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是我们伟大的国母宋庆龄的生日。今年是她诞辰131周年的纪念日。宋庆龄对中国革命和世界和平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每到这一天，我就想起另一个纪念日——9月30日。这二天对我们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纪念日。因为我的父亲周文和母亲郑育之参加了由宋庆龄主持的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工作、掩护工作和宣传工作。

    我们革命后代为了纪念宋庆龄，曾到她的墓前为她献上花篮，到宋庆龄故居参观，也为她召开纪念会。2013年9月27日， 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举行了“远东反战会议80周年纪念座谈会”；2014年由宋庆龄研究会编辑出版了《远东反战大会纪念集》；2016在北京召开了纪念远东反战大会83周年纪念会；2017年“不倒的红旗寻访团去”去霍山路85号寻访；2023年为纪念远东反战大会胜利召开90周年，9月18日在中共虹口区委宣传部指导下，中共四大纪念馆、虹口区委党史办、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旧址联纪念馆联合召开了“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暨《抗战的一天来到了——1933年远东反战大会记事》数字图片展开幕式；9月26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指导和中共虹口区委宣传部领导及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支持下，中共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中共四大纪念馆和虹口区广中路街道举办了“远东反战会议召开90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抗战精神”座谈研究会；9月27日，上海复旦大学和中共虹口区委党史办联合举办了“大团结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讨会”，我代表远东反战大会参与者的后代发言，讲述了远东反战大会的故事。

    1933年的远东反战大会是一次反对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会议，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维护世界和平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筹备举办、宋庆龄主持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父亲周文与母亲郑育之都是1932年参加革命参加左联的。父亲于1933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党内负责左联内部文件的刻印发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后来成为一位作家。母亲在当年担任中国共青团闸北区委的妇女委员。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在1933年，他们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为远东反战大会做筹备、掩护和宣传工作。

    1931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到了亚洲各国，特别是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又侵略到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在天津劫持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伪满政府……。

    日本强盗侵略到中国，国民党政府从来都没想调动中国军队反击侵略者，也从不想发动群众反抗侵略者。国民党政府想到的是依靠国际联盟组织解决中日争端，想叫“国联”下命令使日本侵略者撤出中国。可是，日本侵略者不但不撤兵，反而变本加厉地向我国进犯。十九路军的爱国将士们英勇抗敌，保卫大上海，国民党政府却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一个停战协定，上海的战争停止了，但日军非但没有撤出中国，反而入侵到热河等中国更多的地方。国联派来了一个李顿为团长的国际代表团，说是调查中日纠纷的真相，在中国转了半年之久，又到日本转了一圈，写了一本《国联调查报告书》，结果是一本袒护日本的报告书，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人却还不满意，最后国联以调解失败而告终。

    中国人民定叫日本侵略者还我河山，东北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成立了抗日义勇军、中国民众救国军、东北民众自卫军等等，英勇地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全国人民声讨日本侵略者，集会游行、进京请愿、抵制日货、罢工罢课等等，宋庆龄、何香凝募捐支援，还组织医疗队奔赴前线……。

    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1932年8月，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反战大会，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建立统一战线。国际反战委员会还决定在中国上海召开第二次世界反战大会，也叫远东反战大会。

    1932年1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关于远东反战会议的议程和内容。要求在日本和中国上海各召开一个远东反战会议，上海会议主持人是宋庆龄。

    宋庆龄一直都在积极地作大会的筹备工作，发表宣言，接待记者，建立群众组织。

    而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在破坏和阻止远东反战大会的举行，在筹备工作进行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分别给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寄去恐吓信。6月18日，国民党反动派大开杀戒，枪杀了宋庆龄的得力助手，好朋友杨杏佛。目的是叫宋庆龄停止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工作。但是宋庆龄表示：“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1933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责成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完成远东反战会议的各项工作，秘密地积极地配合宋庆龄半公开的筹备工作。

    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兼中共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武胡景、中共上海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黄玠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袁孟超、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曾一凡等领导同志负责领导远东反战会议的组织工作，并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具体筹备工作的安排是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负责。

    因为冯雪峰同时又是左翼联盟党团书记，他调动了左翼联盟文化界许多骨干力量来参加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工作。

    当时参加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工作的有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周扬，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夏衍，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田汉，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吴觉先，左翼美术家联盟执委江丰，左联和文总党团成员楼适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部长叶以群等等。我的父亲周文和母亲郑育之都是1932年参加革命，参加到左联的，也加入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工作，母亲参加了保卫工作，父亲负责会外宣传工作。

    冯雪峰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常委张凌青、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刘芝明组成筹备工作核心小组，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转弯角上的一家旅馆借一间房间召开核心小组会，决定：一、8月8日下午2时在南京路冠生园茶座召集各团体代表（包括工会、青年团、学生组织）进行动员，传达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精神，准备反战国际代表团到沪时在码头上开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以造成浩大的声势；二、征求文化界人士签名《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宣言》。

    1933年，8月16日，在远东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团到达上海之前，鲁迅等105名作家签署了一个《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在报纸上宣传，表示对远东反战大会的拥护支持和对远东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团的热烈欢迎。

    8月18日世界反帝大同盟组织的英国代表马莱为团长的二名英国代表、一名法国代表和二名比利时代表的远东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团来到上海，宋庆龄不顾国民党的禁令，带着秘书到码头到船上去迎接他们，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

1933年8月18日，国际反战大同盟组织的国际代表团来到上海。宋庆龄不顾国民党的禁令带着秘书到码头到船上迎接国际代表

    鲁迅、茅盾、田汉又联名发表了《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8月18日，在国际代表团到达上海当天，这个宣言作为传单曾在欢迎远东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团的群众当中散发，它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作用。

    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就在国际代表刚刚离开码头，国民党就抓捕了几十个欢迎群众关进了监狱。

    在3月至9月的几个月中，他们在全国各地大肆抓捕派来的代表关进监狱。山东、北平的代表在选举会上就被捕。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安徽、河北、台湾等地代表，或被捕，或被阻止不能到会。但是就这样，从全国各地的代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冲破白色恐怖，来到上海参加会议的就超过了800多人。有些地方的代表们带来了活动经费，有些代表带来了提案。

    上海中共党组织也被破坏得很厉害，好几位领导同志被捕，中共党组织重要领导人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黄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邓中夏，都在上海被捕，都牺牲于南京雨花台。4、5月间，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被破坏，书记章汉夫被捕。8月，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工作核心小组成员张凌青在家中被抓捕，到他家来的社联、文总的一些同志也被捕。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机关被破坏，书记刘芝明被捕，但是，中共党员左翼作家楼适夷顶上去接替了他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的工作，同时还坚持编辑对远东反战会议宣传工作的刊物《反战新闻》。9月中旬楼适夷被捕，父亲周文接替楼适夷的工作，担任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据楼适夷回忆，在那段时间，天天可以听到哪个机关被破坏，哪个党员被捕的消息。但是，共产党人不怕坐牢，不怕牺牲，一个被抓进去，再一个顶上去。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民的解放，不屈不挠，冒着生命危险与反动势力作顽强斗争。

    7月，朝鲜、台湾代表已经到了上海，但五人中有三人被捕，其他二人行踪下落不明；8月7日，日警在上海逮捕了远东反战会议日共首席代表崛江夫妇；8月25日，日本东京开会选举来参加远东反战大会的代表，会场被警察扰乱冲散，与会者被殴打，代表被捕关押监狱。日本警方严密注视码头港口，实行法西斯统治，不许任何人到上海参加反战会议。德国本来派了二名代表，被德国法西斯绞死。另有越南代表被阻止半路返回。当时决定参加远东反战大会的代表已确定的有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家报名300余人，但到上海的只有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五个人。

    就在这样的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中共党组织仍然积极地筹备，各行各业的群众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秘密地召开了各种形式的欢迎会和茶话会：

    恒丰纱厂300多人欢迎会；
    瑞镕铁工厂500多人欢迎会；
    青工几十人的欢迎会；
    妇女代表140多人的茶话会；其中很多纺织女工平时自己都不舍得花一分钱，却买了许多汽水招待国际代表。

    文化界八十人在福州路大西洋西菜社召开了恳谈会，宋庆龄到会发言，号召所有的作家和记者拿起笔来，发挥你们的特殊作用，与敌人作斗争。鲁迅和马莱、古久里也成为会场里最主要的人物。所有的人都把他们围在当中，听他们的发言。

    在复旦大学六百人召开了欢迎会；

    新华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第一次开会，被警察冲散，学生被开除，但他们又以演剧社的名义举行了第二次欢迎会，请国际代表演讲。

    在杨树浦有二千多人的欢迎会，被国民党特务警察冲散后，第二天又召开了六千多人的工人农民大会欢迎国际代表，并请国际代表向群众发表演说。工人农民兄弟敲锣打鼓、放鞭炮，情绪非常热烈，马莱的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马莱也激动地亲吻着中国的红旗。

    田汉请电影厂的老板严春棠做东，在东亚饭店召开了电影界戏剧界的欢迎会，上海的明星、演员、导演、编剧、摄影师们参加了欢迎会，大会开得非常热闹；

    法国代表古久里到上海后，还与中国、日本的共产党员召开了几天的秘密会议。

    鲁迅不顾生命危险，到华懋饭店去看望马莱，开电梯的人见留着胡子、穿着长衫的鲁迅，不知他是什么人，不给他开电梯，鲁迅就自己走上8楼去见了马莱，他们谈完话，马莱恭恭敬敬把他送上了电梯。鲁迅还到滨江大楼去见了法国代表古久里，拿着一本古久里刚出版的一本《Ｈans-ohne-Ｂrot》（《没有面包的约翰》），请古久里在书上签了字。

    本来说好在青年会可以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但是在种种的压力下，青年会突然又说没有这回事。会场落空了，宋庆龄与国际代表马莱为了会场的事到处奔波，甚至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及各个租界确定开会地点，但几经努力都遭到了国民党和各租界的阻挠，不准在上海境内召开任何会议，一直没有找到开会地点，会议始终不能召开。时间就一拖再拖。

    但是，这种种困难和白色恐怖，都没有挡住我们共产党人协助宋庆龄召开远东反战大会的决心，不能公开地召开反战大会，中共党组织就决定秘密地召开会议。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与冯雪峰周密研究后，策划了一套秘密的执行方案。

    先由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黄玠然与组织部成员一起在霍山路临时租到一幢新造好的还没来得及安上水电的西班牙式的红砖洋房，作为秘密会议地点，并布置了会场。

    在九月下旬的一天，父亲周文和母亲郑育之分别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重要通知：要求郑育之先买好两个价廉物美的结婚用的大木箱子放在娘家，母亲也回到娘家待命。9月26日，又得到党组织的通知，叫父母两人在第二天9月27日打扮成新郎新娘，把两个箱子运到东方旅社。

    9月27日这一天，是阴历八月初八，正巧，这天正好是我外公和我母亲的生日，他们同一天生日，按照家规，我母亲和她的姊妹们在这一天谁都不许出门。但是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母亲不顾这一切，选择了为党完成任务。她把身上仅有的零用钱买了外公外婆爱吃的点心和月饼，作为孝敬父母的礼物。外婆当然是高兴的，但母亲要拿箱子出去的时候，外婆就不许拿木箱出去，说那是要“触霉头”的。母亲不得不对外婆撒谎，说：这两个箱子是帮同学买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八月初八，很多人都选今天结婚，他们今天要结婚啦，我要早一点把箱子给他们送去，否则影响他们结婚就不是更不吉利了吗。这样，外婆没有办法才允许她出去送箱子。

    国民党为阻止反战大会在上海召开，到处布有便衣特务，母亲雇的黄包车刚把箱子运到弄堂口，就被人拦住：“站住，检查，看户口本。没有，就不能出弄堂。”母亲只好又返回家中拿户口本。“不行，还要到警察署去登记”。这样，母亲又被带到警察署询问、检查、登记，几经折腾才出发与父亲会合，父亲已经等得很急了，时间快到了，再过一两分钟按照纪律就不能再等了，那就完不成任务了。就在这时，母亲赶到了，他们把箱子运到了东方旅社。

    东方旅社在上海汉口路613号，是上海市中心比较热闹的地方，旅社并不大，是个三四层楼的洋房旅社，走进去一看，却是大吊灯，红地毯，布置得华丽漂亮、金碧辉煌。

    父母亲在东方旅社的任务是为反战会议的代表们购买食品，由于有外国代表，所以统一购买面包，另还有水果、奶油、苏打水、罐头等食品，还有锅子、碗碟、刀叉、气炉等。他们两人手挽手提着一个小皮箱，就像一对新婚夫妇出去购物，把东西买回来，因为每次要买面包，又怕面包的香味传出来被人发现，每次回来又拿着水果，鲜花，身上洒上香水，各种香味都有，所以没有被人怀疑。但这样出进十多次，附近的食品店都买遍了，其他东西都买好了，面包买了一百多个，放在大木箱子里，还只有一个箱子底。父母亲很是着急，这样买下去，要到几时才能买好？再说这样出出进进很容易被人怀疑啊，如果被发现，开会的任务就难以完成。所以他们坐下商量想办法，决定到面包房订购面包，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要买五百只面包，叫人送到东方旅社。可是，就这样大木箱还是没有装满。

    28日，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员梁文若到东方旅社乘坐汽车带他们前往会场。半路上父亲按照组织的安排借故下车。他的任务是发挥他笔杆子的作用对大会做宣传工作。

    交通员梁文若带母亲到了会场霍山路85号，车子停在了门口，梁文若做了一个暗号，一只手在额头上捋了一下头发，随即有两个仆人模样的人走出来，把两个箱子及一些杂物搬到二楼。母亲进门一看，底楼客厅摆好了老式家具，全是租来的古式橱柜、茶几、长桌、椅子等，很像一个阔气人家。楼上全是空的。只有刚搬上去的两个箱子。

    保卫掩护会场的人共有十来个，其中黄霖担任户主、大儿子，因为他参加过南昌起义，拿过枪，打过仗，所以选他做会场的警备委员长，这时他正在生病，疟疾打摆子，发着高烧，当听到党组织给他这个任务时，二话没说担起了警备委员长的重任。交通梁文若担任大儿媳妇；另一个男同志担任二儿子；母亲郑育之担任二儿媳妇；一个五六十岁的朱姚老人担任他们的妈妈，带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担任小孙子。朱姚老人多年以来都为党组织做掩护工作，另外还负责帮助抚养领导人的后代，曾经抚养过彭湃的儿子，这时又抚养着刘少奇的儿子，带到会场做掩护工作。他们都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六个人，组成一个祖孙三代的临时家庭来担任保卫远东反战大会的任务。其他几个人负责打开水和购买大米、咸菜等杂物事，同时负责房子周围的巡逻任务，有情况就马上回来报告。

    29号这天，冯雪峰到会场检查工作，他要求大家要不惜一切地掩护好这个国际会议，保证会议顺利地召开直到结束。他告诉大家两个消息：一是会场的旁边住着一个巡捕房的侦察头子，务必要提高警惕。另一个是今晚有重要代表来到会场。要更加提高警惕，注意做好掩护工作。不能出任何差错。冯雪峰仔细检查了会场内外的安全情况。搞保卫的同志们知道在这里要召开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都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也越发感到自己肩上的重担不轻。于是，所有的保卫人员进一步检查掩护工作中的问题，他们每人都有一个石灰包，在有敌人来的时候，把石灰包扔到他的脸上，先眯了他的眼睛再说。他们每人都有一根铁棍和几块砖头作为与敌人搏斗的武器，放在既隐蔽拿起来又方便的地方。用瓶子做了一个铃铛挂在三楼，一根绳子拉下来，有陌生人进来时，他们就拉一下绳子向楼上报警，楼上会场里的人就知道了，如果有警察来冲会场，就拉乱铃，楼上的人就要准备战斗了。如果来的人少，保卫人员就直接在楼下把他们干掉。保卫人员每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朱姚老人带着小孩子在楼下客厅里坐在太师椅上，表面看上去是带着小孩子玩耍，实际上他始终注视着门外的情况。后门有人把守，母亲郑育之站在二楼的楼梯口注视着楼下门外的情况。警卫委员长黄霖楼上楼下的忙碌，注视着每一个工作岗位和会场的各方面的情况。

    28日至29日，所有代表都秘密到达会场。黄昏以后，前门和后门陆续传来暗号声音，保卫人员在代表来到会场时都认真地听好暗号，才放人进会场，每次由中共江苏省委的干部送进来几个人。保证代表真实可靠。不能出半点差错。

    国际代表中英国代表马莱是夏衍、洪深用电影厂作广告的汽车，在上海转了几圈后，甩掉了敌人的眼线巧妙安全送达会场；法国代表伐扬·古久里、比利时代表波比是由冯雪峰送到会场。

    在上海创办《中国论坛》美国记者伊罗生，他也是《大美晚报》的记者，他在报刊上全面地报道了关于远东反战大会的消息与文章。他也是宋庆龄的好朋友，作为媒体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

    每个代表们到了会场一进门就脱鞋，提着自己的鞋悄悄地摸着黑上楼，以免发出走路声音，到了楼上坐在地板上。规定：不许靠近窗户，不许站起半个身子，不许往外张望。所有的代表一见面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互相问好，互相握手，有的人几十次地握手，又酸又疼，手都握肿了。“我是上海女工。”“我是十九路军的。”“我是东北义勇军。”“我是察哈尔的铁路工人。”“我从广东来。”“我来自福建。”“我是山东的。”“我是复旦大学的。”……      

    28号所有人吃面包，因为面包不够吃，29号烧米饭吃，给几十个人烧饭，也是个难题。人多锅子小，想多少点饭，就成为米多水少，又是开水烧饭，经常要烧成燋煳饭，还经常烧成夹生饭，大家轮流就着咸菜吃饭，烧了一天的饭，也吃了一天饭，可还是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吃饱，半饥半饱地坚持着等待开会。

    夜深人静了，除一老一小睡了以外，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候那位重要的代表的到来，同时密切地注视着侦查头子家的动静。

    9月30日凌晨三点多，当那位重要代表由交通梁文若带到会场，母亲一下认出她是宋庆龄。几个月来，宋庆龄被国民党当局严密监视，九月以后，宋庆龄家附近有许多特务看守，白天走不出去，只能等到深夜，乔装打扮从后门出去，为了甩掉特务的跟踪，梁文若与宋庆龄一会儿乘车，一会儿又绕道行走，花了很多时间，才到达会场。

    清晨，宋庆龄拿箱子里的面包分给所有的代表们吃，然后就开始开会。大会首先宣读了日本、朝鲜、安南（越南）、中国苏区及各地的贺电。大会推选主席团成员：马莱、宋庆龄、古久里、波比及苏区代表、满洲代表、东北义勇军代表、平绥铁路工人代表、察哈尔义勇军代表等九人。并推举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毛泽东、朱德、鲁迅、高尔基（苏）、巴比塞（法）、罗曼·罗兰（法）、德莱塞（美）、汤姆·曼（英）、片山潜（日）、台尔曼（德）、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伏罗希洛夫（苏）、纪德（法国）、曼·托革勒（德）等。

    会议主持人宋庆龄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干涉和禁止这次大会的召开做了抨击和抗议。她号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严厉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与反动派作斗争，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马莱担任大会主席，也做了一个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报告，讲了阿姆斯特丹反战运动的情势和关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势，特别是亚洲各国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的情况；宋庆龄还不时地用英语、法语为国际代表作翻译。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做着大会记录。宋庆龄和马莱、古久里、波比等几个国际代表坐在木箱上，代表们静静地坐在地板上，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苏区代表报告了苏区红军和工农群众生活斗争的情况。福建代表报告最近各帝国主义战舰云集福建海口，企图镇压前进的红军；满洲代表报告东北义勇军活动情形及日帝国主义者阴谋备战进攻苏联；察哈尔代表报告最近北方工人活动，及铁路工人奋斗情形；上海纱厂工人、失业海员码头工人等报告上海工人生活苦状以及上海工人迫切需要打倒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者。发言中有许多重要的意见。伐扬·古久里的发言，首先讲到大会的伟大的成功及其意义，并痛斥对大会成功估计不足的观点与表现。他认为中国出路只有苏维埃道路等等。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所有代表发言都压低了声音，但会场各代表情绪高涨，大会发言赢得热烈的低声的鼓掌和欢呼声。

    会议通过了《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开幕宣言》；又通过了《为反对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武装干涉的挑衅的抗议书》《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中国红军的抗议书》《反对白色恐怖的抗议》《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蒂恐怖的抗议》四项抗议书；大会还通过了五大提案：《海员工人码头运输工人铁路工人不帮帝国主义运送枪炮给中国国民党来进攻苏区红军》《没收帝国主义送给国民党的枪炮来武装东北义勇军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兵工厂的工人不替帝国主义造枪炮来进攻苏区红军》《反对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白军士兵不到前线上去打工农自己的红军》，各位代表都在决议书上签了字。最后大会正式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进行了执委的选举，宋庆龄被选为主席。伐扬·古久里致闭幕词，他指出：“阿姆斯特丹世界反战大会的决议在远东的执行最为迫切。”“西方代表团回国后，必定要召集广大群众会议，将代表在中国看见的一切告诉他们。” 国际代表准备了三面红旗分别送给红军、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工人代表。

    傍晚，会议圆满结束，趁着天色昏暗，保卫人员协助各代表一批一批地安全离开会场，先走出两三个人，到弄堂口，看到街上是安全的就对里面做个动作，就又走几个人，前门走几个，后门走几个，所有的代表就都分散走出去了。最后，宋庆龄与保卫人员都迅速离开。第二天，家具出租店开车搬空了会场里的全部家具和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