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孙如珍同志,武乡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武乡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是我的上级,也是一位倍受尊敬的师长。从1970年开始,他就收集、整理、撰写抗战历史资料。后成为八路军大行纪念馆筹建工作的主要人之一。为宣传武乡,建设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做了大量工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又逢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建馆30周年,在这里发表他在2005年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人间正道是沧桑 ——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筹建始末》,正如他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正是因为有多少人的不懈努力,才托起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今天的辉煌和精彩。他们的名字理应镌刻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筹建的丰碑上,让后人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作者孙如珍
1979年9月28日,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坐落在山西省武乡县城马牧河西岸的凤凰山脚下。她雄伟、壮观、巍然屹立,在葱茏苍翠的凤凰山映衬下,显的格外庄严、厚重。她是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是全国红色旅游的精品景区之一,是武乡老区改革开放的一张名片。1988年9月3日落成开馆至今,已经接待了100多万游客,胡锦涛、江泽民、李长春、曾庆红、曾培炎、刘延东、刘云山、华国锋、杨尚昆、刘华清、秦基伟、宋平、李德生、陈锡联等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纪念馆参观指导,给这座历史的殿堂罩上了一抹神圣的光环。欣逢纪念馆开馆二十周年,面对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不禁使我回忆起当年筹建这座纪念馆所经历的漫长岁月和为纪念馆的建成奔走呼号,为之奋斗的人们……
1988年6月1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顾问座谈会。
(一)
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反侵略战争,但只有那场为时八年的伟大抗日战争,是以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在这场战争中与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痛击了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胜利直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八年的烽火岁月,八路军与太行人民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生死与共,共赴国难,战争锤炼了八路军,人民养育了子弟兵。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八路军已发展成为拥有102万军队的胜利之师。太行山,正是哺育这支英雄军队的摇篮。
淳朴、忠厚的太行人民,时时刻刻牢记着这支英雄的军队和指挥这支队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历史的长河冲淡了些许记忆,但八路军的丰功伟绩却在太行人民的心中与日俱增。在结束了是非颠倒的十年之后,太行人民放声高歌八路军赫赫战功的激情呼之欲出,终于迎来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机遇。他们要在自己的家乡为八路军铸建一座光耀千秋的历史丰碑,让子子孙孙永远铭记那峥嵘岁月的夙愿终于有了实现的希望。
中共武乡县委深深理解老区人民的心愿,于1977年冬天,作出了恢复和扩建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的决定。组建了筹建班子,着手开始筹建工作。当时,这套班子设在武乡县外事办公室,由外事办公室主任李彦南同志和革委办副主任王留大同志负责。文字资料人员有李志宽、王照骞、李步青、孙如珍,美工人员有李庆恒。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张效平、王香芬、陈仁锁也参与此项工作。筹建组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研究制定恢复和扩建方案。筹建组的同志们一致认为,1964年国务院颁布第一批全国革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就有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山西省武乡县。所以武乡县被山西省列为对外开放县,接待外宾参观。文革初期,武乡县外事办公室为了对外宾宣传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在县城广场东侧建了一个小型的纪念馆,重点展出八路军的战略战术,以及八路军总部如何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鉴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原因,纪念馆有意回避总部机关,定名为“武乡革命纪念馆”。现在,文革已经结束,恢复八路平总部纪念馆,与王家峪、砖壁两所旧址配合,对外进行宣传,时机已经成熟,既符合老区人民心愿,又符合国务院革命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为了系统反映八路军总部八年抗战的史实,又不宜涉及整个抗日战争的全部,从一个县级纪念馆的力量考虑,拟将馆名暂定为“八路军总部太行纪念馆”,展出范围只包括总部机关在太行山的活动内容,重点放在在武乡的战斗史实。根据这一方案,草拟一份纪念馆的展出内容简介,供县委领导参阅。
方案拟定之后,报请县委审批,县委同意筹建组的方案,并批示按展出内容尽快收集资料,拿出陈列提纲。遵照县委指示,筹建组的同志们分兵三路:一路查阅抗战史料;二路外出采访战斗旧址、总部机关及一二九师旧址和重要会议旧址;三路拍摄旧址照片,翻拍有关图片资料。从1977年的冬天到1978年的秋天,筹建组的工作人员个个精神饱满,夜以继日全身心投入工作。他们翻阅了大量的抗日战争史料;走访了总部旧址的老八路、老房东;赴京参观了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请教了军博、历博的抗战史专家;拜访了朱总司令的女儿朱敏,朱总的卫士长李树槐以及抗战时期的战地摄影记者徐肖冰、侯波夫妇;走访了抗战时期艺术工作者彦涵、罗工柳、刘白羽,专车专程重走了抗战时期太行山的战斗旧址神头岭、响堂铺、黄崖洞、关家垴等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左权县的麻田、河北省涉县的赤岸、温村等。参观了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已经收集到了大量的珍贵历史资料图片和文物,基本上搞清楚了八年抗战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战斗史实,为编写纪念馆的陈列提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开始编写《八路军总部太行纪念馆陈列提纲》。经过一个多月的起草、修改,于1978年10月初,《陈列提纲》脱稿,交县委审批。县委同意这个提纲。并建议赴京请专家审查、修订。1978年11月中旬,我和张效平同志带着《陈列提纲》赴京请军博、历博的专家审阅。他们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并就他们馆内有关总部的一些资料和文物表示愿意为我们复制,如朱总司令使用过的手枪,周恩来总理赠送给朱总的毛毯等。在京期间,我们一面收集征求对《陈列提纲》的意见,一面想办法争取老一辈革命家对纪念馆的支持。于是我们便向邓小平同志转呈了一份个人署名的请示,请他老人家为纪念馆题词,支持老区人民的合理要求。几天后接到小平同志办公室的电话,告诉我们建纪念馆要省委报中央审批,个人署名的请示不符合规定,让我们回去请示省委。回县后,我们一方面继续修改、完善《陈列提纲》,一面由县委出面请示晋东南地委和山西省委,要求恢复和扩建《八路军总部太行纪念馆》。鉴于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许多历史悬案尚待清理,省地两级领导举棋难定,筹建纪念馆事宜一度搁浅。
时间推到1979年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并相继予以平反昭雪恢复了工作,这就为纪念馆的筹建铺平了道路。沐浴着明媚的春光,筹建组的同志们心中升腾起阵阵暖流,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和希望。为了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和理解,筹建组花了近三个多月的时间,在《陈列提纲》的基础上编写出了《八路军总部太行纪念馆陈列大纲》,按《大纲》的要求,设计、制作了《八路军总部太行纪念馆陈列小样》从前言到后记,从历史照片、图片、图表到文物陈列,从解说词到版面文字分四部分展示成小样。她是一座浓缩了的四个展厅的纪念馆,让人一目了然,看后,犹如看到了未来建成的《八路军总都太行纪念馆》。小样完成后,筹建组的同志心情异常激动,大家如释重负,圆了多年的纪念馆梦,尽管它是在纸上粘贴起来的样本。激动之余,深深地感谢县委的支持和县外事办公室的鼎力相助。李彦南和王留大两位主任两年多来在筹建工作中上下奔波,功不可没,至今想起来都让人心动,那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和心中时时充满希望之光的坚强毅力让人钦佩。转眼到了7月,筹建组的李志宽、暴贵银同志赴京办事,见到了彭总夫人浦安修,再次向她汇报纪念馆的筹建情况,并提到请邓小平同志为纪念馆题词的事。浦安修同志让回县后武乡县委写请示报告,她帮助转呈。浦大姐的帮助,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使一度山重水复的筹建工作,顿时变的柳暗花明。
回县后,按照浦安修同志的嘱咐,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立即起草报告,于1979年8月28日,通过机要文件的渠道将《中共武乡县委关于修建八路军总部太行纪念馆请邓小平同志题写馆标的请示》寄给浦安修同志。文件寄往北京,筹建组同志们一颗颗热切企盼的心也同时飞到了北京。等待,企盼伴随着八月的热浪让人焦躁不安。于是,筹建组派我和陈仁锁同志于9月14日再次赴京,一方面带上《陈列小样》向八路军老领导汇报,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另一方面找浦安修同志,等待小平同志的题词。赴京后,我们首先找到浦安修同志,请她审阅《陈列小样》,她仔细看了《陈列小样》,肯定了我们二年多的工作,对《陈列小样》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她建议我们多找些八路军的老首长,请他们多提意见,纠正史实,提供资料。最后,她告诉我们:“寄来的县委请示报告,已送呈邓小平同志,我是亲自送到家里交给卓琳的。至于纪念馆叫什么名称好,请小平同志酌定。”听了浦大姐的话,我们很高兴,心里吃了“定心丸”,此后的十多天里,我们带着《陈列小样》,多处奔走,请专家和老首长审阅小样,不断收集资料文物,充实展馆内容。10月5日,我们到总参第四招待所,见到浦安修大姐。她高兴地告诉我们:“邓小平同志给纪念馆题词了,是9月28日写的,国庆前夕寄到北师大我家里的。题词中小平同志把你们请示中‘总部’两个字去掉了。把纪念馆改名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这样纪念馆展出范围就要扩大,不只限于总部,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卓越见识和对办好纪念馆的亲切指示,这样,你们就可以按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把纪念念馆筹建好。”看到雪白的宣纸上苍劲有力的题词:“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邓小平题”;聆听着浦大姐转达的邓小平同志对纪念馆的指示,当时,我们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把浦大姐的话一一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可以说,筹建纪念馆八年,我们始终遵循着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出的办馆的指导思想努力工作。
拿到小平同志的题词后,我们一面立即向县委和筹建组的同志们汇报,让老区人民分享这难得的喜悦,一面在浦大姐的帮助下,通过中央军委向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转呈了县委的请示,很快两位老帅也都为纪念馆题了词。聂帅的题词是:“光辉的历程”,徐帅的题词是:“继承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1979年的10月,是武乡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三位中央领导同在一个月之内为纪念馆挥毫题词,这对老区人民是多么大的支持和关怀,迎来了筹建工作的明媚春天。
这次在京期间,我们找到了十几位老首长审阅了《陈列小样》。10月6日,我们带着《陈列小样》走进中南海,请薄一波同志审查了小样,并请他为纪念馆题了词。他指示我们,纪念馆要适当反映一下决死纵队在抗战中的事迹,因为决死纵队是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说办个纪念馆很好,对后代进行传统教育,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要按小平同志的题词精神,把八路军的抗战史实充分反映出来。10月24日,我们见到了当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请他审阅了小样。他很高兴能在太行山办一个纪念馆,宣传八路军抗战的丰功伟绩。他还询问了武乡县的收成怎样,人民生活过得好不好,还很想再回武乡看看。10月30日,我们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受到李达副总参谋长的接见,他仔细审阅了小样,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询问了武乡几位老劳模,如李马保、石榴仙等。他对武乡老区充满感情,还记得许多村和人的名字。审查后,为纪念馆题了词。
除此之外,我们还请原总部作战科长王政柱、原太行三专署专员刘亚雄、军事博物馆抗日馆总编陈文渊和总编室主任赵文渝、历史博物馆馆长董谦等史学方面的专家审查了《陈列小样》,使《陈列小样》日臻完善和充实。回忆这次赴京办事,使我想起一位热心的武乡籍大姐高铮惜同志。她是一位老革命,武乡县故县人,高沐鸿先生的侄女,抗战时参加决死队,爱人是侯振亚,决死队政委,解放后到福建工作。我们这次赴京与她相跟,她热情地帮助我们,薄一波同志的接见、董谦馆长的座谈等都是她帮我们联系的,她热情地为家乡办事的精神让人感动。遗憾的是,当纪念馆建成开馆后,她没有机会再回家乡参观一下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太行、北京虽隔千山万壑,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老区的深情与太行人民的心愿把北京与太行紧紧连在一起。我们筹建组的工作人员从1977年冬天开始至1988年9月开馆,11年时间,往返在太行与北京之间,不下数十次之多,对此,感受良多,书不尽言。
1988年6月1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顾问座谈会。图为领导题词。(右起第三人是作者孙如珍)
(二)
邓小平同志为纪念馆题写馆标之后,中共武乡县委听取了赴京同志的汇报,决定立即写报告给当时的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向地委、行署报告邓小平同志为纪念馆题写了馆标,几位老帅为纪念馆题了词,要求在武乡县恢复和扩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1979年11月28日,晋东南地委常委会上传阅了中央领导的题词和中共武乡县委的报告,认为此事是晋东南地区宣传文化工作中的大事。决定由地委写报告向山西省委、省革委会。11月29日地委报告发出。12月7日,中共武乡县委书记孙文龙同纪念馆筹建组的负责人李彦南专程赴并,向省委、省革委会汇报纪念馆筹建工作。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汇报。12月8日上午,我们首先找到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贾俊同志,向他汇报了纪念馆的筹建情况,看了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和晋东南地委的报告。贾副主任当即在报告上批示:
邓副主席题“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是对太行老区人民很大的支持。我意要积极主动地办。这是一件大事。馆址在武乡县,但原太行区是包括今天河北、河南的部分地区。还要和他们共同商量。是否可先以我省革委会名义报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批示,列入国家投资计划。 原来的设计太小,现在就需要重新设计、扩大。 以上请王谦、贵波、泊生、光汤同志核示。 贾俊 1979年12月8日
贾俊同志批阅文件后说:“今天上午省革委会召开办公会议、你们准备一下,我安排个时间,请你们上会汇报一下。”听了贾俊的话,孙文龙书记十分高兴,我们就坐在会议室旁边的休息室等候。11点10分,会议安排武乡县委汇报。孙文龙书记带着李彦南和我,一同到会。他汇报了20分钟,参会的省革委会全体领导传阅了中央领导的题词和晋东南地委报告,之后,会议议定:①立即由省革委会报请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②纪念馆不要建成楼房,要在一个宽阔地带,有民族风格,亭台楼阁。③向国务院的报告由省革委会秘书长史纪言同志负责起草。④要增加刘伯承和黄镇、王新亭等八路军领导的题词。⑤要找专人设计。以上内容由“办公会议纪要”的形式下发晋东南地委和武乡县委。
纪念馆筹建二年多时间,县委书记孙文龙第一次有机会赴省亲自汇报,也是山西省级领导第一次对纪念馆表态支持。这理所当然地对武乡人民是个很大的关心,也是对纪念馆筹建组的同志们一个极大的鼓励。这毕竟是等待了漫长的二年之后迎来的佳音。但事后才知道也就是省领导的这一表态和省革委会办公会议的议定,注定了纪念馆的请示渠道和程序将走上弯路,拖延审批的时间,持续的等待将是不可避免的。
早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就下发中发73号文件,文件中第一条规定:“新建或扩建革命纪念馆要严格控制,一律须经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查同意后,报中央批准。”就在中央73号文件下发一年多之后的1980年1月,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恢复、扩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请示报告》。报告发往北京,我们筹建组的同志们每时每刻都在急切地等待北京的消息。焦急中等到了3月26日,县委书记孙文龙自太原开会归来,带回的确切信息是:省里送国务院关于修建纪念馆的请示报告,国务院回复不批。所以省里决定不搞了,而且也不让再外出活动了,资料也停止收集。这一信息无疑给办馆人员从头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大家失望中深思:武乡老区人民想为八路军建一座纪念馆,缅怀抗战历史,启迪教育后人,这难道有什么错吗?小平同志都为纪念馆题写了馆标,几位老帅都题了词,对纪念馆表示了极大支持和关注,难道国务院能不予批准吗?辛苦了三年多的成果真的付之东流了?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省里决定不搞纪念馆之后,于1980年4月份,县委作出决定,修改原广场东侧的“武乡革命纪念馆”,增加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抗战的内容,在7月1日陈列展出,让全县广大党员和群众参观,用现有的图片、资料、文物充实“武乡革命纪念馆”,达到缅怀历史,教育后人的作用。遵照县委安排,5月份组建班子,由县委副书记韩国华负责。工作人员全身心投入工作,于“七一”党生日正式开馆展出,全县党员群众有组织地参观了纪念馆,反映强烈,一致感到受到了一次传统教育,这毕竟是“文革”之后第一次看到的传统教育场所。
自3月份知道国务院不批纪念馆的信息后,筹建组的同志们于心不甘,迷茫中有几分不相信,总还想再努力一把。在修改“武乡革命纪念馆”的同时,于4月份,给浦安修大姐寄函,汇报当前纪念馆的困难处境。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同志来武乡收集文物时,捎来浦大姐的关心。说她已去广东省考察,没时间回太行,纪念馆的事可直接请示省委。6月,任省革委会常务副主任的武光汤回武乡视察工作,我们又及时向他汇报纪念馆的事。他表示既然国务院不批准,你们可先放一放,不要着急,等条件成熟再办。6月下旬,因修改武乡革命纪念馆急需赴京收集资料,经县委同意,我与王照骞、张效平同志于28日再次踏上去北京的旅途。
这次在北京,主要是收集八路军总部在砖壁、王家峪的资料和文物。我们三人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在浦大姐的帮助下,见到了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郑思远同志。当我们汇报到山西省革委会年初呈送国务院关于恢复扩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请示报告如何处理时,他当即打电话给他的秘书蔡振河,让查询此事。由郑思远副秘书长安排,于7月16日上午,我和张效平同志进到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蔡秘书已经在查到了山西省革委会文件的处理意见。处理结果是这样的:1月26日山西省革委会的请示报告送到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于2月25日电话回复山西省革委会办公厅。电话的内容是:关于恢复扩建纪念馆事宜不属于国务院审批范围,应按中发[1978]73号文件规定办理,由山西省委审查,报中共中央审批。蔡秘书建议我们,回山西省委汇报,如省委同意,由省委写报告向中共中央请示,我这里无法帮忙。我们走出中南海,天空是那么的晴朗,阳光是那么的灿烂,我们的心情格外舒坦。半年多在焦急、迷茫的等待中总算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回县后,县委听取赴京同志汇报后,决定派筹建组负责人李彦南赴并向省委汇报,我随同前往。8月7日,在省委大院我们找到武光汤同志,向他汇报了国务院关于纪念馆请示报告的电话回复。不是不批准,而是让省委请示中央,这件事不属于国务院审批范围。武光汤同志听了汇报后,让秘书查阅了有关文件和电话记录,确实如此。这时他才感到原来的请示渠道不通,走了弯路。他表示,尽快把这事提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议定后向中央上报。很快,中共山西省委以晋发[1980]105号文件向中央呈送了《关于恢复并扩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请示报告》。中央办公厅很快批转中宣部审理。中宣部研究决定,同意恢复纪念馆不必再扩建,应充分利用王家峪、砖壁旧址。于1980年9月26日函复山西省委。山西省委于10月16日函复晋东南地委并武乡县委。至此,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经过整整三年的辛劳奔波,总算得到了中央的批准。纪念馆的筹建人员在苦涩中得到了心灵的安慰,纪念馆的筹建工作毕竟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1988年6月1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顾问座谈会。图为领导题词。(右起第三人是作者孙如珍)
(三)
1977年冬至1980年冬,整整三个春秋,筹建纪念馆实际办了三件事。一是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二是邓小平同志为纪念馆题写了馆标,聂荣臻、徐向前、李达、薄一波为纪念馆题了词,表示支持;三是收集到大量的历史资料、历史图片、照片、图表和文物,拟定了陈列大纲,为纪念馆的陈列展出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宣部函复中指出,同意恢复,不必再扩建。这就为纪念馆下一步工作带来诸多无奈。如果只恢复不扩建,就只能将“武乡革命纪念馆”牌子换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在不足300平方米的展厅内展出比原来多出二十多倍的内容,这显然是无法展出的。如果扩建或新建,势必于中宣部的函复不符,基建计划和落实投资都是十分困难的。武乡老区人民虽有满腔热情,但无奈财政紧张,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此无奈和尴尬的局面,注定了纪念馆的筹建将面临着新一轮的漫长等待和辛苦奔波……
果然不出所料,县委接到中宣部函复之后,于1981年初就向当时的晋东南地委、行署和山西省委、省革委会请示,要求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扩建工程列入基建计划,下达基建投资。并陈述了原馆陈列面积太小,根本无法展出现在的内容,急需扩建或新建的诸多理由。但从1981年初至1983年8月,二年半时间内,终因各种原因,这项工程始终没有能够列入地区和省里的基建计划,更不用说有一分钱的投资了。所以,纪念馆的筹建事宜被再度搁浅二年半时间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为了使纪念馆的筹建工作继续进行,不致中断,在县委的支持下,筹建组的李彦南同志多次往返于长治、太原,为纪念馆立项奔波忙碌。1982年6月,浦安修大姐第一次回访太行,在紧张的访问期间,曾多次关注纪念馆的筹建工作。她亲临“武乡革命纪念馆”视察,也深感原馆不足以陈列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内容,认为新建一个较大的纪念馆是十分必要的。纪念馆的筹建人员无颜面对这位慈祥的老大姐,他们觉得愧对浦大姐的关怀和帮助。浦大姐离开太行的那年秋天,纪念馆的筹建人员想到中央领导对筹建工作的支持和指示,又看到武乡人民对此项工程翘首盼望的急切心情,心里十分焦急。焦急之余,我和陈仁锁同志联名,斗胆向当时的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和当时的晋东南地委书记白清才同志投书,反映纪念馆筹建工作面临的尴尬局面,力陈新建纪念馆的伟大意义和太行人民的一致呼声。……我们当时之所以敢于斗胆力陈,上书上级领导,只认准一个理,那就是宣传八路军和老一辈革命家抗战的丰功伟绩不会有错,省、市领导在了解实际情况后,是会充分理解和支持这项工程的。抗日战争时期太行人民与八路军浴血奋战赶跑了日本侵略者,今天,太行人民为八路军建一座纪念馆,大不了再用八年时间。
感谢白清才书记,他以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敏锐目光,在众多的群众来信中,掂出了这份信的分量,又以满腔的革命责任感关注此项工程。他立即派地委办公厅的程雪田同志来到武乡县,向县委详细了解情况,虚心倾听群众呼声,认真听取投书人的陈述,并翻看了有关纪念馆的批文和中央领导题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回去向白清才书记作了认真汇报。在白清才书记的直接关注下,1982年10月由晋东南地区计委发出请示报告,要求山西省计划委员会将修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工程列入基建计划,下拨基建投资50万元。这是纪念馆筹建工作由题词、审批、大造舆论阶段向实质性的建设阶段过渡的关键一步。
省计委接到请示后,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深入调查,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对待此项工程。他们考虑到一个永久性纪念建筑的规模和质量,破例地将原请示中的50万元的基建投资增加到80万元。1983年8月,山西省计委以晋计基字(1983)第402号文件下达委托设计任务书,下发晋东南地区计委和武乡县计委,将纪念馆建设工程列入1984年度基建计划。就在这一年的8月,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王森浩同志对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筹建工作寄予了热情的关注。他看到了计委的文件后,当即批示,80万元的投资不足以建一个永久性的纪念建筑,拟增加基建投资。在省长王森浩的关怀下,省计委重新概算,在80万元的基础上,将基建投资增加至131万元。并以晋计基字(83)第689号文件第二次下达委托设计任务书。至此,武乡县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建设工程正式立项投资,列入山西省计委1984年度基建计划。
1983年的8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武乡老区人民沉浸在企盼许久的喜悦中。人们奔走相告,街谈巷议:“纪念馆要开工建设了!几年来的努力总算有了希望”。纪念馆筹建人员在激动中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中共武乡县委立即将原来的纪念馆筹建组改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筹建处”,正式刻章行文,开始着手基建工作。县委决定抽出一名副书记阎世成同志全面负责筹建处工作。筹建处负责人仍由李彦南、王留大两位主任担任。
按照基建程序,9月3日,县委副书记阎世成带着筹建处的三名同志赴并,走进山西省建筑设计院,请求他们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进行建筑设计。这座省建筑界的权威机构,建筑专家云集之所以没有小瞧这座山区县城的纪念建筑,一眼看出了它非同凡响的纪念意义,立即引起了院领导和专家们的重视。他们立即召开设计方案研讨会,决定派一名姓王的工程师到武乡县实地勘察,选择馆址,收集背景资料。王工回院后,设计院立即召开会议,研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设计方案。为了慎重起见,9月22日,由省建设厅主持,召开第二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设计方案研讨会。会议由山西省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省建设厅总工程师方奎光主持,邀请山西省建筑设计院、太原市建筑设计院、太原工学院、晋东南设计院和纪念馆筹建处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参加。会议气氛热烈,专家们对这座建筑投以特别的关注,就纪念馆的设计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会议最后议定由山西省建筑学会出面,由方总牵头组织一次全省范围内的设计方案竞赛,以求得这座具有革命意义的永久性建筑设计庄重大方,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为了组织这次设计方案竞赛,建筑学会的专家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深入武乡县城实地勘察,选择馆址,到各个建筑部门组织参赛人员,交流有关资料。为了设计方案的完美,作为东道主的纪念馆筹建处,组织人员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平型关战役纪念馆等处考察,以提出对设计方案的要求。
这期间,在馆址选择问题上,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太原市建筑学会总工程师顾豪先生在武乡县实地考察之后,不同意原来选定在马牧河西岸铁路下面的空地内。他出于一个建筑专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革命前辈崇敬之情,就馆址选择和基建投资上书省长王森浩,建议馆址选在武乡县城马牧河西岸的凤凰山麓,并增加基建投资和拆迁费用。王省长对这位建筑专家的建议极为重视,将顾总的报告批转省建设厅总工程师方奎光同志酌定。方总立即拿着王森浩省长批件,召集山西在并的十五位建筑专家开会,一起论证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馆址的选择和基建投资的增加事宜。专家们一致同意顾豪总工程师的建议,并以省建设厅文件专题报告王省长。王省长尊重专家意见,当即批准方总及十五位专家的报告:馆址正式确定在武乡县城风景秀丽的凤凰山麓,基建投资按报告增加。省长尊重专家的意见,专家信赖省长的开明。科学的头脑和开明的执政,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设计方案日臻完美。
馆址选定后,在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武光汤同志的主持下,于1983年11月15日举行设计方案评审会。经过50多位专家的筛选审定,在24个参选方案中,选出了第十四号方案为最佳方案。方案的设计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核工业部第七设计院的干汉雄工程师。这位在南方水乡长大的中年汉子,以其厚实的建筑学基础和对建筑艺术的不懈探索,精心描绘了一幅山西建筑史上的杰作,在评审会上受到了领导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根据评审结果,省计委委托核工业部第七设计院进行初步设计。经七院设计人员的日夜奋战,于1984年1月初设计完成,经省计委审核批准,第三次以晋计基字号文件下发,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工程投资增至144万元,建筑面积3360平方米,并列为年度基建计划,随即拨款50万元,开始基建。
一座为八路军修建的纪念馆,面积并不大,却在山西省建筑界引起为这样大的震动,牵动了近百名建筑专家的心,使他们自觉地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来共同描绘这幅壮丽的蓝图,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作为筹建处的工作人员,我们真正地受到了一次震撼,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尤其是省、地领导的热情关注,更使我们信心倍增。
1988年9月4日下午,浦安修同志参加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剪彩仪式后,听取作者关于纪念馆展厅陈列的情况汇报。
(四)
1984年初,纪念馆筹建处充实了施工管理人员,负责施工管理工建处归县委宣传部领导,负责人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成书和副部长王留大。按照基建程序,2月,纪念馆筹建处开始公开招标施工单位。鉴于这座建筑政治影响大,质量要求高的特点,首先请山西省建筑工程三公司承揽这项工程,因三公司正在建设山西化肥厂,工程量大,抽不出身来,后来又请地市一级的建筑公司承担,但因建筑技术要求高而不愿承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资质的建筑公司屈指可数,不像现在这样多如牛毛,有工程一哄而上,相互竞争。甚至索贿行贿,暗箱操作的事皆有发生。正在筹建处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施工单位的时候,河南省林县一支农民建筑队找上门来,要求承揽这项工程,这支农民建筑队,在武乡县城承建工程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县城里的大小楼房和家属住的平房,百分之九十是他们承建的,是一支信得过的建筑队。但是,今天让他们承建纪念馆这样施工难度大,质量要求高的工程,筹建处领导举棋不定。为了慎重起见,请他们的技术人员先看设计图纸再定。他们在短短的两天内,看完了全部设计图纸后,队长路白和技术员潘根胸有成竹地表示:“这项工程建筑难度是大了点,但保证能高质量完成,俺就是不挣钱也干,俺在武乡二十多年,一定要建设一座永久性的有纪念意义的工程。况且,这是为八路军建馆,俺心里高兴。俺的家乡也在太行山上,俺也要为纪念馆作出点贡献,好回林县见家乡父老!”这两个太行大汉,地道的淳朴农民,一点未变的河南乡音,虔诚地为八路军建馆精神,深深地感动了筹建处的领导,心悦诚服把工程交给了他们,而义无反顾,县城里的人们也没有人为此摇头。这支曾参加过闻名全国的“红旗渠”建设的林县建筑队承建工程之后,立即以它特有的顽强毅力和精益求精的施工态度投入了纪念馆的工程建设。
1984年2月至7月,他们配合山西省地质勘查队现场勘察,地质钻探。拆除原公路段所有建筑设施。这一阶段,第七设计院也完成了所有施工图纸的设计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林县建筑队开始全面施工的时候,7月30日,筹建处突然接到省政府的通知,让纪念馆工程暂停建设。林县建筑队只好撤离工地,停工待示。筹建处领导立即赴并向省政府汇报,力陈继续施工的理由,但无济于事,只得停工待命。1984年11月10日,筹建处书面请示省政府副省长白清才,以求得到他的支持。14日接到白副省长批复:“已经商定,在王家峪建设,转计委通知武乡,抓紧此项工程。”
至此,纪念馆工程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奈和尴尬的处境。事情并不复杂,只是人为地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搞抗战史的人都知道,八路军总司令部1937年9月6日从陕西省三原县出发向华北挺进,到1943年秋天返回延安,在太行山区共转战驻扎六年之久,沿途经过三个省(陕西、山西、河北)28个县和一个市,共驻扎过83个村庄。驻扎时间最长的一年零七个月,最短的一天。武乡县的砖壁、王家峪1939年至1940年先后驻扎近1年零3个月时间。这期间,正是朱总司令在这两处亲自指挥抗战的时期。所以,1962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革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名单中,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只有武乡县。今天在总部旧址所在地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况且,邓小平同志已为该馆题写了馆标,老帅们也有题词,中央已经批准,这也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事实。难道总部驻扎过的83个村庄都应该建八路军纪念馆吗?但是,就是这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和不争的事实却有了“争论”。致使筹建处的同志们力陈无效,也使省政府的领导感到无奈,只得放弃科学的决策,把纪念馆迁在王家峪建设,以平衡一个不争的事实的争论。于是,纪念馆的筹建工作第三度搁浅近一年时间。
按照省领导批示,筹建处不情愿地从1984年12月开始,着手进行王家峪建馆的前期准备工作:选址、现场勘察、地质钻探、新的施工图纸设计等。因为王家峪村位于两座土丘之间的河沟里。要按原来的设计方案,根本找不到那么大的地方,所以,必须重新设计施工图纸。无论从宣传效果、交通方面,还是从建筑规模、建筑效果来看,馆址迁至王家峪村都是不尽如人意的。武乡人也都议论纷纷,认为放在县城就好,为什么要如此折腾呢?尽管如此,在王家峪村里,纪念馆的建设还是紧锣密鼓地进行。到1985年5月底,馆址已实现“三通一平”,地质勘探完成,图纸已修改完毕,只待主体工程上马。
就在这年初夏的五月,浦安修大姐第二次回访太行。15日来到武乡县,把《彭德怀自述》一书的稿酬捐赠给王家峪小学。在王家峪村,浦大姐看到朱总司令手植“红星杨”树旁边有一大片空地,就问这地是干什么用的?这时,县委书记阎好勇向老浦汇报了纪念馆工程的建设情况以及馆址迁至王家峪的过程。浦大姐看了推平不久的场地,觉得在这么小的地上建纪念馆很拥挤,一来交通不便,二来宣传效果不好,还是建在县城好。浦大姐离开武乡县回京时,还一再提到纪念馆的事,总感到这么一个永久性的纪念建筑放在这里不妥。回京后,她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很快向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反映这件事。谁也没有料到,就在浦大姐离开武乡县仅仅十天之后的5月31日,山西省政府就接到了北京的来电,内容是:根据中央领导的意见,馆址就定在武乡县城,不要再移动了。省政府办公厅当日通知武乡县政府,并称,省委书记李立功和省长王森浩同意中央领导意见,请武乡县委坚决落实,抓紧施工。搁浅近一年的纪念馆工程总算又在县城凤凰山麓复工了,不该争论的争论总算平息了。至今想来,心头总有点小小的遗憾:一个纪念馆馆址选择的小事竟然惊动了国家主席,让他老人家在日理万机中敲定此事,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难道当时的省委、省政府真的无法解决此事吗?而且推迟施工一年时间,搬迁后在王家峪又多花出基建投资20万元,这难道不是一种浪费和损失吗?为什么办一件顺理成章的事竟然这么难呢?
1985年6月1日,县城纪念馆工地上鞭炮轰鸣,开始复工。林县建筑队调动全部力量上阵,到年底,主展馆基础工程完成。1986年一年时间,主展馆主体工程完成。1987年一年时间,内部装修完成,并建成部分附属工程。这期间,筹建处的同志们为解决施工中的难题四处奔波。在当时建材短缺的情况下,找领导、找老乡解决钢材、木材等,使施工得以顺利进行。复工两年半时间,纪念馆工程基本竣工。这支农民建筑队,没有给林县人民丢脸,也没有辜负武乡人民的期望,他们完全用手工劳动,拿下这项难度较大的工程,充分展现了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勤劳智慧的品德。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使一幅壮丽的蓝图变成现实。一座雄伟壮观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历经一波三折之后,终于巍然屹立于凤凰山麓。1988年8月17日,经省、市、县三级建筑工程质量监督部门组织验收,符合设计技术要求,建筑质量优良,一致建议,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工程参评山西省1988年度优质工程。
1988年9月3日,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剪彩后,作者孙如珍(右)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秦基伟在纪念馆参观。
(五)
一座博物馆,其建筑装修是提供给人以外部的视觉感受,而其内部的陈列内容才能给人提供历史知识、美学享受,接受心灵洗礼,是博物馆的精神内涵,其真正的历史价值全在她的内部陈列上体现。在纪念馆建筑工程施工的同时,筹建处的工作人员,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以提供给参观者准确的历史知识。
根据邓小平同志题词精神,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是为纪念、宣传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八年抗战史实而建,意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激发爱国主义感情填补全国八路军军史博物馆的空白。她是一座系统宣传八路军、研究太行抗日斗争史的大型地方博物馆。为了体现这一主题,在原有资料、文物的基础上,从1986年初,筹建处的工作人员开始收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战斗的全部史料,把展出范围扩展到原晋冀豫根据地的范围,内容包括八路军总部机关活动,一二九师在太行区的活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太行各区党委的抗日活动,决死纵队和太行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史实,以及与太行区抗日斗争有关的一一五师的活动和太岳区的部分抗日史实。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收集、研究抗战史资料的任务,筹建处的工作人员,从1977年冬开始到1988年底,十年的时间,走访了近百位在太行战斗过的原总部、北方局、一二九师工作过的老同志、老首长;先后到过太行各地的市、县文馆所,党史办征集史料;多次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和延安革命纪念馆请教,学习和收集史料,并亲临平型关、阳明堡、响堂铺、神头岭、黄崖洞、忻口、上党、关家垴等战斗旧址和砖壁、王家峪、麻田等总部旧址拍摄旧址照片,走访当地群众;并到山西省博物馆、省图书馆、中国社科院现代史料研究所等处查阅、核对史料。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工作,共收集珍贵历史照片800多件,珍贵历史文物850多件,收集研究历史资料近100多万字。
在收集资料、文物的同时,从1979年开始编写第一稿《陈列大纲》,并制作成《陈列小样》赴京征求意见,后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和指示精神,于1986年完成了第二稿《陈列大纲》,送交中宣部、国家文物总局博物馆处、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和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审定,同时亲临历博、军博征求意见。这期间,筹建处领导亲自赴京,聘请邓小平、杨尚昆、聂荣臻、徐向前、秦基伟、陈锡联、康克清、李德生、陆定一、李达、黄镇、傅钟、戎子和、王政柱、卓琳、浦安修、钱信忠等北方局和一二九师的领导同志和罗歌、董谦、夏书绅、马仲廉、徐肖冰、侯波、罗工柳、高帆、李庄、刘白羽等博物馆、美术、新闻、摄影等方面的专家、前辈共26人担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顾问,并送去或转呈聘书和《陈列大纲》,以求得到领导和专家的指示和审定,使《陈列大纲》的内容日臻完善。聘书发出后,筹建处先后收到了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山西省委宣传部、历博、军博和王政柱、浦安修等顾问对大纲的修改意见。在广泛征求、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对《陈列大纲》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于1987年10月完稿,交付陈列部门进行设计制作。
《陈列大纲》完稿之后的11月,武乡县委及时充实筹建处的工作人员,抽调十多名从事党史、军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开始着手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内部陈列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工作人员内部进行了分工,资料组负责版面文字和解说词的撰写工作;陈列组负责图表制作、照片筛选、协助设计人员工作;文物组负责文物的整理、编号、复制等工作。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向最终的内部陈列冲刺。根据军博专家的建议,纪念馆内部陈列设计制作,委托上海美术设计公司承担。这家八十年代全国美术设计界声誉较高的公司,接受委托后于1987年3月初派经理助理陈放和设计师李异平两同志来到武乡县,实地察看纪念馆的周围环境、建筑风格和内部布局,并仔细阅读了陈列内容和大纲,与筹建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座谈讨论,共同探讨设计风格和制作工艺。回沪后,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设计出陈列小样来武乡县征求意见。10月大纲定稿后开始正式制作。1988年2月派人来纪念馆进行陈列施工,照片、图表的制作则在上海进行。从1987年3月开始,历经15个月的精心设计、制作,于1988年5月制作完成,开始安装、布展,8月1日全部陈列就绪。
全馆分为序厅、四个展厅、电影厅、题词厅、贵宾休息室等五个部分。为了充分表现太行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太行精神,在结尾部分加进了解放战争开始时发生在太行山区的两大战役——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整个展览力图通过大量的图片、实物、图表、文物等,展示太行抗日原貌,宣传八路军英勇战斗精神、歌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以此来教育、激励后代,继承发扬革命传统,致力四化建设,为振兴中华而努力。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筹建从始至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先后有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徐向前、聂荣臻、秦基伟、刘华清、陆定一、陈锡联、李德生、黄镇、康克清、李达等二十多位中央领导为纪念馆题了词。
为了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开馆仪式隆重热烈,以庆祝武乡人民盼望已久的盛事,中共武乡县委从1988年5月份开始,着手进行开馆剪彩的准备工作。先是写报告向长治市委、山西省委,要求中央派员参加。6月份,武乡县委决定赴京召开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顾问座谈会。为此,筹建处工作人员开展紧张的准备工作。6月9日,县四大班子领导赴京。11日上午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顾问座谈会。陈锡联、李德生、浦安修,戎子和等21位在太行山战斗的老首长参加座谈,会议拟定纪念馆9月3日开馆剪彩,并由山西省委写报告请示中央军委派代表团参加开馆仪式。老首长们充分肯定了武乡人民为建纪念馆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武乡县委领导衷心感谢中央领导和八路军老首长对纪念馆的关心和支持。
北京座谈会结束后,中共武乡县委请示山西省委,由山西省委请示中央军委9月3日派代表团参加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开馆剪彩仪式。7月至8月份,骄阳似火,武乡人民准备纪念馆剪彩的活动如火如荼。
太行山的九月,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十多年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临。9月2日,中央军委代表团秦基伟、陈锡联、李德生、何正文四位首长回到了太行,下午参观了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王家峪,与当年的老八路、老民兵、老房东举行了座谈。浦安修大姐也回来了,她还带来了陈赓将军的夫人傅涯和王政柱同志及夫人罗健。省领导来了,市领导来了,武乡籍老干部回来了,为纪念馆奔走辛劳的历任县委书记、县领导回来了。9月3日上午,在纪念馆宽阔的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开馆剪彩仪式。广场上红旗招展,彩球高挂,参加仪式的武乡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构成了太行金秋一幅壮丽、欢乐的风景。
剪彩仪式的结束,标志着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落成竣工。纪念馆筹建处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纪念馆由新组建的领导班子接管,并归山西省文物局直接领导和管理。为纪念馆奔波操劳了十多年的筹建处领导王留大同志众望所归地担任了第一任馆长。
1988年9月3日,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剪彩后,作者孙如珍(前排右二)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秦基伟在纪念馆参观。
写在这里,纪念馆的筹建历史也该结尾了。但是,我的思绪还在延伸,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讲,毕竟纪念馆建成至今已经走过了20个春秋。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回顾那段难忘的历史,毫无褒贬任何人之意,只有秉笔直书真实历史之心。因为那是历史,也是不容篡改的。20年来,有多少人和事时时在我脑海中闪现,挥之不去。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精神让我体味到了人间正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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