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那年我才三岁。9月22日，日本鬼子占领了满城。父亲王洛贵离家参加了抗日组织，先后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第一军分区任侦察员。

    一天，日本鬼子进犯我的家乡大楼村。母亲抱着我跟乡亲们赶紧躲藏，跑到村外南山腰，就被敌人追上包围了，我被凶残的鬼子从母亲怀里强抢扔进了一块谷地里。那日，我永远也忘不了，母亲和一些乡亲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三天后，爷爷从谷地里找到我，我竟还有一口气，总算幸存下来，可是腿摔折了，在那荒乱年月，没得到医治，成了终生残疾。那时我走路是双手拄小板凳在地上蹭，跟爷爷相依为命一起生活。没想到，我这瘸腿孩子也为抗战做了点贡献。

    1941年5月的一天，日本鬼子来大楼村“扫荡”，村里的人早躲藏起来了。那年我已七岁，由于腿残，行动不便，爷爷背着我躲进了事先挖好的地道里。鬼子到各家抢东西，到我家各屋乱翻，为了多抢东西，将六盘30发子弹忘掉在屋里。待敌人走后，安静下来，爷爷先出去看看动静，然后将我从地道里拉了上来。看到屋里这些子弹，又担心又高兴，对我说：

    “砘子，这可不是玩的，鬼子用它杀人，咱们得想法把它藏好，你爸他们八路军正缺少子弹，咱们得设法送到他们手中去。”

    爷爷先将子弹藏在了牲口棚里，觉得心里还是不踏实。

    那时八路军驻地在西边山区的石井村，离我们大楼村有十七八里路，还要经过几丈深的封锁沟、鬼子的炮楼。过往行人要经鬼子全身搜查，然后放下吊桥通过，稍有疑点就会没命。怎样才能安全地把子弹送到石井呢？爷爷左思右想，最后想出了办法：将麦秸编的蒲团洇湿，然后拆开，把30发子弹藏在里面重新编好。进过这样处理后，我们心里才踏实了些。

    过了三四天，蒲团干了。爷爷找来了两个摘筐，一只放进了石块，一只放了藏有子弹的蒲团，让我坐在蒲团上，说：“咱们到你姑奶奶家去”，挑着我就出了门。我们来到荆山村封锁沟，鬼子炮楼的吊桥没放下，爷爷用烟袋敲了敲木杆，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哇啦哇啦地来到爷爷的面前，将他搜了个遍，还翻翻筐里的石块，又拽拽我，一看是个瘫孩子坐着蒲团，就大吼说：“你的，开路的干活。”我们顺利的通过了敌人的搜查，疾走了好一会儿，松了一口气，爷爷说：“砘子，我挑的可是两条命啊！”走了半天，我们来到石井村，见到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二营政治教导员郑三生同志（建国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郑三生看着我们送来的30发子弹，高兴地说：“这1发子弹值三斗小米，（48斤），30发子弹就是一大车小米啊。”说着拿出了一张黄纸，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又盖了印章，交给了爷爷。随后，警卫员带我们去见离家数年的父亲，爷爷将家中遭遇的情况告诉了他，我们和父亲含着热泪依依不舍道别。回到家后，爷爷小心翼翼地将黄纸条的嘉奖令藏在了猪圈墙坯缝里。过了几年，我们找到纸条一看，早被老鼠咬烂了。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王洛贵在满城县一区、三区区委任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在龙门水库党委书记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的工作，直至离休。中共保定市委、保定市人民政府颁发了“离休干部光荣之家”的牌匾。80多年过去了，这30发子弹的事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