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宋庆龄不顾病体难支毅然前往北平（今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宋庆龄的一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同频共振，并为人民政协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

　　“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其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无疑成为创立人民政协、建立新中国的一个动员令。对于“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响应和普遍拥护。

　　面对我国民主协商的新曙光，宋庆龄以继续尽力支援解放区来表明政治态度。如在“五一口号”发布不久，她亲自推荐新西兰护士赴解放区工作，并致函董必武：“根据计划，布赖奈尔特森小姐作为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小组成员，同伊莎贝尔·伊斯顿小姐以及其他新西兰人一起到你们的地区去工作。除此而外，我们还请她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一名代表……”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由于国民党当局进行垂死挣扎，上海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宋庆龄身处险境，她经慎重考虑作了这样的回复：“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2月2日，李宗仁由南京抵沪，见到宋庆龄时，欲请她以个人身份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转达“谋求和平的诚意”；宋庆龄立即拒绝，严正地表示：“我曾经明白地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

　　2月20日，宋庆龄再次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地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第二天，在上海寓所（今上海宋庆龄故居）会见前来看望的史良时，宋庆龄高兴地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成立，第一次全体会议同时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6月19日，毛泽东亲笔致函宋庆龄：“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6月21日，周恩来也亲笔致函宋庆龄：“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这两封信，均由受中共中央指派的邓颖超面呈，她与廖梦醒（廖仲恺、何香凝之女，曾任宋庆龄秘书多年）于6月25日抵沪，当天就与宋庆龄会面。此时，宋庆龄正受疾病困扰，如她在6月14日给王安娜（曾任宋庆龄的外文秘书）的信中说：“我虚弱的体质使我恢复得很慢。昨天我试着多工作了一会儿，就感到头晕得厉害，差点儿晕倒。”6月27日，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有日抵沪，当晚孙夫人即约谈，其情绪很兴奋，盼孙一定来平。但因病体不克长途旅行，拟暂缓。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今日廖梦醒又往晤孙，谈话间颇感盛情难却，表示考虑……”

　　廖梦醒在《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中回忆：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快要开会了。毛泽东和恩来同志写了信请庆龄同志来京，并派邓大姐和我去接。到了上海，邓大姐叫我先去看她。庆龄同志说：“北京是我的最伤心之地（按：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我怕到那里去。”我说：“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接你。”

　　6月29日，邓颖超又来到寓所，同宋庆龄会面，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恳切盼望她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深入交谈，宋庆龄“立时果断地、高兴地”同意北上。

　　6月30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宋庆龄出席并发表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祝词，她因身体抱恙，由邓颖超代读，祝词中说：“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林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鉴于宋庆龄病体难支，中共中央于7月1日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在宋庆龄北上时“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陈毅非常重视，指示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组织一列专车”。

　　8月26日，由邓颖超、廖梦醒、管易文等陪同，宋庆龄从上海寓所出发北上，她看见“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驶过去”“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据管易文《忆毛主席亲迎宋庆龄》一文回忆：“偕同邓、廖二位送宋庆龄赴北京。车到天津暂停，由黄敬安排食住，同时打电话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他要亲自到车站去接宋庆龄。我们把专列到北京站的时间与毛主席去接的时间安排得正相吻合。”

　　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抵达北平，在火车站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的热烈欢迎，并接受儿童献花。毛泽东与宋庆龄热烈握手：“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表示：“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单位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62人出席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精心的会务工作安排，完全可以说是细致入微。据孙小礼《亲历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一文回忆：

　　1949年8月，新政治协商会议（9月开会时改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从当年北平市高中毕业生中抽调20名党团员参加工作，我是其中的党员之一。我们一进入中南海，就到了秘书处的议事科。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议有“特别邀请人士”75人，第一名就是举世闻名的宋庆龄女士。领导决定由荆惕华和我两位女同志来负责宋庆龄的报到。在准备过程中，先达（秘书处议事科副科长迟先达）同志对我们说：“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字，我们应该尊重她的习惯，为她的签到准备一支钢笔。”

　　宋庆龄的报到处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前。记得是在大会开幕前两天，约9月19日上午，宋庆龄由管易文陪同着来报到了，她拿起钢笔非常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9月22日，也就是政协开会的第二天，人民日报有一整版关于会议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宋庆龄签到。

　　9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宋庆龄穿着一袭黑色旗袍，显得格外端庄秀丽，她步入会场一眼就看见主席台中央并排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心中顿感一种莫大的欣慰和振奋。当天，她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89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主席团常务委员；27日，她是会议的执行主席之一。

　　在会上，宋庆龄作为特别邀请代表发表讲话，其中指出：“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广大代表性的人民的集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以执行共同纲领和组织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府。”

　　她强调“发展生产是当前政策的基点”，并对“政治方面”“文化教育工作”“国际阵线”等问题进行阐述，还认为：“中国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中已经和世界各人民政府及人民力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这种人民力量的结合，已经改变了历史的均衡。这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世界亿万人民的伟大力量。”最后，她又号召：“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与会民主人士宋云彬的日记记录了会议情况，其中说：“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宋庆龄始终不改乡音，她那纯正的上海方言，以特有的韵味吸引了大家。

　　这次会议代行我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6人为副主席，并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还选举由180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从此，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开始了新的奋斗征程。

　　10月1日，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面对无数欢呼的群众，不禁激动万分，她在《华北之行的印象》中谈到自己的心情：“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据王昆仑《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战士》一文回忆：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正前方，矗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同志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朱德总司令并排站在一起，我站在周恩来总理的身后……

　　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声中，毛主席亲手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了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这历史的时刻，我看到宋庆龄同志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一定想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愿实现了。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历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除了承担大量国务活动，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到妇女和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福利事业中。

　　1954年12月，宋庆龄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12月25日，新华社电讯提及：“根据宋庆龄委员代表主席团的提名，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这时，全场起立，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同日，宋庆龄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任职期间，她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坚持团结和民主，积极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切实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

　　1955年6月初，宋庆龄视察公私合营上海仁德纱厂。在两天中，她听取纱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与车间主任、老年工人、青年工人、医务人员、多子女母亲、托儿所教师、先进工作者等进行座谈，还深入车间、托儿所、厨房等处视察，并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工人群众搞好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而努力。”

　　6月6日至11日，宋庆龄在江苏松江专区（后所属各县划归上海）视察，听取当地领导的工作汇报，深入基层作调查；其间，她曾在泥泞的阡陌来回步行10余里。6月10日，宋庆龄身着淡灰色的衣服，脚穿半高统的拉链雨鞋，视察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为主任的松江县（今上海松江区）联民农业生产合作社，她同合作社骨干以及老年、青年、妇女社员进行座谈，详细了解生产情况、经济利益处理、新式农具推广、青年团作用、妇女地位、农民文化学习和卫生保健等，并听取大家的意见；接着，又到陈永康和部分社员家里访问，她在临别前勉励大家：“希望你们努力生产，争取更美好的生活，为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树立榜样。”宋庆龄及时与当地领导共同研究分析所发现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离开前还请他们吃水饺以表达谢意；不久，她特意派人送上几本亲笔签名的《为新中国奋斗》。

　　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宋庆龄的《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其中提及：“这次我视察江南的农村和上海的纺织业以及社会福利事业。我见到了许多在生产建设战线上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和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信心，看到了我们事业的成长，也看到了五年计划建设胜利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