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根据肤施会谈的协议，积极准备抗日的各项工作。在初次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不成、并遭受到蒋的打击和排挤之时，曾告诉在他身边“大胆工作”的刘鼎，想把东北军拉出去，旗帜鲜明地和红军一起，公开干联合抗日的事情。这一思想转变，当然是很了不起的。刘鼎请示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从当时的抗日大局出发，决定要把东北军改造成红军可靠的友军，而不是把它变成红军。根据中央的决策，刘鼎耐心地对张将军说明了不能这么干的道理，并传达了毛泽东要求张将军“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的劝告。对此，张将军愉快地全都予以接受。张将军还语重心长地向刘鼎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继续劝说蒋介石，以便把蒋“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他又下了很大的决心，说道：“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张将军以实际行动，完全实践了这一诺言。

　　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张学良和共产党人的感情日益加深。张学良虽然不知就里，但在董健吾的巧妙安排下，由张学良委托部下和出资费用，将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送到苏联去读书，成为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

　　就在这时，张学良已同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成员周恩来交为亲密朋友，在经济上支援了工农红军。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专门从事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不久，周恩来又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委托，“统一接洽并指导”张杨两部的关系，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经过谈判和联系，周恩来很快就被张学良当成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最好的朋友”。在同周恩来谈判的时候，张学良向周恩来赠送过精确的高投影着色地图。这份珍贵的礼物，在8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中，对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实用价值很高。张学良还向红军赠送私款2万银元，隨后又追赠法币20万元。据统计，从1936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里，张学良共接济红军的款项共达76万元。这些礼物、赠款和接济，对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这说明，张将军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热爱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周张私人之间的友情。因此，周恩来也被毛泽东称赞为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的“很好模范”。

　　张将军同叶剑英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担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叶剑英，受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派遣，来到西安张学良部所在地，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近距离地开展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以及整个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这一举措以及上述各种作法，都为以后张杨二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在张学良劝谏、苦谏、诤谏和哭谏蒋介石均告失败之后，专门找过叶剑英，寻求解决办法。当张学良提出只有采取兵谏的解决办法时，叶剑英明确地告诉他：“这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一定要慎重。”因而要求张将军必须“仔细考虑”。同时，叶剑英也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命令叶剑英转告张学良，对此事要慎重。张学良能将自己极为秘密的设想事先告诉共产党，说明他对共产党是非常信任的。

　　既然如此，张学良后来为什么又要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进行兵谏呢？因为蒋介石不允许张学良打日本侵略者，却命令他用机关枪打要求抗日的游行学生。张学良觉得这样做太不像话了，把他激怒了，使他“真发火了”，逼得他不得不进行兵谏。正像张学良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这即是说，西安事变完全是由蒋介石一手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