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开始后不久，同行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三样宝，马夫老杨、小马灯和乘骑枣红马。其实所谓的三样宝，都是围绕马夫老杨的故事。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父亲、母亲和我们全家对老杨的亲近、尊重和敬爱。而且这份情意不是简单地写在脸上，而是深深地印在了心里的。

    老杨，是父亲千里行军时的马夫。虽然他在父亲身边仅半年多的时间，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却是父亲及我们都无法忘怀的人，是我和弟弟特别喜欢的马夫爷爷。他在父母心里，也是一位很特别的、不是亲人而胜似亲人的亲人。

    从延安出发前，组织为了照顾父亲行军，和解决行军中出现的困难和发生的意外，专门给父亲配备了一匹小口枣红马，同时分配来马夫老杨。如果说，就是为了照顾父亲的残疾和母亲背着弟弟行军的困难，我相信他们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个照顾的。

    老杨来时，我家住的窑洞已变成空窑。因为父亲在延安他的工作单位抚恤委员会做着行前准备，母亲就把家里的东西，该捆的捆，该绑的绑，该埋的埋，一切都收拾的停停当当。院子里除几块大石头，其余都坚壁起来了。就是要喂马，都找不到个能盛料的东西。老杨见状，就对父亲说：“何主任，我早来两天，是想帮助收拾东西的，不想没帮上忙。”又转来对母亲说：“组织说是叫我来管马的。我是受苦人，其实任啥都能做，也能看娃。就是不会说话。”在我的记忆中，从他来到他离开，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长的几句话，其余都是简单的几个字。

    老杨是甘肃人，背盐出身，家里穷得很。1934年初，他快60岁了，在背盐路上遇到红军，就跟着部队从甘肃走到延安。可以说，他也是个红军战士。

    老杨个子矮矮的，粗粗壮壮，说话慢慢腾腾、含含糊糊，总好像嘴里含东西张不开。他有一张饱经沧桑的老农的脸，每一道皱纹都透着他的憨实、善良和曾经的苦难。提起杨爷爷的那双手，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双手又短又厚，指头粗得怕人，手指甲都变了形，手掌布满老茧，手背则全是干裂的口子。就是这样的一双老手，曾使母亲流过无数的泪。他告诉母亲说，这是他几十年干粗活累成这样的。可母亲心里知道，她的父亲、哥哥都是做长工的，一年四季都在辛苦劳作，手尽管特别粗糙，也没有成这个样子。你实在想象不出来，这个老人到底受过多少苦。

    老杨最让人惊讶的还有他的那双脚。3月的延安冷得很，可他却光着脚穿着一双布条打的草鞋。你要不仔细看，要不是那双打着绑带的腿和拴着红绳绳的草鞋，你根本就不会相信那是他的脚。因为套在草鞋中的脚极为短宽，五个脚趾头几乎一样长，而且没有一个脚指甲是完整的。脚趾脚背被一层老皮包着。脚后跟上满是深深的黑裂口，硬皮里边露出红嫩肉。这双脚，可把父亲母亲给心疼坏了。母亲问老人家，这几十年的冬天是怎么过来的呀？老杨说：“这对受苦人算个啥嘛！做上双鞋子的钱和功夫，能养活个娃了。谁能舍得下呢！”父亲问，这样怎么过冬，长途行军咋办？老杨对父亲说：“炳文，惯了。几十年就这么过来的。莫为我操心。什么事情都误不下。”话是这样说，而父母亲
的心却是在流血。

    老杨对什么东西都十分仔细，看谁丢掉点什么都觉得可惜。尤其对粮食，哪怕是玉米、土豆、谷糠，他都珍惜。

    老杨吃饭有个习惯，就是不管吃什么，哪怕是一口汤水，他都喝净，并用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不管有多少人在场，也不管谁在看他，或是指着他说些什么，甚至用手捂着嘴笑话他，他也视若无人，认认真真地舔他的碗。起初我们觉得很可笑，不懂事的大弟弟还用手羞他，但后来，我们就被他的淳朴和憨实感动。在以后与杨爷爷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们虽然不会舔碗，但我们学会了珍惜。我们会很自然地把掉在地下的东西捡起来，用小嘴吹吹灰吃掉，也会把自己碗里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用他的话说，这叫“节俭”。

    父母亲是坚强的但也是极富同情心的人。他们把老杨当成自己的长辈，让我们叫他爷爷。老杨受不了这个。他告诉父母亲，从没听人叫过他爷，让我们叫他老杨就对了。我们姐弟三个，也就不客气地随大人们叫他老杨。他一听见我们叫他，就高兴得不行。淘气的大弟弟有时就连声喊“老杨，老杨，老杨……”他总是愣愣地站在那里听，乐得脸上的皱纹都展开了。有的时候，他甚至还伸开两手冲弟弟说：“来，让爷抱一下。”这时，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绽放着无比的仁爱和快乐。

    父母亲自从知道老杨是个苦大仇深的红军战士后，对他就多了一份对长辈的敬重和关切，这就像是对待他们自己的父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那时战事紧，父母亲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从不会对老杨高声说话，也从不起急，从不絮叨。他们对老杨最爱说的话就是“莫急”。即使遇到大家都收拾好了准备出发，而老杨只顾遛马、喂马，自己还没顾上吃饭时，性急火暴的母亲就叫别人给他留上，也不会对老杨发火。所以，在父母和老杨之间，很快，很自然就有了一种家人亲情的默契。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不但爱喝酒，而且酒量不小。从延安出来，老杨就特意在他的身上背了些酒。行起军来，老杨看父亲骑马时间长了，或是有什么事太劳累，他就会不吭不哈地把酒瓶子递给父亲。父亲，就什么也不问，只小声地说：“你先喝上一口。” 老杨也不推让，就打开瓶盖子喝上一大口。实际上，这是做给父亲看的，他哪里舍得，他只是用舌头舔一下。其实，老杨能喝酒，平时只要可能，他也爱喝上两口。父亲看到他喝酒的样子，总会觉得心中不是滋味。因为老杨所谓的喝一口，其实有时是舔一点，有时就对瓶口深深地吸口气。有时，父亲看到了，还会叫他好好地喝上两口。可他哪里舍得呀！所以呀，有的时候任凭父亲叫他，他就是不吭声。他一手紧拉着马嚼子，一手紧拉缰绳，他只管忠于自己的职守。这时，酒对于老杨就没有一点吸引力。就这样，从老杨来到父亲身边，直到离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父亲都没有断酒。父亲和同行的人都很奇怪：这老汉，他到底带了多少烧酒？！

   老杨带的酒，是延安大生产时自己烧的，说不上有多少度。可这酒，在艰苦而紧张的行军路上，给了父亲无数的温暖和无穷的力量。留在父亲心中的，不单是这酒的醇香；留在母亲心底的，也不单是这位马夫的纯朴善良，而是老杨对革命工作的忠诚，是对全家老小的真诚、亲近。

    老杨爱吸烟，因为没有钱，吸的是最低劣的，近似黄豆叶子似的旱烟。因为没钱，他也不买洋火，而是用火镰打火点烟。老杨的火镰小小的，可是皮子的，边上还镶着金属。否则，与石相碰是打不出火的。我还记得火镰的故事呢。

    老杨到家里不久的一天晚上，他用火镰打火点灯，父亲就坐在炕边上等，可这灯半天也点不着。父亲走过去一看，蹲在地上的老杨，满头大汗。只见他一遍一遍地打火镰，一遍遍地用打着火的棉絮去点灯，不一会，灯没点着，棉絮上的火也灭了。父亲就悄悄站在他身后，他依旧这样反反复复多少遍，可这灯就是点不着。父亲看着看着忍不住笑起来。老杨看扭头见父亲，更紧张了。他说，“何主任，”立马又改叫：“炳文，你看这咋办嘛，这灯就是点不着。”笑了半天的父亲说：“那棉花只有火星，没有火苗，那咋能把这灯点着嘛！这又不是抽烟，引着就对了。”老杨没太明白，说：“那就多弄点棉花，把火星再点大些。”父亲说：“大些也不行，没有火苗子咋点得着灯吗！”他就在裤子上划着一根洋火，一下子就把马灯点亮了。憨憨的杨爷爷一看，也哈哈笑起来。他一笑，父亲又跟着笑了。只有在油灯下补衣服的母亲，不知道他们在笑些什么。

    父母与马夫老杨的感情很深很深。一盏小小的马灯，也是他们之间深情厚意的记录和见证。

    1947年3月的战略转移，实际上就是暂时从延安撤离出来。这种行军虽然不是开赴前线，但也必须根据战事晚上行军。这样，马灯就成了行军的向导，就成了行军最重要的工具。延安人，没有不用马灯的。

    父亲带的这盏小马灯已使用多年。他不管到哪里去，只要晚间赶路就是必带之物。所以父亲也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管有事无事，小马灯总是被擦拭得透亮透亮的。这次行军，总务科要给他换大些的新的，可父亲还是带上了他用惯了的小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