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被捕的刘志丹等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他毫不犹豫地很快秘密释放。只是为了保护自己部属中的一批秘密共产党员而不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所觉察，仅对极个别被捕共产党员做了特殊处置。

　　杨将军和中共地下党员谢葆真，结为伉俪。在举行结婚仪式时，有人问他：为什么爱上了个子不高、并非花容月貌的谢葆真？他坦率地回答说：“我知道她的思想进步，为了革命我需要她，当然罗，也很爱她。结了婚之后，她可以帮助我！”这就足以说明，他对共产党人是十分疼爱的。他和谢葆真不单是恩爱的夫妻结合，更是政治上国共合作的亲密伴侣。婚后，凡是共产党组织要利用他的住处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时，他都主动离开，提供方便。

　　凡此种种，都能说明，在他领导的部队中，在他主持陕政时，直至在他的婚姻家庭内，国共两党合作得都是相当不错的。

　　只是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下，他虽然迫不得已加入到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军队系统中，但他总是坚持认为：“可以丟开部队，而不愿使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归于破裂。”在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他已认识到：“只有同共产党合作”，才能斗过难于对付的蒋介石。这是他一直与共产党合作，同蒋介石作斗争的基本出发点。在蒋介石的威胁逼迫下，他名义上派兵去打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实际上却根据同共产党达成的秘密协定，对工农红军放空枪，打假仗，输送武器弹药和急需物资。

　　杨虎城等国民党员及其周围的民主进步人士，同共产党友好合作的言行，使蒋介石派往他身边秘密监视的特务头目不得不承认：“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从蒋介石的特务头目的这句话中，也能证明，作为国民党员的杨将军，确实是热爱共产党的。

　　在日寇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杨虎城热烈响应，积极主动和共产党联络，进行联合抗日的准备工作。在国民党部队中，他是第一个提出抗日的将领。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以谢华为书记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主要对杨虎城身边人员和十七路军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促使其很快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接着，又派同杨虎城有世交之谊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到他身边工作。因为他们二人“无话不谈”，使杨与共产党的关系亲上加亲，从而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共产党的观点和建议。

　　当毛泽东、彭德怀联名第一次致信杨虎城，并派时任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送达时，杨虎城十分激动，双方初步达成了一些联合行动的具体条款，并且消除了某些误会，关系日益密切。不久，毛泽东再次致信杨虎城，赞扬他“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将信送达，杨虎城阅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共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经过谈判，双方确立了联合行动的一些细则。张文彬作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留在杨部，并被任命了相应的职务，住在专供共产党重要干部居住的地方，通过交通站和秘密电台，同中共中央保持密切联系。从此以后，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活动，便由局部走向整体，由仅同共产党的代表联络走上了已同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联系的渠道，使他的精神非常兴奋。

　　1936年8月以后，在杨虎城身边及其领导的部队中，已经形成一个与共产党多层次、多渠道的联络系统。与中共联络的主要人员和组织是：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王世英；中共中央军委西北特别支部；从共产国际回国的王炳南。杨将军给王炳南留下的最为深刻的一点是：“他相信共产党，把自己和部队的命运完全和我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