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事实，我们已经知道，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明明是由蒋介石本人一手逼出来的。但是，蒋介石却反咬一口，一直硬说张杨二将军是受共产党指使的。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诬陷。从刘鼎传达毛泽东要求张学良不要和“蔣介石闹翻了”的劝告，再到叶剑英传达中共中央要求张学良“对此事要慎重”的要求，就足以证明，发动西安事变绝对不是共产党指使张杨二将军干的。1946年9月，即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内战开始不久，廹于各界要求释放张杨二将军的压力，蒋介石不是打算无条件释放，而是派人游说被囚已达10年之久的张学良，提出所谓解除“管束”的三个条件，其中首要一条就是要他“承认西安的事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向来讲真话而不撒谎的张学良将军，对这种无理要求，断然予以拒绝。好汉做事好汉当。直到晚年，张将军还是坚持说：“我做的事情我负责，没有什么后悔的。假如事是如此，我还会是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可见，张学良对共产党这位朋友是多么的忠诚，绝不为了获得个人自由，去作对不起朋友的事情。有人评价张学良的这个举动时说：“自由诚可贵，名节价更高。”这一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我们共产党对于身为国民党员的张学良这位朋友，也像对待国民党员杨虎城一样，十分爱护，关怀备至。对于他们二位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功绩，向来评价是很高的。当年，蒋介石被扣在西安时，曾对张学良亲口说：“我不剿共，我不剿共了，我跟共产党合作！”张将军认为，这一点，蒋介石后来还是真的做到了。由于蒋介石终归是联共抗日了，当然应当算作西安事变的最大成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就对其重大意义作过很高的评价，说它“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它的和平解决是“时局转变的焦点”、“枢纽”。

　　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的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称赞张杨二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在西安事变25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泪流满面地对牺牲了一家4口的杨将军和尚未恢复自由的张将军，表示了深切的怀念，并且极富深情地说：“我的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周总理声泪俱下、情真意切的讲话，感动得在场的张学良之弟张学思泣不成声。周总理还曾给张将军写过一封无开头、无落款、仅有16个字的信件，托人辗转，终于送到张将军的手中，祝愿和期盼他：“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为了防止蒋介石在临死前对张将军下毒手，周总理要求香港友人不要搞要求恢复张将军自由的舆论攻势。周总理在身患重病的日子里，听说张将军患有眼疾，立即批示，要求查清情况，想办法给予帮助。并且，在这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批示后面，一连写上了“托！托！托！”3个字，足见周总理对关照张将军眼疾的事情，是多么的重视，真是对老朋友关怀备至啊！直到弥留之际，还专门找来对台工作的负责同志，叮嘱不要忘了张学良等台湾朋友。同样的，张将军也一直没有忘记老朋友共产党人周恩来，直到耄耋之年，还说自己对周恩来熟悉，称赞说：“这个人很好”。

　　在张学良有了一定自由、离台赴美探亲之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张将军的老部下、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呂正操，代表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前往美国看望，二人多次进行了交谈。呂正操向张将军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问候，递交了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信件。当张将军90寿辰时，邓颖超就曾致电张将军，赞扬过张对国家的“特殊贡献”，“并盼再度聚首”。邓颖超在这次写给张将军的信中，则受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委托，诚恳欢迎老朋友在方便之时，回家乡看看。张学良感动地说：“中国共产党待我非常友好。”既要呂正操替他“问候邓女士”，又给邓颖超回了亲笔信，表示“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可惜，鉴于种种原因，张将军的这一心愿，终未实现。在邓颖超逝世后，张将军夫妇特意托人送了花圈，在锻带上，题写了“邓大姐颖超千古”的字样。可见，张将军连老朋友共产党人周恩来的遗孀也沒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