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那个10月，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此后，这支红色大军的每一天，几乎都在跋山涉水。于都河、湘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一连串的江河名字，就此镶嵌在地球的红飘带上，成为长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征路上的河，是红色的河，是精神的河，流淌着红军的战斗岁月，闪耀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之光，见证着一支军队向死而生、淬火成钢的苦难辉煌。

    万水千山只等闲。在纪念长征出发90周年之际，让我们回望红军走过的那一条条江河，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汲取奋斗前行的不竭动力。

    ——编 者

    “那年秋天成熟的草，在青色转黄的十月，编织成一双草鞋，将它放在掌心，走回出发的那天……”江西于都，大型红色舞台剧《长征第一渡》正在上演。意蕴悠长的主题曲《从此》如泣如诉，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那条河边。

10月的赣南，夜风中飘着橙果和晚稻成熟的味道。90年前，也是一个月色时明时暗的夜晚，8.6万余名红军最后闻一闻于都河畔熟悉的芳香，向着万水千山的远方出发。

    生命之河

    一条清澈的河流环绕着于都小城，这便是于都河。于都河是贡水在于都境内的称呼，为纵贯江西境内的第一大河——赣江的东源。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平日里宁静的于都东门码头，在1934年10月中旬的几个夜晚变得忙碌起来：浮桥上急急驶过的车马，河面上来来往往的渡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消息曾经高度保密，但在这会儿，对于中央苏区几个中心县的群众来说，几乎无密可保了。

    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国民党军围攻的炮声越来越近……乡亲们不清楚，那支曾经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红色队伍，为何接连打败仗？用兵如神的毛泽东，此刻又在哪里？

    赣江之畔、汀江两岸，从井冈山一路南下的“朱毛”红军，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开辟出全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鼎盛时期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453万。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2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瑞金城外，一座始建于明末清初的祠堂内，杉木板隔成的15个小房间，装下了红色政权的首脑机关。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年轻的人民政权以她的亲民爱民和清正廉洁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当时23万人的兴国县，就有9.3万人参军、参战。

    然而，毛泽东所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以及他在红土地上的成功实践，却被有些吃过洋面包的中央领导人视为另类——就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几天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1932年10月，毛泽东又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失去了对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支队伍的直接指挥权。

    极具讽刺的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口口声声指责毛泽东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临时中央，便在大城市失去了立足之地，不得不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接着到来的还有一位名叫李德的德国人。尽管共产国际派来的这位“洋顾问”既不精于军事指挥，更不懂得中国实际，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却对李德奉若神明，把指挥大权拱手相让。

    在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场上，国共双方分别由两个德国人在指挥。一个为李德，另一个是蒋介石聘请的军事顾问、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赛克特。

    面对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李德全盘照搬苏联红军的战术，命令缺枪少弹的红军与国民党军“堡垒对堡垒”。这自然正中蒋介石和赛克特的下怀。

    1934年4月21日，苏区南大门筠门岭失守；4月28日，苏区北大门广昌又被攻陷……到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只剩下瑞金、于都等三四个县了。

    以党、政、军为一体的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夜色茫茫，十里相送。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回望于都河畔点点灯火，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离开苏区了。”他知道，渡过这条河，只是万里远征的第一步，更多的河流和山川，还在等待着红军。

    千里湘江由南向北，从广西流向湖南。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从于都河畔出发的中央红军，一半以上战死或被打散在广西北部的湘江两岸。

    本来，16个师的国民党“追剿”军离红军尚有两三天的路程。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桂系军阀白崇禧，唯恐国民党中央军借追击红军之名“一石二鸟”，乘机占据广西，并没有全力设防，还悄悄给红军留下了一条通道。然而，几乎带着全部“家当”上路的长征大军根本无法快速行进。待到蒋介石以“通共”之名威逼白崇禧，留给红军的机会悄然失去。

    前堵后追，四面合围。国民党中央军、桂军、湘军把红军压迫在30公里宽、80公里长的锥形地带内——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敌人……失去了指挥权的毛泽东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官兵倒在血泊之中。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苦战5天5夜，出发时8.6万多人的红色大军，已锐减至3万余人。激战过后，湘江水由绿变红。当地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从胜利中，人们认识了毛泽东；在失败时，人们想起了毛泽东。湘江岸边的鲜血，引发了人们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官兵呼唤毛泽东重回红军领导岗位。

    转折之河

    黔北小城遵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也叫湘江。那是一条从娄山山脉金顶山奔腾而下的河，先入乌江，再汇长江。

    子尹路96号，一栋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曾是遵义老城最醒目的地标。

    这本是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柏辉章不会想到，他在老家用以光宗耀祖的这栋小楼与流过遵义的这条湘江一起，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

    突破乌江、占领遵义，为党和红军纠正领导上的错误创造了条件。而在长征之后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受干扰地行使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刚刚过了41岁生日的毛泽东进入党中央核心领导层。

    一艘劈波斩浪的航船，需要一位眺望远方的舵手；一个政党走向成熟，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核心。从长征路上辗转来到苏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不过，这时的毛泽东心情并不轻松。前有川军沿长江重兵布防，后有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铺天盖地蜂拥而来。敌我兵力之比达到了空前的40万∶3万。红军面临的局势，远比湘江之战更加严峻。

    在蒋介石眼中，此时的红军已是“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亲自飞赴西南督战，梦想挟湘江一战之胜势，彻底解决红军于川黔滇边界。然而，蒋介石似乎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老对手毛泽东已经重掌红军。

    当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入最为狭窄的航道，毛泽东走向船头。赤水两岸，成为他力挽狂澜的开端。

    1月28日，红军进攻土城、青杠坡地区受挫。毛泽东没有恋战，29日凌晨，迅速率兵渡赤水河西进。

    在云南扎西，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6个团和1个干部团。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精减，作战部队得到充实。早已成为沉重负担的笨重机器和器材，一律处理掉。红军轻装前进，面貌焕然一新。

    趁着蒋介石加紧在长江南岸调兵阻拦、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先头一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大部队第二次渡过赤水。

    红军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2个师又8个团……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毛泽东又回来了。

    毛泽东回来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回来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回来了，能征善战的红军又回来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3月16日，红军从仁怀县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并用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对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没有吸取教训，立刻调兵向川南压缩。红军主力却突然回撤，于3月21日至22日，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这一招，吓坏了正在此地坐镇指挥的蒋介石。

    贵阳城仅有黔军4个团，距贵阳较近的兵力也不过是刚刚从遵义战役溃逃下来的残兵败将。蒋介石一夕数惊，急令滇军孙渡部前来“护驾”。

    怎料，红军又是虚晃一枪。当孙渡纵队以3天200公里的急行军抵近贵阳时，红军在贵阳城外猛然转向西南，准确而及时地在敌军即将合围的30公里缺口间冲出包围圈，一路飞奔进入云南，前锋抵达距昆明城仅7.5公里处。昆明守军乱作一团，连忙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护卫昆明，川滇边界的金沙江顿时变成几乎不设防地带。

    机不可失。毛泽东指挥红军疾进金沙江3个渡口……5月3日至9日，红军靠着几条小船巧渡金沙江，从此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追堵拦截，度过了长征途中最为危险的阶段。

    几天之后，军委纵队宣传科长黄镇创作了讽刺话剧《破草鞋》：当国民党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畔，红军早已无踪无影，只在江边捡到了红军丢弃的几只破草鞋……

    亲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朱德总司令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从湘江到金沙江，枪还是那些枪，人还是那批人——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长征和红军的命运由此天翻地覆。

    “战士双脚走天下，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完全是一场用脚走出来的胜利。一年之后，贺龙、任弼时指挥红2、红6军团，又用双脚在离赤水河不远处的乌蒙山区，走出了一段不战而胜的奇迹。

    1936年初春，蒋介石调集5个纵队“围剿”进入黔西的红2、红6军团。贺龙、任弼时审时度势，率部退入方圆千里的乌蒙山区。敌人以为红军畏惧怯战，浩浩荡荡地跟了进来。

    当惯了老爷兵的国民党军哪里是整天钻山沟的红军的对手。高山密林，红军如鸟投林，对于敌军却不啻灭顶之灾。红2、红6军团在大山深处神出鬼没，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北，一会儿调头向南……直拖得敌人晕头转向，不得不放弃“追剿”。毛泽东后来赞扬红二方面军：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

    1960年，来华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毛泽东却向这位二战名将谈起了长征中的四渡赤水，称这才是自己的得意之笔。

    也许，在毛泽东眼中，从他人看来注定失败的惨局、危局和险局中赢得胜利，才是值得回味的胜利。

    胜利之河

    大渡河，挡在了红军面前。

    与金沙江比，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渡河更加湍急，穿越崇山峻岭，波涛汹涌澎湃，几十里也找不到一个渡口。

    1863年5月，太平天国骁将石达开率兵西进，在这里全军覆灭，7000强悍的太平军惨死在清军刀下。1935年5月，红军在大渡河遭遇10万国民党大军南北夹击，又一次陷入生死之地。

    史载，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曾兴奋过三次，都与江河有关。一次是在湘江，第二次是赤水河，第三次就是在大渡河：“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危急时刻，红1团遽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枪林弹雨中，十七勇士驾一只从敌人手中夺回的小舟，从风浪尖上飞向对岸。

    船少人多，2万多人马无法迅速渡过大渡河。

    红4团直扑泸定桥——毛泽东作了最坏的打算，一旦夺桥不成，或敌人赶在红军到来之前毁掉铁索桥，就让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位川籍将领率已经渡河的红1师，“单独去四川搞一个局面”。

    此时，红4团距泸定桥120公里，他们要去完成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飞奔一昼夜，夺取泸定桥。

    脚下是缠绕在峭壁上的羊肠小道，身旁是咆哮的大渡河水，耳畔是一道更比一道紧急的催征令：“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红4团创造了昼夜急行军240华里的神话，赶在敌人毁掉这座古桥前，22名突击队员冒死攀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

    从石达开全军覆没，到红军绝地逢生——相隔72年，同一条大渡河，截然不同的结局。毛泽东说：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那个胜利之夜，刘伯承、聂荣臻提着马灯登上了铁索桥，相约将来胜利了，要为勇士们立一座碑——如今，在泸定桥，在安顺场，两座象征着勇敢与胜利的纪念碑，凝固了大渡河畔的不朽记忆。

    据统计，红军长征中，仅红一方面军就翻越20多座大山，渡过22条河流……长征路上，红色大军的每一天，几乎都在跋山涉水。

    如果说，中央红军在金沙江是以巧取胜、在大渡河是险中求胜，那么，同样发生在那个春天的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之战，则是一场硬碰硬的恶仗。

    遵义会议后，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嘉陵江江宽水急，与岷江、雅砻江并称长江上游三大支流。

    川军2个军已在对岸密集布防。在敌人强大火力控制下，架桥几无可能，红军快速过江，唯有依靠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