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党中央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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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党中央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2007-07-05 09:36:19

来源：《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

作者：王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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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几次“都”址选定问题的动议中，党中央曾计划过搬迁承德、淮阴，也曾计划过到太行根据地，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西柏坡。这个小山村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是中国历史最伟大的转折时期，党的领导中心来到了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安营扎寨，从而打开了新中国的大门。
    太行山东麓，滹沦河北畔，河北省平山县中部，有一个向阳的马蹄状山湾，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一个长满翠柏的七八十户人家的北方小山村，静静地偎依在山湾里。这里向东是华北大平原，直通石家庄，向西可进入太行山腹地。幽静隐蔽，交通便利，攻守自如。它就是与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齐名的革命圣地西柏坡。
    这里既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也没有南京总统府的气势雄伟、豪华壮观，只是一座座低矮狭小、土坯垒就的农村房舍。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由若干个普通的北方农家小院组成，自东而西，依次是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的旧居，后院是朱德旧居，还有军委作战室和机关食堂。大院里的建筑全是普通的民居式平房，素墙黑瓦，横屋厢房，屋角窗下，茂槐修竹，藉藉郁郁，淡泊宁静中透出一种飘逸的诗意。谁会想到，就在这普普通通的农村小院里汇积了人间智慧和力量，它创造出人间奇迹——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周恩来的小院紧挨着毛泽东的小院，推窗便可笑语相向，小院外边有一个大碾盘，每遇重大问题难以决断，毛泽东便常来推碾，周恩来在另一端帮助。刘少奇和任粥时两个湖南老乡又成了西柏坡的近邻。后院那三问窑洞式建筑里住着朱德，前边有一块宽大的土坪，当年他常于晨风中在此习拳舞剑，一展身手。
    毛泽东旧居的西北，一间低矮的土砖房，是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这是一间普通的农家房舍，大约不到35平方米，里面摆着三张大桌子，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几乎占据了所有空间，桌上放着几部老式手摇电话机和军用电台，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地图上是作战参谋们用红毛线、蓝毛线标识的敌我态势。大屋子里彻夜灯火通明，电话、电报声不断，来自全国战场的电报汇集到这里，又从这里向全国发出指示文电，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像一个艺术家，指挥着五大野战军组成的交响乐团，把人民解放战争中血与火的华彩乐章演奏得行云流水般地淋漓酣畅。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共中央工委先行来到这里，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一年后，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也率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北移驻西柏坡，与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人们提起西柏坡，往往把它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全国土地会议，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主席曾赞誉西柏坡“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
    周恩来总理称这里是“毛主席、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当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他被特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西柏坡看一看，他想知道，毛泽东怎样在短短4个月，就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迈进军委作战室的门，黄维站住了。借着幽暗的光线，他打量着屋子里简陋的一切，一动不动，站了许久。
    对于失败的原因，黄维也许已想过不少，可面对这四问小小土屋，不由让他感到震惊。几间寒伦的民房，与豪华的总统府相比，是相差太远了。黄维深深低下了他那高做不屈的头颅，由衷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共产党伟大，国民党当败，国民党当败啊！
    西柏坡，这个绿水环绕，翠柏掩映的普通北方小山村，因柏树而得名，由于党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主席的进驻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而驰名中外，并深深影响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
    “都”址几议
    党中央为什么要离开已居住十年的延安而到西柏坡来呢？这是由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所决定的。
    其实，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党中央就开始考虑向华北作战略转移，并选择适当地点作最后决战的指挥部问题。只是几次动议未果，那是由于战事发生变化。要知道，这个最后决战的指挥部设在那里，虽然不像国都设在南京还是北京，那么经过慎重研究和决定，可也不能像打游击，走到哪里算哪里。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党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驻在什么地方，既要从安全考虑，又要从革命发展前途考虑。为此，中央曾几次就选址问题动议过，曾计划搬迁到承德或淮阴市，也曾计划到太行根据地，但最终是选择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但是它来得那样快，却不是毛泽东完全想到了的。随着苏联对日宣战和苏军从双城子到赤塔分四路进入中国东三省，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
    1945年8月9日下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讨论苏联对日宣战后的全国形势，会议认为“伟大的历史突变”即将到来，因此，在充分讨论基础上，做出了“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的战略方针。
    在此战略方针指导下，10日深夜至11日，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出七道命令，着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和交通要道的日军发起反攻作战，接受日伪投降，并急令贺龙、聂荣臻、吕正操、李运昌各部，分头向绥、察、热、辽等地迅速进军。在此战略方针指导下，8月23日至26日，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开始酝酿党中央向华北作战略转移的问题。既然党的战略中心移向华北，那么党的首脑机关和解放军总指挥部是否应随着党的战略中心的转移而恃移，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毛泽东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他没有考虑成熟，因为中央机关的搬迁毕竟不是个小问题，况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发展和变化也太迅速了。所以，在8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一些同志把中央机关是否向华北转移的问题提出时，毛泽东明确强调说：党的领导核心还是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应邀赴重庆谈判离开延安后，延安以刘少奇为核心，肩负重任，兢兢业业地为配合重庆谈判努力工作。
    9月14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从沈阳飞到延安，走下来的是苏联后贝加尔湖军区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陪同前来的是新任沈阳市卫戍司令曾克林。
    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来使。贝鲁罗索夫中校口头转达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正式通知，要点是：按照中苏条约，“在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因八路军之单个部队已到奉天、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部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贝鲁罗索夫中校还转告红军统帅部致朱总司令的话，说红军不久即行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等，还说，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论对总司令个人，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任弼时立即为中央拟电报将上述口头通知报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并请代表团的电台派人守候，以便当晚继续收报。
    接着，政治局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汇报东北的情况。晚饭后，政治局继续开会，集中研究对东北的战略决策。会议一直进行到15日凌晨。参加会议的除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三位书记，陈云、彭真两位候补书记外，还有康生、林彪、高岗、博古、李富春、叶剑英和杨尚昆。会议认为东三省战略地位重要，北倚苏联，西接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面是朝鲜，三面都是友好邻邦，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而且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国民党虽有美国帮助海空运兵，但其“姗姗来迟”，正是我方控制东北的大好时机。鉴于东北是蒋介石势所必争的要地，斗争复杂，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立即赶赴东北，在沈阳设立办事处。至于撤出单个部队问题，会议同意按中苏条约办理，一部分可转入附近农村。
    对于延安来的关于东北问题的情况通报和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所做出的决策，毛泽东、周恩来从重庆复电：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并告重庆谈判无进展，“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我手中，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
    在谈判桌上尖锐斗争，谈判桌外调兵遣将的氛围中，延安的领导中心为了抓住时机，创造从东北到华北的大的战略根据地，争取大的胜利，形成了一个战略决策，这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9月17日23时，刘少奇、朱德、任粥时致电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要旨是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冀东，屯重兵于冀东，以便12月初苏军、蒙军撤退时掌握先机进入东北；巩固华北现有根据地，打击沿平绥、平汉两路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认为，冀热辽地区是战略要地，应设中央局，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毛泽东、周恩来“完全同意”书记处提出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一刻千金，19日当晚，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按照新的方针，重新部署兵力，调兵遣将。会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和冀热辽军区，由李富春、林彪、萧劲光、李运昌、程子华为中央局委员，李富春任书记，林彪为军区司令员。决定袖调11万人部队，两万人干部前赴东北和冀热辽。干部中，包括中央委员10人（其中政治局委员4人）、候补中央委员10人。从延安抽调的部队，除东北籍干部团和另两个团外，又从中央各机关抽调各种干部1300人，炮兵学校1000余人。
    同时，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将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组成中央警备团和先行中央警备团。任命吴烈为先行警备团团长，西北公校副校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带领先行中央警备团随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到冀热辽地区的承德，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中央先行警备团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一是从中央警备团抽调第二营的第五、六两个连和团的机关的一部分干部近300人，另一部分是从中央社会部办的培养公安干部的西北公校抽调100多干部，组成一个连。中央为先行警备团配备了电台和台长，报务员，机要员和摇机人员。
    10月1日上午，朱德、刘少奇、任粥时、陈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在枣园接见了新组建的先行中央警备团全体干部战士。朱总司令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工作。希望你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抢时间，争速度，克服困难，尽快到目的地”。 10月2日拂晓，先行中央警备团从宝塔山下出发，向承德急速挺进。
    延安的领导中心这时已逐渐形成了一个思路比较清晰的战略设想，这就是：陇海以南兵力北调，以热察、东北为全国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最先提出这个战略设想的是黄克诚并得到了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几位领导人的首肯。黄认为“如此可长期坚持，一切都不怕。”9月20 日，刘少奇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黄克诚电文中说：“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在这个战略构想指导下，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做出了党中央向承德作战略转移的决策。
    由于东北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对我军十分不利，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果断决定改变原计划，不再迁移承德了。同时中央还决定，原关于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的决定也不再实行。并电告吴烈：先行中央警备团就地隶属冀热辽中央分局。
    吴烈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当先行中央警备团通过同蒲路进入山区的当晚，他们接到了中央发来的急电，命令他们“星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承德。”当时，他就和李逸民商量说：“看来情况有变化，我们还要加快行军速度。” 于是，他们加快了行军速度，以一个夜晚和一个大半天走了160里的速度赶到了广武镇，接着翻过一座大山，出雁门关经浑源、阳原县到天镇，然后由天镇坐火车到了张家口，受到了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姚依林的热情接待，并给部队补充了给养和物资，还批给一些蒙疆票子作路费。接着，先行中央警备团随罗瑞卿乘火车到达怀来并休整一日，第三天清晨，由怀来经延庆、四海、汤河口、鞍匠营、滦河顺利地到达了承德。
    在承德，根据中央电令，先行中央警备团就地归属冀热辽中央分局。
    所谓“东北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是指10月1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已和苏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达成协议，苏方已允许蒋军5个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进入东北，中长路及大城市将为国民党军控制。我党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国际信誉，另一方面，认为在东北创造独立局面，控制大城市已无可能，必须改变方针和策略。
    同时，我10余万部队开进东北后，也饱尝了无后方作战的苦楚。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三师，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东北后，一系列预想不到的困难便向部队袭来。辽西阻击战失败后，他向中央发去一个电报，直陈部队所面临的困难：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元政权、无粮食、无经费、元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著名论断，都是根据地沃土上发育出来的理论硕果。凭借着根据地熟悉的地形、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给养供应，共产党的武装在劣势的条件下以弱胜强，才演出了一幕幕战争舞台上精妙绝伦的活剧。而现在，除了元武器之外，还缺少群众的支持和部队的给养，老百姓对共产党及其军队不了解、不相信，使部队处于被动状态。由于当时苏联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苏联红军不让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城市，也不让接受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造成后续入关部队物资补给的极大困难。
    在此情况下，又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我军只得收缩战线，调整力量，一退再退，最终退到了松花江北岸，在边远地区建立根据地，蓄势待发。
    承德、张家口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太好，从1946年1月起，不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多路大规模进攻，下半年即相继失守。机关、部队不得不再次回到老根据地来。
    所以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上述变化了的战场情况，果断停止实行党中央、解放军总部机关搬迁承德的计划无疑是正确的。
    搬迁承德的计划停止了，但在1946年初我党又曾打算将党中央搬迁到淮阴。其背景是这样的：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自重庆返回延安后，留在重庆的周恩来继续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经过＝个边打边谈的阶段，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分别颁布了停战令。毛泽东在停战令中指出：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同日，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经过各方人士21天的努力，代表三种政治力量的38位代表，经过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五项项议；蒋介石也在会上宣布四项诺言，即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一时间，似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修改宪法、和平建国等事项就在眼前，仿佛今后中国的前途即与欧美同一个路子，两大党一个上台，一个下野，轮流执政。
    1月27日，政协决议通过前夕，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当天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这次到重庆有三件事：停战、开政协会议、解决东北问题。2月2日，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会议时，刘少奇说：华中我们就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2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重心会搬过去。因此，党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些的地方。毛泽东也曾在不同场合几次说过这样的话：“中共中央准备到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往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来回跑。”
    当时，地处华中的淮阴地域在民主政府领导下，政通人和，百废正兴，不仅商业发达，文教事业蓬勃发展，而且是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被誉为民主建设楷模。党中央准备南迁的消息传到苏皖边区政府时，边区政府立即行动起来，派专人赴清江与淮安交界的洪福乡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并令华中分局的部分办事机构迅即从淮安城内的蒋公馆、丁家花园等处迁出，为党中央准备南迁做好一切准备。
    然而，和平之光转瞬即逝。时隔不久，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无视国内外舆论，彻底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不断向解放区发起大举进攻。1946年5月3日，蒋介石派飞机几次在华中革命首府淮安上空盘旋、侦察。14日，又派飞机低空扫射清江机场。同时，上海国民党报纸则不时散布“武力收复苏北”的反共言论。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党中央准备南迁淮阴的计划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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