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131周年，也是八一南昌起义97周年。在此之际，缅怀1927年宋庆龄在八一南昌起义成功当天，领衔署名讨伐新军阀的《中央委员宣言》，更加对这位南昌起义的公开旗领肃然起敬。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

    众所周知，1927年8月1日，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分共、反共、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打响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汪精卫反革命部队发起进攻。战斗持续了约5个小时，全歼守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5000余件，于拂晓占领了整个南昌城。

    八一起义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前赴后继、继续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南昌起义也因此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

    但是，在当时共产党人跨党加入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下，在八一起义中打出的并不是共产党的旗帜，而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坚持统一战线、慎重地处理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的缘由。

    8月1日当天，以孙中山夫人“孙宋庆龄”领衔，有邓演达、谭平山、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杨匏安、柳亚子、毛泽东、董用威（董必武）、韩麟符、邓颖超、屈武等22人署名，在《南昌民国日报》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这篇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檄文，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等背叛革命、残害同志、屠杀民众的罪行。宣言指出：党中旧的领袖大半为敌人软化，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表示：“同人等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决不敢有所瞻徇，以贻误革命大局”；宣言号召：“全国同志在此时间，均应以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斗争，尤望在本党指导之下的忠实将士，能以本总理百折不回之勇气，使一兵一卒皆能不受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之所利用，为本党真正之革命主张奋斗到底。”宣言中还提出7项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要继续反帝与解决土地问题，要“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新式军阀与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

    在白色时刻恐怖笼罩之时，宋庆龄能够挺身而出，领衔署名，足见其本人的胆识和革命的积极性。

    当天上午，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组成的革命政权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了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谭平山、周恩来、叶挺、贺龙、吴玉章、林伯渠等25人为委员，并推选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贺龙等7人组成主席团；通过了革命政纲《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

    8月2日，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发布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任命了革命委员会机关、江西省政府和起义部队的负责人。下午2时，在南昌市皇殿侧公共体育场召开了工农兵学商参加的数万人群众大会，举行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职典礼。

    宋庆龄虽然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未抵南昌，但是，南昌起义打出她的旗号绝不是空穴来风，拉大旗作虎皮。她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彪炳青史、辉耀华夏的。

    下文将通过回顾宋庆龄自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到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人生轨迹，以充分表明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信任，对八一南昌起义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的支持，并充分体现其为了美好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坚持不渝、不屈不挠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斗智斗勇、机警聪慧的斗争艺术。

    一、宋庆龄协助孙中山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

    宋庆龄1915年与突破世俗观念，毅然和自己崇敬的孙中山先生在异国他乡结为革命伴侣。从此，患难相依，生死与共。她忠诚坚定，恭谨谦逊，尽心配合孙中山先生的工作，悉心照料孙中山先生的生活，协助孙中山先生完成了《建国方略》等纲领性著作，坚定地追随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1916年，宋庆龄跟随孙中山先生从日本回国，用自己的言行支持孙中山先生讨袁反段，护国护法，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宋庆龄每次都陪同孙中山接见各地学生代表，指导学生的爱国行动。她还根据孙中山的授意，营救被捕学生。

    1921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宋庆龄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全力保卫孙中山先生的安全。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叛军进逼，形势危急。宋庆龄对孙中山先生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孙中山先生撤离险境，自己留下来吸引和牵制叛军，表现出全心全意献身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卓越胆识。

    1918年，宋庆龄为孙中山先生代拟致列宁的函电，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她还参与了孙中山先生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的多次重要会谈，协助对国民党实行改组，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致使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通过了新三民主义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使国民党基本上成为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革命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

    由此可见，推动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也有宋庆龄一份心血、一份功劳。故此她绝不会容忍蒋、汪之流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对讨伐叛贼的武装起义坚决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二、宋庆龄在孙中山病逝后坚持捍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4年11月，为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宋庆龄毅然陪同孙中山北上“会商时局”。不料孙中山一病不起，从1925年1月26日肝癌确诊到3月12日逝世仅仅46天。在孙中山抱病期间，宋庆龄在病榻旁精心护理，还帮助筹备以人民为主体的国民会议。

    3月11日凌晨孙中山在清醒之时，自知人生快到尽头，令人将2月24日预备的遗嘱拿出来，由宋庆龄扶腕，用钢笔在上面签名。

    孙中山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孙中山总结四十年的革命经验，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希望他的革命主张和革命主义能够得到实现。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孙中山还诚挚地请宋庆龄代他到苏联访问，以实现他的心愿。

    3月12日巨星陨落，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宋庆龄不幸于32岁之际失去了敬爱的导师、亲密的同志和爱侣。她强忍巨大的悲痛，多次表示：“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勉承先志，竭力进行”。从此，她以自己的坚强意志和柔弱之躯，肩负起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捍卫新三民主义和执行三大政策的重大使命，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以坚定不移的信念，百折不挠的毅力，自我牺牲的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行，与中国人民甘苦与共。

    在1925年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中，宋庆龄支持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组织妇女开展援助活动；她发起组织“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救济失业工人；她发表热情谈话，称颂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宋庆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她发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演说，促使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继续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决定，推延了革命阵营的分裂，为北伐赢得了时间。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全国掀起了革命的高潮。

    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宋庆龄率国民政府先遣人员、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从广州启程，前往新择定的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当12月10日宋庆龄等从九江乘船抵达武昌时，受到数万群众的欢迎。她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筹备迁都。

    1927年1月，蒋介石在南昌另树一帜，挑起了迁都之争。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蒋介石等，认为不宜变更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国民政府迁鄂的决定。此外，宋庆龄个人还去电批评蒋介石“在南昌徘徊不前，有误革命。”

    2月上旬，武汉政府接受宋庆龄的主张，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3月，宋庆龄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她竭力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和革命政策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深得与会者的信任和尊敬，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

    她曾在国民党内任妇女部长，担任了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主任。她频繁参加群众大会，不遗余力宣传三大政策，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在妇女运动中宋庆龄与共产党员蔡畅、邓颖超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三、宋庆龄在革命最危急关头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1927年4月11日，宋庆龄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议决，电蒋介石等停止将在南京非法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4月13日宋庆龄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的行动，“已经是叛徒了”。于是，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蒋介石、白崇禧，谓“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长官，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

    4月15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产党人一道，严厉谴责和声讨蒋介石的叛变，并作出惩治的决议：“蒋中正戮杀民众，背叛党国，罪恶昭彰，着即开除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

    4月18日，宋庆龄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惩治蒋介石的训令和宣言，并予以公布。

    4月22日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共产党人毛泽东、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恽代英等40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就蒋介石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与武汉政府相对抗的反革命政府，痛斥蒋反抗中央、自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指出：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产党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今已开始进行，将来必变本加厉”。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介石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在通电的号召和宋庆龄等人的推动下，武汉国民政府辖区内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

    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宋庆龄深感悲痛。李被捕前，宋庆龄曾致函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版本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选寄了一本给她。

    5月27日宋庆龄与何香凝等发起组织“北伐伤兵救护会”，任该会委员长，并兼财政委员。从上海脱险至武汉的周恩来出席了成立大会。

    宋庆龄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较量的日子里，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三大政策，不屈不挠地同反动分子进行斗争，表现了“秉正嫉邪”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因此，国民党右派对之极为忌恨，始则施展种种反间计，继则散布流言蜚语，恶意造谣中伤，甚至进行暴力威胁。国民党中央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得知这些情况后，深为震怒，5月下旬特由中央政治委员会修函慰问，高度赞扬宋庆龄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0日在刊登此函的按语中，盛赞“孙夫人宋庆龄同志，赞助总理革命事业，于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秉正嫉邪，遂为反动派所深忌。”

    6月上旬，宋庆龄在汉口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兰德尔·古尔德，她说：“中国的革命必须进行下去。我们不能容忍任何阻碍”。最后还强调说：“我们必须有信仰”，“我们必须同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

    古尔德在6月11日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在汉口访问孙夫人》一文，文章写道：“在武汉国民党人的反对者中，有一种倾向是把孙夫人说成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是背了一块响亮招牌的傀儡。确实，孙夫人很谦逊，很少见客，喜欢集中精力工作。但一般人所不认识的是，她是一位既有巨大精神力量和独立性，又有突出的个人魅力的人物”。古尔德还说宋庆龄“白天晚上都代表她所参加的政府，参与各种没完没了的活动”。

    6月11日，陈友仁写信告诉宋庆龄，鲍罗廷对她坚决维护孙中山开创的伟大事业非常高兴。陈友仁写道：“我刚刚见到了B先生。我已经向他陈述了你在共产党问题上的立场。他说：‘在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叛变事件中，他唯一高兴的事情是，你一直忠诚于孙中山先生开创并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我说：还有一种妇女的崇高品性指引着你。他补充说：‘是的，这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宋庆龄1927年在武汉

    6月份，宋庆龄还会晤了当时在“北美报业联盟”工作的美国记者、作家文森特·希恩。希恩在《个人的经历》一书中生动地记述了当时会晤的情景，并深有感触地说：孙夫人不仅同时具备着“一些特质”，而且“她还有罕见的精神力量，使她在严重的危险中镇定如常。她对孙中山的忠诚以及她作为孙夫人的责任感，使她能够永远经得起各种考验……死不能吓倒她……贫困和流亡、自家亲属对她的忿怒、世界各地对她的诬蔑也都不能使她的意志屈从于她认为错误的道路”。书中赞颂宋庆龄是真正的“中国的圣女贞德”。

    6月上旬，汪精卫等欲前赴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宋庆龄察觉有异，表示反对，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武汉是中央所在地，冯玉祥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应该到武汉来开会，哪有中央领导到郑州移樽就教之理。”但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的反对，于6月10日至11日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预谋宁汉合流反共。

    7月12日，宋子文携带蒋介石请求宋庆龄“即日回沪”的亲笔信来到武汉。宋庆龄一心“护党”，蒋介石此举自然无果。次日，在中央银行，宋庆龄与宋子文、汪精卫和谭延闿谈话，谭延闿看到宋庆龄态度坚决的样子不禁肃然起敬，他在日记中记道：“孙夫人志气坚定，不为势屈，信癫男不如慧女，亦见孙先生刑于之化也。” 

    7月14日，汪精卫在自己寓所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宋庆龄拒绝出席，但请了陈友仁作代表，陈友仁在会上庄严宣布：“孙夫人反对分共。因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参加“分共”会议的陈公博后回忆说：“孙夫人说容共是总理一种政策，现在要变更总理的政策，她不能赞成。”

    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于7月15日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孙中山所确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公开背叛革命，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宁可枉杀干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屠杀政策。随后，汪精卫集团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彻底破裂，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7月17日，宋庆龄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不能再保持沉默，她随函附上7月14日撰写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斥责汪精卫集团“曲解孙先生的意思和理想”，声明退出武汉政府。

    声明中坚定捍卫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强调必须依靠工农阶级的极端重要性：“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社会纲领便会软弱无力、混乱而不合逻辑；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政治问题就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声明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三大政策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指出：“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他们甚至还以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为借口，企图改变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

    声明还明确指出执行三大政策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声明严正表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声明最后满怀信心地宣告：“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之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

    这篇强烈谴责蒋、汪背叛革命、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推行反革命“新政策”的声明，标志着宋庆龄正式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其英文稿于7月14日发表在汉口由宋庆龄的挚友、美国新闻记者雷娜·普罗梅负责编印的英文报纸《国民论坛报》上，但报纸即被没收。7月17日，宋庆龄愤然离开武汉去上海，18日又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再次刊登声明。声明中文稿则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并由《晨报》于7月21日作了简要介绍，又于24日全文刊登。

    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在武汉期间，耳闻目睹宋庆龄对革命的忠诚和坚定，热情地赞扬道：“孙逸仙夫人宋庆龄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温柔和最高雅的人物”。她对革命无限“忠诚”，曾跟随孙中山“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进行革命斗争”。现在“这位年轻的遗孀又为实现她丈夫毕生的理想的斗争而献身”。她“仪态谦和甚至显得柔弱，但她有刚强气质。她不顾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压力，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尽管完全孤立，甚至她最信赖的家庭成员也成了敌人，但她对孙博士的革命主张从未动摇过。她一直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与共产党合作和组织工农大众，只要武汉政府坚持这个立场，她就绝不背弃它”。当“武汉的胆小的自由主义者们转向军阀的反动立场时，她就不让他们用孙博士的名义来掩盖这种背叛行为。于是她离开了汉口，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这样，“为了共产党和工人、农民，她最后和自己的党决裂了”。她赞颂“体态、性格看来是很温雅的宋庆龄，对革命却比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何其他成员来得更为坚定和顽强。”

    对于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宋庆龄非常气愤。在此之前，当一些军队将领致电武汉政府要求驱逐鲍罗廷时，她就义正词严地指出：“鲍顾问是总理所聘请来的，你们这些军事将领没有资格来驱逐他。”并坚决主张武汉政府宣布这些将领为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明令讨伐之。

    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12日至26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政局宣言》，揭穿了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宣告了革命力量在土地革命旗帜下的重新集结，呼吁民众要“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强烈抗议国民党作出的“分共”决定，并指出国民党中央除宋庆龄、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少数人外，“余均实行反动”。

    铁的事实表明，在大革命期间，宋庆龄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直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故她在南昌起义中，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7人主席团成员，自然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从宋庆龄向共产党员韩麟符通报消息、帮其逃脱追捕的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宋庆龄对八一起义的支持和贡献。

    自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很快蔓延到广东等地。在南京政府发出的《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有共产党重要人物192人，其中共产党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韩麟符居第16位。在危机之下，韩麟符正是得到了宋庆龄派于右任及时向其通报的消息，才果断地带病同妻子刘馨逃离广州。他转移到武汉后，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中执委第二届常委会第十二、十三、十四次扩大会议，力促国民政府讨伐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在汪精卫公然叛变革命后，他接中共中央通知到九江候命，并与贺龙畅谈形势、交换意见、互相勉励。 7月29日晚，韩麟符在庐山听说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张发奎等决定“清共”的消息后，立即下山并带一行人于31日晚7时抵达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与谭平山等展开了争取国民党左派参加起义的工作。

    起义胜利后当天上午，在出席国民党中委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上，韩麟符、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陈日新、章伯钧等7人组成了联席会主席团。参加联席会的40余名代表中有近一半的人员是随韩麟符从庐山赶来的。韩麟符在联席会议上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委员。

    韩麟符还受各位代表公推，在8月2日下午召开的军民大会上，向革命委员会各机关、江西省政府和起义负责人贺龙授印，并在大会致词，阐述对时局的分析和设立革命委员会的意义。

    可以想象，这位在南昌起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韩麟符，当年若不是有宋庆龄及时通报消息，就可能难逃追捕、早已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了。

    自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公开发表声明，与背叛孙中山先生革命原则的国民党蒋、汪决裂以后，蒋介石一直用利诱、威胁等各种手段试图争取宋庆龄，企图利用宋庆龄的崇高威望，为他们的反动统治增加迷人的伪装。但宋庆龄始终不吃这一套。她居住在上海莫里哀路家中时，蒋介石7月25日派特使面谒，她漠然置之。蒋介石见劝说无效就通过报纸、电台制造舆论，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宋接受参加南京国民政府的邀请。为此，宋庆龄于8月初向新闻通讯社记者严正宣布：“近日谣传余将在宁政府活动，全属无稽之谈，余此次所以必须来沪者，因余家宅在沪，此后余之行止将如前在汉口所发宣言，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同时，宋庆龄还嘱托秘书分别写信给上海各个报馆，澄清此事。蒋介石见劝说、造舆论均无效，便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暗杀，幸被宋氏家族劝阻，未敢实行。于是蒋介石便采取了“严密监视，不许出境”的办法。

    汪精卫亦于8月1日亲笔致书宋庆龄，假惺惺地说，“闻夫人遽行，心至惶急，及读宣言更为惊惕”。闭口不提他在两周前下令“分共”、实为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反诬共产党员“令贺龙两师、叶挺一师袭据南昌，公然叛乱”，挑拨宋庆龄和共产党的关系，明显地对宋施加压力，要她同共产党分手。

    对于汪精卫的试探，宋庆龄用实际行动进行了回应，她不顾国民党反动人士的重重阻挠，最终决定，遵照孙中山生前的嘱托，出访苏联。

    1981年，宋庆龄在一篇纪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文章中写道：“早在一九二七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我在武汉遇到了斯特朗，并且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面。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经常见面，多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关于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非常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关心我的处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

    可见宋庆龄在大革命失败后，与邪恶势力的斗争是多么坚定。虽然宋庆龄没到南昌参加起义，但她威力巨大的人格力量，对南昌起义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她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但她的心是同那些在战场上的人在一起的。有许多人从她那里吸取力量。

    四、宋庆龄在十年内战期间不惧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威胁利诱

    宋庆龄为了实现孙中山要她访问莫斯科的遗愿，决定秘密奔赴苏联，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8月22日凌晨3点半，宋庆龄由雷娜·普罗梅陪同，悄悄地离开莫利爱路寓所，在黄浦江边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驶往海参崴，然后转乘火车赴莫斯科。陪同她的还有陈友仁及其两个女儿。

    临行之时，她发表了《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在声明里，她阐述了孙中山为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而制定的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指出：“由于三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10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并在北伐中取得了“伟大军事收获”，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同时，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冒牌领袖们背叛三大政策后对中国革命的危害，预言这些叛徒们“必然失败”。

    声明还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并坚定地表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因此我得出结论：在与国内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声明最后说明这次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即“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南昌起义之后，当起义军队陷入重重围剿苦战之时，宋庆龄发表的这篇声明，足见其作为国民党左派魁首、具有前瞻性的女政治家，支持革命的坚决和真诚的态度。这也正是南昌起义之时，虽然她不在南昌城内，但众人一致推举她为主席团成员的缘由。

    当宋庆龄到达苏联之后，她的言辞更加炙热、不再有所顾忌，在与《真理报》记者交谈之时，宋庆龄曾表示：

    “从他们起义之日起，就领导着左派国民党的部队，这些部队拒绝参加与恢复以往封建军阀制度的背叛活动。可以完全相信，他们将成为新的军队的核心，成为统一的武装力量的核心，而这些武装力量将会得到群众的支持。随后，作为统一的武装力量，将会给中国带来统一和自由。”

    宋庆龄曾形容南昌起义等中国共产党人举行的一系列暴动：“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全国，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必将沸腾起来。”

宋庆龄到达苏联受到欢迎

    11月1日在莫斯科期间，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共同署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民众的宣言》，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痛斥蒋、汪是旧势力的化身、军阀的工具、人民的公敌。

    此后宋庆龄赴欧洲诸国访问。

    1927年12月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宋庆龄被选为名誉主席。

    1928年8月，宋庆龄和邓演达在德国会见了叶挺，她深信叶挺是坚定的革命者，不仅予以热情接待，而且要他一起参加关于中国革命新的前景的讨论，特别是讨论和分析了南昌起义、广州公社和若干继发事件。他们取得了共识，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中国的革命虽然遭受严酷的挫折，却是不可征服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仍然忠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成员集合和组织起来去完成他们的任务。计划是要使他们聚集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中，并尽可能早日回国，同在国内坚持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合作。

    在此前后，宋庆龄还和邓演达一起经常与在柏林的倾向进步的中国留学生见面。她鼓励这些留学生学好现代技术，将来用于建设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

    宋庆龄还同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蔡特金等人来往十分密切。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为中央执行委员。面对蒋介石伸过来的橄榄枝，宋庆龄毫不动心。5月她启程回国参加安葬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前，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此行我参加葬礼，绝不意味着，也不能解释为我对以前的决定有任何更改或转变。只要国民党领导层继续与孙博士的基本政策背道而驰，我就绝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的任何活动”。

    流亡海外的宋庆龄回到国内后，在北京碧云寺里再次面对沉睡的孙中山时，心中充满了悲痛和感慨。孙中山逝世时，她的家庭、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同她站在一起的；而现在她的家族和国民党中的许多当权者，已成为孙中山的叛徒。她咬紧牙关、心中发誓，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自己也要毫不动摇地捍卫和推进孙中山的事业。

    奉安大典后，她一刻也不愿在南京停留，回到上海家中闭门而居。当宋美龄想把她拉到蒋介石阵营、专程接她去南京参加南京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时，被她拒绝。

    8月1日为国际反战日，宋庆龄致电“国际反帝大同盟”，发表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尖锐谴责：“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宋庆龄的大张挞伐，连英文报纸都害怕蒋政权找麻烦，对电报不予发表，中国报纸更是装聋作哑，唯恐惹祸上身。当宋庆龄的电报被印成传单在街上散发、从屋顶撒下而有人被捕时，人们对宋庆龄的处境深表担忧，宋庆龄却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

    蒋介石对此极为恼怒，决定改用威胁的手段向宋庆龄施加压力。

    8月10日，宋庆龄毫不留情地与蒋介石派来的说客戴季陶（戴传贤）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并以英文发表了《与戴传贤的谈话记录》。

    对戴季陶以“应该遵守党纪”的要挟，宋庆龄说：“你们把我的名字列在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把我当作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真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宋还正告戴“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账的！”

    宋庆龄还驳斥了戴季陶所谓的孙中山的“理想超过了几世纪”，三民主义“可能需要三百年或是四百年”才能实现的谬论，指出：“很明显地，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们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便可以成功的。”“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当戴季陶列举了政府取得的所谓政绩时，宋庆龄义愤填膺地指出：“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宋庆龄还大义凛然地表示：“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从谈话记录中，可体味到宋庆龄对孙中山事业的背叛者、对中华民族的背叛者，打心底深深地厌弃鄙夷。无论环境怎样艰苦危难，她始终是光明磊落，泾渭分明。

    8月，国际反帝大同盟第二次大会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宋庆龄再次被选举为名誉主席。

    9月，宋庆龄经香港前往德、法等国旅行，积极地参加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反帝和保卫和平的活动，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1年7月，宋庆龄因母亲病逝回国奔丧。之后，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新的革命斗争中去。至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宋庆龄的斗争经历件件非凡感人：

    她赴南京营救邓演达，为邓演达被害怒不可遏，当蒋介石面掀翻茶几，并在1932年12月19日《申报》上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宣言（即《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与杨铨、何香凝等创办“国民伤兵医院”，亲临枪林弹雨的前线，慰问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并且手持炮弹请战地记者拍照；1932年8月宋庆龄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上被推选为名誉主席；12月她与蔡元培、鲁迅、杨铨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3月在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动员民众团结抗日；1933年春，宋庆龄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介绍，加入共产国际；5月到德国驻沪办事处递交抗议书，谴责法西斯恐怖统治；营救罗登贤、陈赓等被捕共产党人；6月抗议当局杀害杨铨等进步人士，不惧暗杀威胁亲自参加杨铨的葬仪；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巴黎成立，宋庆龄被选为副主席。由于她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不能自由行动，故委派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组书记的钱俊瑞前往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1933年9月30日在上海秘密主持远东反战大会，并发表《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1934年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并任主席；1936年5月底，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10月冒着生命危险在鲁迅的追悼会上致悼词；12月“西安事变”后，斡旋于国共间，促成宋子文、宋美龄西安之行；1937年2月同何香凝、冯玉祥等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在会上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1937年6月，同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 7月5日，宋庆龄不顾胃病发作，亲率12人从上海到苏州监狱探视“七君子”，并要求同服“爱国罪”；“七七事变”后，宋庆龄发表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的文章，文中坚定地指出，“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

    以上史实可以看到，宋庆龄正如法国著名作家、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名誉总裁罗曼·罗兰赞扬的那样，“你们以为我们卓越的副主席宋庆龄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吗？不！不！她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罗曼·罗兰

    在八一南昌起义十年之后，宋庆龄于1937年9月24日，在上海发布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其中写道：“孙中山先生主张国共合作，因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党。没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拥护与积极参加，中国国民党所担任的国民革命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孙中山先生虽然于一九二五年离开我们长逝了，但是他遗留给我们的中国国民党，依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根据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民主义政纲，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因此便有一九二六——二七年北伐的大胜利。假如孙中山先生国共合作的主张，以及联俄、联共、工农利益三大政策能够继续到底，则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早已铲除净尽，帝国主义也早被驱逐出去，而中国已成为独立自由的中国了”。她还指出：“国民党同志应该谨记着：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利益，将成为民族罪人，等于国民党的自杀。”

    如此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表态，十分清楚地表明宋庆龄的政治主张与孙中山实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始终是一脉相承的，她对国民党右派1927年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行径是决不轻饶、不吝训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