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西柏坡安静得很，没有庆祝胜利的锣鼓，更听不到轰隆隆的炮声。只见村前那块广阔而平坦的麦田里，疏疏落落有几个村里的乡亲，在整修麦埂儿。苇塘边的柳枝上涂上了绿色，村边向阳处的杏花已经开放，走到树下可以听到嗡嗡的蜜蜂声。

    在十天前——1949年的2月21日，中共中央由这里发出一封电报，要求工作在东北、西北、华东、中原等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到西柏破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电报说，“一切工作须于2月25日部署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能到会同志均须于2月28日到达中央”。

    现在他们已经陆续赶到西柏坡来了。有的骑马，有的乘车，一个个风尘仆仆。他们有的走进“五大书记”居住的农家小院，有的走进旁边的老乡家。房子均是来前就腾好的。

    会场在中央大院的西北角儿，即由毛泽东住处往朱德住的后沟路过的那个山嘴西侧。这不是民房，是临时搭建的，土坯垒墙，檩条搭顶，没有椽子，将苇帘直接搭在檩上，上面便抹泥封顶了。这座房子比不上民房坚固，但比民房宽敞得多，一间要顶四五间，人称中央小礼堂。

    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胜利之后，一个新的国家即将建立之前，一次极其重要的会义——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就要在西柏坡这儿召开。为使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为筹备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而召开。

    这是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与会委员陆续走进会场。他们是：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董必武、林柏渠、李富春、林彪、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

    还有候补中央委员：邓颖超、王震、吕正操、罗瑞卿、习仲勋、刘澜涛等19人。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等列席。师哲等坐在主席台旁作记录。把个小礼堂坐得满满当当。这个小礼堂，没有整齐划一桌椅，而多为长条木凳，及一些七高八低的各式坐凳。

    3点30分，周恩来宣布七届二中全会开幕，并报告了到会人数及会议程序。

    接着便是毛泽东作重要报告。他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在讲：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北平、天津、绥远三种……”

    这“三种方式”，在座的人一听便明白。但在会场内外服务的一些警卫人员却听不大懂。他们虽不是会议参加者，毛主席报告还是听进耳朵不少。他们上岗的时间不能随便说话，下来以后却自动讨论起来：

    “什么是天津方式？”邵长和问。

    “用武力解决。”马汉荣答。

    “什么是北平方式？”李二亭问。

    “和平解决。”李银桥回答。

    “那么什么是绥远方式呢？” 这个问题一时谁也说不出来，或者知道一些却说不完整。最后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才凑完整了：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导部分，在一个相当时间以后，再去解决这部分人。

    一拨又一拨警卫人员在换岗，会议仍在继续。只听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响在小礼堂里：

    “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53000个干部，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化为工作队。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农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在和谈问题上，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谈判的时间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