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张杨二将军“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地实行了兵谏，但在捉蒋行动刚一布置完毕，张学良就立即让刘鼎将此事，电告红军总部。这是西安事变正在进行之中传给外界的第一个消息。张学良能将自己正在进行中的极为秘密的重大行动，及时电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总部，再次证明，他对共产党是高度信任的。把蒋介石抓到之后，张学良感到“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首先给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电报，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寻求解决办法。接着，又同杨将军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邀请中共派员，参加解决事变的有关问题。这就再三证明，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确是信任有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到来，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被称之为“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请来了共产党的关键人物，说明张将军已把共产党放在了解决中国抗日问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张将军在被蒋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要继续维护同共产党的友谊。在张学良准备亲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的时候，周恩来就已向张暗示过送蒋的危险。但张将军当时只想尽快结束西安的局面，又过度相信了蒋介石“这个领袖的人格”，不顾个人安危，将蒋送回了南京。结果不出周恩来的所料，竟被蒋介石扣留，失去自由达半个世纪以上。虽然遭此危运，但张学良却无怨无悔。他对看望自己的部下说：“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只此一句，就足以证明，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情意是多么的深厚啊！

　　张将军的一些部下，坚决执行了这一嘱咐。本来，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内部，就有许多秘密共产党员，在西安事变中发挥过骨干作用。就连后来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当时也是张部的地下共产党员之一，为我们党作了许多秘密工作。因此，就整个东北军来说，尤其是在广大青年官兵中间，维持同共产党的亲密友谊，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和深厚根子的。正值得称赞的是，其中有的重要部属，包括他的一些亲属在内，还公开加入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部队中来了。据台湾新闻媒体统计，“张、杨两人的旧部在中共担任副部长以上高职就有20余人”。并认为，张杨两部“在中共有其固定势力”。例如，曾任张学良副官和秘书的吕正操则被当作张部在“大陆东北势力之代表”。这些统计和评论，大体上说来，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例如，吕正操在西安事变发生半年之后，就加入了共产党，并迅速将共产党的种子播撒在自己带领的东北军619团之内。又在西安事变发生10个月之后，干脆率部完全脱离东北军，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南征北战，战功卓著，的确“对中共的壮大有大功”，新中国建立后被评为上将。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党政军中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尤其为我国的铁道交通建设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颇有政声”。张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早在“九一八事变”不久，就已加入了共产党。第二年由其兄张学良保送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西安事变中无端竟遭拘禁。被释放后，奉我党之命，从事统战工作。西安事变3年之后，也参加了八路军，为抗日战争和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辽宁省政府主席，兼任辽宁军区司令员，又担任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实现了其兄张学良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多年梦想。

　　大陆解放后，被评为少将军銜，还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的重要职务。显然，这些都已大大超过张将军当年希望自己的袍泽维持与共产党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的范围。令人敬佩的是，张学良没有为了获得个人自由，答应蔣介石要他诬陷共产党的无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