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发起大举进攻。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呼啦一下子就压向延安，妄图在最短时间内，把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把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政权，把这个革命的红色根据地，统统消灭掉。然而，用兵如神的毛主席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早已为保卫延安、保存革命力量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暂时撤离延安的战略转移决策。父母所执行的，是东渡黄河，向晋察冀边区转移、向大别山进军。

    真的要撤离延安了，大家的心里都充满了依依惜别的深情。这是对战友的深情，也是对延安的深情。这情啊，实在是太多太沉太重也太深。即使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也是情难舍意难离呀！因为他们只知道队伍要撤离延安，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也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什么时候才能再爬宝塔山，什么时候才能再到延河边戏水玩耍，才能相跟上去地里抓虫子、挖土豆、摘西红柿。

    大人们的心里，虽然充满了对延安依依惜别的深情，但这种深情都化作了保卫延安的实际行动。边区军民，遵照党中央部署，人人都忙碌着坚壁清野，力争做到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食可用的东西。大家坚信毛主席所讲的，现在的疏散转移，是为了更快地收复延安。延安是我们的，我们想走就走，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尽管放弃延安、撤离延安是暂时的，但对每一个延安军民来说，无疑都是沉重的。因为这里的一切，如那些沟沟坎坎、山山岭岭、一亩亩庄稼、一眼眼窑、一畦畦菜、一栏栏猪、一群群鸡、一缸缸酸菜等等，无一不是延安军民共同亲手创造、建设起来的。现在说一声撤离、放弃，谁人能不心疼呢！所以，大家是能深埋的就埋，能设法带走的就带走。实在没有办法坚壁或者带走的，也不能完好地留给敌人，只能忍痛毁坏。

    “荣校”全体人员，包括因重伤残不能转移出去而就地安置的，都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此时，因父亲在70多公里外的延安担任抚恤委员会主任，主要负责组织所属单位相关人员的疏散转移工作，家里的一切就全部丢给了母亲。而母亲，也就毫不含糊地承担起来。

    母亲为了不影响出发时机，不失闲地打理着家里的事情。拆的拆、改的改、缝的缝、补的补、埋的埋、藏的藏，忙得不亦乐乎。把带不能走的腌酸菜、腌猪肉、干辣椒、土豆、蔓茎、回子白（圆白菜），把从棉被、棉衣里掏出来的棉花、自己纺的毛线、棉线等等，一部分送给当地老乡藏埋，其余就埋在自己挖的深窖里。这些窖都是挖在比较隐蔽、难找的地方，不易被发现。母亲不仅自己这样，还热情地帮助其他邻居。母亲说得好：延安没有那么好进。让龟儿子们来了想吃想喝的，什么都找不到。窑洞里没有窗户没有门，盖没盖的，铺没铺的，剩下个炕，还是塌的。个个窑洞都是冰锅冷灶。让胡宗南和他的士兵，渴死、困死、饿死在空空的延安！说是延安，实际不是一个延安城，而是指包括延安在内及其周边的南泥湾、下寺湾、洛川、瓦窑堡、延长、甘泉，以及延川、安塞、米脂、佳县、绥德、富县、宜川、志丹、吴旗等等的整个地区。

    母亲在整理家里东西的时候，什么都舍不得丢掉，就连那些针头线脑和各种碎布片儿，都包好捆起来。母亲说队里大人娃娃多，行起军来，这些东西都是宝贝。要不，到时谁要缝个什么补个什么，可是没地方去找。母亲还说，别小看这些不成材的东西，它们在行军路上可是能派上大用场啦。再说，这都是边区人民自己亲手生产的，丢掉太可惜，带在身边多踏实。不管自己受多少累，也得带上。

    母亲为两个弟弟准备好路上所需的东西的同时，把给我领来的旧军衣、军裤和帽子连夜改小。她怕我长得快就不敢改得太小，可我穿在身上却仍然显得太大，就找了根带子拴在我的腰里。小小的我立刻显得精神起来，神气得很。因为出发后，我就要跟着队伍步行了，母亲怕我路途受冻，就把几件补好的旧衣服又给我穿在里面，整个人显得圆滚滚的。要不是还留存有一张当年的照片，你就根本想象不出来，当年不到6岁的小战士我，会是个什么模样。

    延安的劳动模范李凤莲阿姨，是母亲长征的老战友。她们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共同生活战斗了十年，有着十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次转移，李阿姨要与母亲分开走了。她很难舍地对母亲说：“文清，我们这次分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我给孩子们做点什么吧！贤忠（她叫着我的小名）这次跟着队伍步行要吃大苦了，我就给她娃娃做双鞋吧！”

    李阿姨手巧，针线活好。这样，她连夜为我赶做了一双绿面的鞋，还在鞋帮上绣了美丽的花朵。我哪里穿过这么好看的鞋啊！就不顾天气寒冷，死活要穿上。李阿姨看我那么喜欢这双鞋，就对母亲说：“娃娃这么喜欢，就叫她穿上吧。”她又怕我脚冻坏，还给我找了块厚布把脚包上。

    这双绣花鞋一上脚，我再也舍不得再脱下来。离开延安的时候，我就是穿着这双绣花鞋踏上的行军之路。我白天穿着走路，晚上宿营睡觉的时候，就脱下枕在头下。遗憾的是，在过黄河上船时，被挤掉一支掉进了河里，都来不及看一眼，那鞋子就被浊浪推向远方。任凭母亲着急，任凭我哭喊，任凭划桨的老乡帮忙，都无济于事，很快就不见了鞋的踪影。但在我心中，留下了对李凤莲阿姨的不尽感激和思念。我知道，留在母亲心中的这种情感，远比我更浓更深更重。因为她们共同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她们又在延安这个革命的摇篮里，度过了10年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母亲说：“我和你李阿姨的革命情谊，就像我心中的延安和宝塔山。”

    当年总务科的几个叔叔，为了大家，也是为了我们娃娃们生活的方便，特别请当地的石匠打了一副石磨。他们可以给我们磨豆浆，而且石磨是在离我们住的窑洞不太远的地方给安装好的。安装时就害怕安不稳当。现在可好，想拆都拆不下来了。因为没有办法坚壁，可是又不甘心留给敌人用，母亲她们就只好把上面的磨盘卸下，深埋在菜地里。别看是石磨，埋的时候可是小心翼翼的。母亲她们说，要珍惜陕北老百姓的心血感情。2010年9月，当我寻史在下寺湾、阎家沟山坡上的一排排一眼眼坍塌的老窑前，当看到已经历过60多年风雨变迁的石磨和石碾子，依然完好展现的时候，心情是百感交集。我甚至想起当年埋在菜地的磨盘。虽然找不见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心想，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无论战火多么浓烈，也无论时光已过去了多少岁月，我们对延人民、对延安安山山水水的情感是永将如一的。

    就这样，我们做好了离开延安的准备。随时听候命令，向晋冀鲁豫边区的大别山开步走。许多年后，母亲曾这样对我说过：“当时，看起来我们是做好了疏散撤离的准备，实际上，我们是做好了收复延安的准备。我们相信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我们相信延安永远是我们的延安。我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爸爸活着的时候，说这就叫辩证法。”不曾想到，撤离、收复延安，距离我和母亲两代人重回延安，期间竟然相隔了30多年哪！

    1979年5月，我单位领导为实现我这个延安娃回延安的夙愿，给了我一次到延安外调的机会。当火车还在秦川大地奔跑的时候，我的双眼，始终被激动和兴奋的泪水模糊着；我的心，一遍遍重复着贺敬之同志的名句“睡梦里几回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我对自己说：贤忠，你终于要回家去了。

    这次，我只是回到了延安，看到的完全是一副崭新的模样。宝塔山上，已不复当年的模样。有的，是全国各地的名树名花。种在这里，是为了缅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些花草既增添了宝塔山壮美，更增添了宝塔山的肃穆和庄重。令上得山的每一个人，在瞻仰宝塔、俯瞰延安城四周的时候，无不激动万分、浮现连篇：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在这个小山城领导中国革命13年，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的坚实的基础，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等的各类人才。并且，就是在这13年里铸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从而，延安获得了“革命的红色摇篮”的赞赏与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