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备一定条件。

　　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会议后，华国锋向邓小平提出：虽然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但要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无理要求，当然被邓小平坚决拒绝。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认为宁愿不出来工作，也不能违背事实作出上述承认。

　　4月10日，邓小平又向党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叶剑英和华国锋商量了邓小平的第二封信的问题，就“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和邓小平的复出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叶剑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1975年的整顿，邓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这些整顿是完全正确的，而将其看成是“右倾翻案风”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叶剑英还以工作人员和子女抄录的诗词，特别是四五前夕自己亲自到天安门广场观察的事实，说明天安门事件是怀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当时受软禁，根本不可能成为总后台。如果硬说有后台的话，那我也算一个。叶剑英同意由党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华国锋也接受了。两人还向邓小平提出对信的修改意见。

　　4月14日，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10日写的这封信的情况。一个月后，5月14日，邓小平到叶剑英家祝贺叶剑英80寿辰，并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

　　叶剑英和邓小平又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到了1978年下半年，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迫切要求。粉碎江青集团快两年了，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方面虽有所好转，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左”的思想仍然在政治上、经济工作中起着指导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一些“左”的政策还在发展。面对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坚定地认为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现代教条主义的束缚，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发展道路，向着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前进。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消除对党和人民事业极其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方针政策，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邓小平和叶剑英磋商，向华国锋提出的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建议，得到华国锋的同意。

　　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叶剑英在闭幕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着重强调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讲话与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致，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于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作用，于光远在1998年很有感触地回顾说：“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叶剑英功不可没。他提出‘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他对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会上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与会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于光远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