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前，由于共产党的多方努力争取，经过多次商谈，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张学良带领的国民党东北军与杨虎城所带的十七路军之间的关系逐步得到改善，步调日趋一致，在西北地区业已初步形成“三位一体”的联合新局面。西安事变刚一发生，杨虎城便与张学良将军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员到西安“共商大计”，即商谈解决事变的各项事宜。在事变和平解决的紧要关头，杨将军经常通过南汉宸找中共代表团领导人周恩来出主意，解决棘手问题，为促使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将军却被蒋介石逼迫出国进行所谓的“考察”。临行之前，他首先特意邀请周恩来和南汉宸相见，畅谈很长时间。隨后，又找部下赵寿山等人交谈，系统地回顾了自己同共产党历来的合作关系。在这次谈话中，对于发动西安事变的重大作用，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没有同中共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他所说的“今天的局面”，是指当时已经出现的全国联合抗日的大好局面。最后，他叮咛部属，在受到蒋介石威胁的时候，就要“跟着共产党走”。

　　杨将军的临别嘱咐，的确获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杨的重要部下赵寿山，在抗日战争中间就已秘密加入共产党，解放战争开始一年后便秘密进入解放区，不久通电反蔣，公开宣告起义，立即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同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一起，担负起领导解放西北的重任，为解放受苦受难的西北人民作出了积极贡献。解放后，赵寿山先后担任过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和陕西省省长，为建设西北作了不少建树。杨的旧部刘威诚、孔从洲等人，在解放战争前夕，先后纷纷起义，公开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中来，为解放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生前告诉我说，他父亲所领导的部队，虽然曾经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子，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服装，领的是国民党政府发的薪饷，但实际上却是由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部队。当条件十分成熟的时候，便公开宣布起义了。1946年9月1日，即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内战两个多月的时候，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孔从洲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孔从洲为我军炮兵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并和毛泽东成了儿女亲家。这些事例说明，杨将军的大多数部下，是忠实地执行了杨的临别忠告的，是继承和发扬了杨将军热爱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的。

　　杨虎城热爱共产党，共产党也是爱护杨将军的。杨将军回国被囚后，中共中央多方呼吁奔走，为争取他获得自由，作了不少努力。杨将军遇害后，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对他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追悼活动。当时上小学的我，在杨将军的故乡蒲城县境内，亲眼看见过举行杨虎城追悼大会的隆重场面。杨将军的历史功绩，受到共产党的高度赞扬。周恩来在纪念双十二事变20周年的会议上，称赞杨虎城是“千古功臣”。杨的亲属，受到我们党和政府的多方关照。

　　由上可见，杨将军及其部属热爱共产党的程度是相当深厚，非同一般的。在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之际，广大群众将杨虎城推选为对新中国建立作出特别贡献的百位英模人物之一，当之无愧。

　　热爱共产党的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将军虽然在蒋介石的胁迫下，进攻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但在屡遭失败之后，在进步人士杜重远的指点下，又经过宋庆龄的激励，再由曾是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的穿针引线，先后主动与共产党员刘鼎等人取得了联系，还通过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联络，同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谈判，特别在同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于肤施(延安)会谈之后，基本上抛弃了蒋介石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完成了由追随蒋介石“剿共”到容共、联共抗日的重大思想转变，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成为促进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