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除了通报河东红军的行动外，主要是要共产国际落实能否从新疆提供援助。电报中用“确实无误”这几个字，表明中央对共产国际能否准时提供援助感到忧虑。如果西路军到达甘西，而共产国际不能及时提供援助，鉴于甘西的生存状况，那将使西路军处于极危险的境地。这表明中央对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慎重态度。该电要求共产国际将准备的情形迅即电告，表明中央将根据共产国际向西路军提供援助的情况来决定西路军的行动方向。虽然现在我们尚未发现共产国际就此事的回电，但从中央要求共产国际将准备情形迅即电告及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最终同意西路军向西进军来看，我们判断中央应该是得到了共产国际及时提供援助的保证的。不然的话，中央是不会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尽管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共产国际作出的保证能否真正及时兑现，也是必存疑虑的。这从后来中央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靠自我奋斗中反映出来。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为什么最终同意了西路军向西进军呢？我们认为原因如下：

    （1）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执意要求向甘西进军。

    从前面我们引用的已经公开的史料中可以看到，西路军是主动要求向甘西进军的。不论是十一月二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的电报，还是他们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都是主张西退的。十一月七日，他们又致电中央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他们向西退却的坚定态度。因为如果他们要返回河东，是没有必要成立这些领导机构的。就是在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东进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时，他们在十一月十二日的复电中也没有回答返回河东有什么困难，而是摆了若干向西退却的理由，仍然积极主张向西退却。从电报中他们对东进和西退的倾向看，分明他们认为西退优于东进。

    由于中央远在陕北，而徐向前、陈昌浩是在一线的高级指挥员，身临其境，对当时的敌我双方的发展态势有切身体会，因而中央不能不重视他们的意见。在他们陈述理由强烈要求向西退却的情况下，中央从河西红军的生存出发，以尽量减少河西红军的损失为目的，也就不能不考虑他们的主张，同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试探性的向西进攻，但要求他们保持向东回旋余地，控制黄河渡口，不要向西深入太远，一便遭遇不测，可以随时能够返回河东。这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河西红军的安全与发展着眼，尊重前方指挥员的意见，又及时纠正他们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规避风险，力求将损失减小到最小程度，寻求摆脱困境的新徐径。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向西退却的乐观情绪，对凉州一带经济、民情、人口等社会状况的陈述，对苏联援助的企盼心理，对甘、青二马战斗力的评估，对他们能够完成任务的保证……，中央虽然对他们的认识有所指导和纠正，但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所陈述的理由中那些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些属于误判，当时远在陕北的中央也是一时难以断定的。我们看到，既使中央同意了河西红军的向西退却，但总的看来，中央对于西路军的向西退却也不是没有疑问，对西路军向甘西进军表现出一种忧虑的态度。这从毛泽东十一月十三日 “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 的发言中反映出来。[155]

    （2）处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目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答应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西退要求。

    长征结束后，党中央尚不能对红四方面军实施有效的领导。这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和海打战役被破坏中表现出来。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采取以斗争求团结，以忍让求统一，在维护大局的前提下又适当迁就的方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局面的出现。

    我们看到，本来中央是同意红三十军过黄河的，要求以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跟随三十军过河，明令红九军留在河东，但实际上却是红九军未经中央同意就过了黄河。红九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过河后就给河东击破南敌造成困难，最后中央也只好认可了这件事。海打战役期间，张国焘私自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后撤，退出战场，破坏了海打战役，最后中央不得不放弃海打战役，再谋求寻机歼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于十一月六日上报中央后，七日又致电中央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西北军分会，中央于八日复电同意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和建议成立河西红军领导机构的要求中可以看到，河西红军领导人是不愿意返回河东，主张向西退却的。中央于十一月十一日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电询问他们在何处的时候，西路军已于十一月九日夜兵分两路向凉州进军。徐向前、陈昌浩于十一月十二日致中央的复电中报告西路军的主力已位于大靖和干柴洼地区，前锋业已到达凉州西土门一带。在西路军向西退却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于十一月十五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他们向凉州进军。[156]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谋求团结，对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违背中央指示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在当时却是顾全大局的无奈之举。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执意西退的情况下，中央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也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河西红军占当时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央强令西路军返回河东，在当时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尚未能够有效领导的情况下，就可能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从而失去将这支红军置于党中央领导下的机会。这将给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因而中央在处理这件事时是极为慎重的，以忍耐求团结，在团结的前提下，逐渐将这支红军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在这种时候，必须冷静对待，沉着应付：既要注意维护大局，坚持原则，又要讲究妥协和忍让；既要避免中央与河西红军关系的破裂，又要避免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遇到巨大的风险，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而，中央在同意河西红军向西进军的时候多次提醒西路军领导人要依靠自我奋斗，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便河西红军在不利情况下返回河东。这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

    （3）苏联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这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十一月三日，共产国际来电报说准备从新疆给红军提供援助，这当然对河西红军向西进军产生了重要作用。但中央曾告诉共产国际除非他们将货物送到安西，否则要河西红军到哈密去是不可能的。[157]我们现在尚未看到共产国际表示将货物送到安西的电报，但从逻辑上推测共产国际应该是答应了中央提出的要求。否则，中央是不会轻易同意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十一月十三日，中央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要他们切实无误地提供援助，直到十五日才正式答复西路军领导人同意他们向凉州进军。我们现在尚未发现中央十一月十三日致电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的回电，但我们从逻辑上判断中央应该是得到共产国际的答复后才正式同意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这个判断我们还可以从中央后来致西路军领导人 “远方物资只送到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158] 电报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在对待苏联援助问题上，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和中央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西路军领导人一再要求打到新疆得到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和马家军作战，这种对苏联援助的急切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感到，他们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摆脱危机的心理准备，也没有预先作好这样的工作。而中央与他们的认识显然不同。根据我们现在发现的文献资料，至迟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前中央就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明告西路军领导人要将战胜敌人的希望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159]显然中央对苏联能否按承诺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表示疑虑。由此我们看到，既使在苏联表示提供援助的情况下，中央也在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作好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准备，这是很有远见的。可惜西路军领导人后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4）西路军向甘西退却，是打通国际联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尝试。尽管当时他们西退的形成和动机比较复杂，他们西退的前景也确实存在隐患，但从根本上说也没有违背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和东进路线，这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他们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毛儿盖会议上确立的党中央的东进路线，红军主力当然是向东部发展，但可以在适当时候派一支部队向新疆进军，打通国际联系。这个时候河东红军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困，形势危急，显然向西派出一支部队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在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只有迅速扩大红军，拓展根据地，才能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求得巩固和发展。当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地瘠民贫，物资匮乏，单靠陕北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无论如何实现不了这个目标的。因而红军只有打到外线去，才能完成扩大红军，拓展根据地的任务，以求迅速壮大革命力量。

    中央到陕北后，红一方面军进行的东征和西征，就是执行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完成这两大任务的重大行动。从这个角度上说，不论是河东红军准备东渡黄河，还是河西红军的西退，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重大行动。当然，河东红军向东进军，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人口、给养及发展潜力上都要比进军河西要有利得多。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时河东红军占全部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河西红军占全部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红军主力仍然在河东。在河东红军主力东进的条件下，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从宏观方面来说也和毛儿盖会议确立的东进路线并不矛盾。在这个背景下，尽管中央认为西路军向西进军的时机尚不成熟，这个时候孤军深入甘西也确实具有某种风险，对此存在着忧虑，但他们向西进军是为了打通国际联系，建立甘西根据地，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因而他们的向西进军同中央的东进路线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也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的向西退却。

    尽管我们从刚才的分析中看到，西路军向西退却从总的来看和中央的东进路线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没有根本性冲突，甚至与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同意适时派一支部队远征新疆倒有偶合之处，但我们也不能不说西路军的向西退却与中央的适时派一支部队远征新疆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这种重大区别就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所主张的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红军主力向东，而适时派一支部队远征新疆的东进路线，而是主张红四方面军乃至红军主力脱离中国主体区域向甘肃、青海边远地区退却的西退路线。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长征期间张国焘一再要求红军主力向青海、甘肃退却上，而且还表现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会师后，宁夏战役计划执行期间，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上。只不过是由于中央的干预才没有实现而已。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十二月六日致中央和红军总部的电报中又一次提议红军主力西渡黄河。[160]由于红三十一军和红四军没有西渡黄河，陈昌浩还指责中央分割红四方面军。[161]当时红四方面军占红军总兵力的一半以上，因而就是红四方面军全部过了黄河，也就意谓着红军主力到了河西。这显然就是执行西退路线。明白了这种重大区别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后，西路军领导人三次主动放弃返回河东的机会而执意西退，在面临危急存亡关头又以东返困难重重而裹足不前，最终导致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仍然执行红军主力向西发展的西退路线，不过是由于中央的反对才没有出现红四方面军全部乃至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结局。由此可见他们的要求与中央的主张显然是有重大不同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甘西进军表示忧虑，但是在西路军领导人的执意要求下，处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考虑，苏联又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处于打通国际联系，开辟河西根据地的需要，又与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和东进路线没有根本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于十一月十五日正式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同意他们向凉州进军。[162]

    8、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苏联援助我党的复杂性分析。

    从中共成立到遵义会议，中共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人事变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以遵义会议为标志中共虽然确立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了党中央领导人物的更替，但也要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有效。毫无疑问，在中共发展的早期，苏共确曾给予中共很大帮助，但也因为其指导的错误，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比如大革命的失败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都与苏共的错误指导密切相关。共产国际就是在苏共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鉴于苏共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的意见实际上就是苏共的意见，因而本文所用的苏共（苏联）和共产国际虽然名称不同，却是一个概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占领热河，向绥远、内蒙扩张，策动华北独立。一九三六年，广田弘毅组阁，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日本建立。随着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苏联远东地区就直接处于日军的威慑之下，严重威胁到苏联的安全。这样苏联处于在远东遏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需要，就力图使中国成为其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而减轻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因而，改善对华关系，联合中国遏制日本扩张就成为苏联远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中国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而当时国民党在中国掌握着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居于支配地位，在国际上又代表着中国。国共两党的政治力量对比，使苏联为了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目标就必然要选择以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希望通过与国民党改善关系来实现其共同遏制日本在远东侵略扩张的目的。

    但我们也看到，在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处于遏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苏联要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但要改善和国民党的关系，除援助国民党外，还要调整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使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服从和服务于苏联与国民党关系发展的需要。而当时国共两党是敌对党，正在国内打得热火朝天，因而苏联为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对中共的援助。对国民党改善关系的需求程度直接制约着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程度。另一方面苏联又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大信任。苏联（斯大林）不会忘记当时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屠杀共产党的血的教训。因而，对于蒋介石是否能像苏联希望的那样在远东遏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斯大林也是没有把握了。这样，为了在一旦蒋介石和日本求得妥协的情况下，苏联还能够在远东有一支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同时也因为中苏两党不论从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上，还是在远东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上，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基础，苏联也就没有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还比较弱小，但也是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一旦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情况下，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远东对日本牵制的作用就会大幅度提高，成为苏联在远东的重要依靠对象。因而，我们看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政策呈现出两面性。这个两面性的政策表现在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上，就是既会严重影响到苏共对中共的援助，又不会中断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与一定的援助。这就使苏共对中共的援助受到苏联与国民党关系及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从而给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我们再来分析进入三十年代中期苏共与中共的关系。这个时候苏共对中共的援助既具有支持中国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又具有支持中共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还具有通过援助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来牵制日本，维护苏联远东安全的卫国性质。我们通过对苏共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研究发现，苏共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坚持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统一。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直接掌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会给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以巨大的支持和帮助，这当然有利于苏联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维护。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着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力量强大，共产党力量弱小。从在远东地区牵制日本以维护苏联利益的角度，苏联认为尽管在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上苏共和中共之间有关共同的基础，但鉴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当时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才有力量牵制日本军国主义，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因而苏联就会优先选择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来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的目标。这种选择当然会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