，因而对中共的援助呈现出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中共也没有获得这种援助。这对于希望向西退却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打击马家军的西路军领导人来说无异于望梅止渴，并成为最终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9、对西路军在执行平大古凉战役期间作战的评析。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西路军作战的基本概况，然后再来分析这一时期作战失利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1）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西路军作战的基本概况。

    为实现《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红西路军于十一月九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分三路出发，向河西走廊挺进。
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在右路由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前进；红九军为第二纵队，在左路由镇虏堡地区经松山城、干柴洼向古浪前进；红五军为第三纵队，经吴家川等地在三十军之后跟进。

    红三十军和红五军的行动比较顺利。十一月十一日，红三十军在击退敌人沿途拦阻后进至大靖附近。大靖守敌为骑五师祁明山旅，在南门与红军接触了一下，被痛击后，龟缩城中固守不出。红三十军未再攻打，继续西进，包围土门子，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三百五十余人投降。马步青龟缩凉州，持静观态度。经与马步青代表谈判，双方达成口头停火协议后，三十军后续部队撤出了对凉州城的监视包围，西移四十里铺、丰乐堡一线。继而，红三十军主力八十九师、骑兵师指向永昌，十一月十八日，守城的敌军闻风逃窜，永昌城不战而下。二十一日，程世才率八十九师二六七团一部、二六九团、骑兵师乘胜攻占了山丹。随后，红五军进驻山丹，接替了三十军防务。三十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全部集中于永昌水泉子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

    左路的红九军在一条山地区突出敌人重围，且战且行，向永登、古浪地区行进。十一月九日，左路支队红九军二十五师由沙河进移至镇虏堡时，即遭十二架敌机四小时的轰炸袭扰，同时敌马朴旅马志武团、韩起禄旅马长青团猛烈进犯。二十五师英勇奋战，给敌人以重创，为甩开追敌，九军改用急行军的办法，昼夜兼程，经大国沟、干柴沟向古浪方向前进。十一月十日拂晓前，红二十五师的先头部队抵干洼沟，击溃守敌马福仑部，占领了干柴洼（今干城）。军部命令部队立即修筑工事。随后，马元海率马彪等四个骑兵旅、马全义团及互助等县民团尾追而来。早晨八时许，战斗打响，敌人以骑兵和步兵相配合，由东、南、北三面向红九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军长孙玉清和政委陈海松各指挥一个师，利用地形进行顽强的抗击。战斗打到次日晚，红九军撤离干柴洼，向横梁山前进。干柴洼战斗虽然消灭了许多敌人，但是九军也受到重创，这是渡河西进后红九军和西路军第一次失利的战斗。

    十一月十一日晚，红九军先头部队二十五师在孙玉清率领下到达横梁山。十二日，九军主力全部到横梁山。在向横梁山推进途中，敌人的骑兵即跟踪而来，尾追不舍，伺机与九军决战。十二日晚十时左右，马元海命令敌各部队和民团出动，进攻横梁山红军阵地。九军与敌激战一昼夜。而后，九军西进，直逼古浪城。十四日，九军向古浪发动进攻，经半天激战，击溃守敌马华荣部、西宁东南川十二大营马骏民团等一千四百余人，红军占领古浪县城。

    古浪古称“虎狼关”，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祁连山北麓，为“河西走廊”咽喉要冲。古浪城东是古浪峡，东南方是乌鞘岭，是西进凉州，南下兰州的门户，地当要冲，地势十分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古浪失守，引起敌人极度恐慌。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深感不安，严令马步芳加紧进攻。抽调胡宗南部杨德亮补充旅进入古浪峡，紧随于马步芳部队的尾后，形同督战。马步芳也十分震惊，为避免国民党中央军插手于甘、青事务，电令马元海在古浪东南部公路沿线布置部队，以隔断杨旅与前线的联络；同时，一面调集大量兵力增援古浪，展开攻势，企图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优势兵力，消灭红九军。

    马元海依据地形，制定了三面围攻的作战计划。马家军的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四个民团约两万人蜂拥集中于古浪县城附近，将古浪城团团围住。

    十一月十六日拂晓，敌人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从西南和东北首先向城外的红九军阵地进攻。古浪城西南有两个制高点，一是南山（又名古龙山），二是西阳山（又名阳洼山），距古浪城很近，居高临下，可俯瞰古浪全貌。要固守古浪城，必须要牢牢地控制西南制高点；要攻破古浪城，也必须首先攻破这两处地方。敌人重点进攻南山和西阳山。十八日中午，南山和西阳山制高点失守，敌人越发疯狂，马元海下令所有人马向县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随后敌人用山炮轰开城墙一角，冲入城内。红九军与敌人打起了巷战，展开肉搏战，虽然消灭了不少敌人，但红九军伤亡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红九军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十八日晚，部队连夜突围转移，向在永昌的红三十军靠拢。此时，西路军总指挥部也获悉了古浪的不利消息，立即命令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二六八团迅速东返接应；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也率主力东移凉州四十里铺进行策应。在双方的配合下，追击之敌被打退，红九军进至四十里铺。

    红九军在古浪苦战三天，共毙伤敌两千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排以上干部伤亡尤重，参谋长陈伯稚、红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红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骑兵团团长黄高宏等壮烈牺牲。[166]

    十一月十九日十七时，西路军给红军总部、中央和军委发去了电报，汇报红九军在古浪战斗的情况：（一）敌集中主力猛攻古浪。九军血战终日，阻击溃敌。敌伤亡约千余。伯稚牺牲，秀铎、□□带重伤，子弹消耗极大。九军收到古浪东北之定宁寨。已令其今夜续开凉州及东北地区双城堡一带向永昌转移。五军、三十军按今天行动。（二）甘州有马敌一团及民团，城高坚，壕宽深，不易袭击。马敌虽受重创，但仍能集新锐之兵与我拼死战，我方过河后人弹消耗极大，未得补充。九军渡河至今伤亡二千四百左右，干部伤亡极大，更难提起。……“[167]

    对于红九军在古浪的严重损失，徐向前后来回忆道：“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168]

    通过上面我们对西路军在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的战况回顾看到，西路军是兵分两路向西退却的。右路是红三十军、红五军和西路军总指挥部及总部直属队，这一路是西路军的主力。左路是红九军，是西路军的支队。右路主力进军却出乎意料地异常顺利，而左路支队却是遭到敌人重兵围堵，激战频繁。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判断：马家军对右路西路军主力取守势，避开西路军主力，集中兵力打击左路红九军。我们看到，红九军是在没有得到主力支援的情况，依靠自己一路苦战摆脱险境的。在目前公开的史料中，我们也没有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对左路红九军摆脱困境发过具有重要意义的指示和采取过实质性的配合与增援。他们是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得到左路红九军古浪失利的消息的。[169]我们由此看到在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进军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对两路红军在西退过程中的相互配合支援安排失当，特别是经过干柴洼战斗失利后，竟然没有引起警觉，致使红九军古浪惨遭更大失利。

    （2）关于在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期间西路军作战失利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西路军在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期间的失利实际上就是左路红九军作战的失利。我们先从红九军战场指挥的角度，然后再从西路军领导人战役指挥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时期作战的失利，并简要说明这种失利对西路军造成的影响。

    （一）红九军指挥员战场指挥的责任问题。

    对于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的教训，后来徐向前曾评论道：“古浪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拚，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为此，总部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他是负伤住院期间跟医院渡河的）前往九军，进行整顿。”[170]

    十一月二十三日，西路军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总结九军失利的教训是：“指挥上有严重的缺点”，“致遭不应有之大损失”。[171]由此我们看到，从红九军战场指挥的角度来分析，战场指挥失误是造成古浪作战失利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误表现在：

    ①没有守住城外制高点，组织好城内二线防御。本来，在古浪城周围是敌强我弱，要想减少伤亡，守住古浪城，就必须依托城防及城外制高点，修好工事，加强防御力量。古浪城外有两个制高点，也就是南山（又名古龙山）和西阳山（又名阳洼山）。这两个制高点距古浪城很近，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古浪城全貌，是守卫古浪城的天然屏障。如果守住这两个制高点，再配以城防工事，将防御与反攻结合起来，进行积极防御，组织起严密的防御体系，就会使九军的防御态势大为改观。如果这两个制高点一旦失去，那么敌人就可以居高临下，在山头上开炮、射击，如泰山压顶，九军就很难守住二线城防工事了。我们看到，当时的九军实力尚在，士气旺盛，如果组织得力，是能够在防御战中打出声威的。而红九军指挥员没有以城外制高点为防御核心，把城外制高点、城防与突击队的反击相结合，通过积极防御，组织起坚强有力的防御体系，结果导致这两个制高点失去，致使城防很快被攻破，古浪失守。王树声总结古浪之战的教训时说：“从指挥上说，这仗欠妥当啊！古浪的城墙残破，地势低洼，确实不利防守；可如果把守好城外的制高点，先把敌挡住，再在城内做好第二道防线，情况就会好得多了。而我们偏偏忽视了这些，被敌人抢占了城外的高地。这就好比高山压顶，毫无办法。”[172]

    ②在敌人的进攻之下，指挥员指挥部队死打硬拚，没有施行攻防结合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我们看到，在敌人进攻时，依靠城外制高点及城防工事，组织防御是正确的。但要把组织防御和有效反击结合起来。城外制高点与城防之间的空间，孤悬于城外的两个制高点之间的有效配合，为实施反击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可是，当时的九军指挥员却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将防御和反攻有机的结合起来，导致在敌人的优势兵力进攻下，消极防御，被动应战，造成严重失利。而反击在没有迂回包围和友军策应的情况下，注意不要脱离防御工事的有效范围，防止离开工事太远而被敌人杀“回马枪”。古浪之战后，李聚奎到红九军任参谋长，他认为九军指挥员在战术上确实存在问题，主要是“呆板的正面战斗，很少采用迂回包围的动作，总是敌人包围自己。每次战斗均限于正面的火力战和拚命战，结果虽将敌击溃，得不到缴获，甚至自己受敌人包围陷于危险状态，到最后用拚命战挽救战局。”[173]

    ③没有及早组织撤退，致使九军遭受严重损失。在敌人重兵围攻之下，从敌人攻击的猛烈程度及势头可以判断出敌人对古浪城是志在必得的。在九军遭到敌重兵围困的情况下，应该及时将当时面临的敌情报告西路军总部，而总部也应该及时对九军的作战及行动作出指示。当时九军与西路军总指挥部之间的电报联系是畅通的，我们现在尚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联系情况。九军是在苦战三天后才被迫放弃古浪的，在西路军主力不能及时赶来援助的情况下，九军指挥员应该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态势及战况，及早组织突围，保存实力，避免进行这样的阵地战和消耗战。因为敌强我弱，西路军又处于外线作战，补给困难，这种作战是西路军消耗不起的。如果西路军长期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长此以往，有耗无补，既使没有被打败，这种消耗也会把西路军最终推向失败。我们现在尚不知道到底是西路军总指挥部不允许九军撤退呢，还是九军指挥员没有及时报告总指挥部要求撤退？不过从徐向前总结九军古浪失利的教训时说九军指挥员没有及时组织撤退是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判断似是九军指挥员的责任。不管怎么样，没有及时组织撤退，确是九军遭受损失的重要原因。

    以上我们从战场指挥的角度分析了红九军在古浪失利的原因，我们看到如果战场指挥得当，本来象红九军在古浪的惨重损失是可以避免的。当然从战场指挥的角度无疑是红九军指挥员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在红九军进行古浪战斗时，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就在古浪，不过是因为有病才没有参加指挥古浪之战的。[174]王树声就是有病，但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就是不参加具体的指挥，也应该在组织防御和及时撤离方面进行必要的指导。作为西路军的副总指挥，红九军领导人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的。他尽管有病，但在这方面却疏于指导，因而我们说他对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这个分析可以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二月九日致中央的电报 “玉清随我们学习。树声在这几次战斗中，已公开承认其思想、战术上的错误，下大决心意献九军。”中得到证明[175]

    （二）关于西路军领导人在战役指挥上的责任问题。

    前面我们从战场指挥的角度分析了红九军指挥员在古浪失利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现在我们再从战役指挥的角度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在红九军古浪失利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①平大古凉战役执行前的情报侦察失误是导致这个时期西路军作战失利的重要因素。在平大古凉战役发起前，西路军对甘、青二马的情报侦察出现了失误，因而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的兵力部署和进攻重点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成为导致这个时期西路军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看到，西路军兵分左右两路向西进军。红三十军、五军及总部这一路，绕大靖，掠凉州，降土门，不战而进永昌，乘胜攻占山丹，进军异常顺利。而九军却在经过镇虏堡时，遭到敌机四小时轰炸，九军昼夜兼程，急速前进。随后马元海率领甘、青二马主力在后面紧追不舍，经过干柴洼两天急烈的战斗，九军过河后首次作战失利，又经横凉山战斗，直到古浪城的三天恶战，致使九军损失兵力达三分之一，元气大伤。当时西路军右路是主力，有红三十军、红五军和西路军总部直属队，而左路就只有红九军，显然马家军是避开西路军主力，而集中主力来对付左路红九军的。我们知道，西路军电台的破译效率是很高的，[176]当时的侦察系统也没有受到损失，可是在情报侦察上西路军却没有发现马家军正在集中主力来打击红九军，而对右路西路军主力则采取防御态势。这种情报侦察上的失误，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对敌情判断的错误，从而影响到作战部署，致使左右两路红军之间缺乏策应配合，导致红九军孤军奋战，遭受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