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在考虑如何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整顿军队、肃清林彪的流毒和影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的时候，他想到了已经被“打倒”六七年、此刻还远在江西的邓小平。据当时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李德生回忆：“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叶帅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破坏，亟待整顿，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这些工作时，又必须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投鼠忌器’，斗争形势复杂艰巨。我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总政治部主任，负责承办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具体事宜，这时我同叶帅有了密切接触……叶帅曾向我谈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提议，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并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曾经多次对我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治政治军离不开他们。”叶剑英不顾打倒邓小平的文章、口号依然充斥报纸和街头的情况，多次向毛泽东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开始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在一些场合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工作。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又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中央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是逐级传达的。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西步校，邓小平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很迟才知道林彪自爆身亡的消息。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在听中央文件传达后的第三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邓小平在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中央文件传达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信并写下如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批示，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
1973年，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毛泽东一方面继续坚持“左”的路线，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工作。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不太满意，又离不开他，因为他觉得周恩来的一些想法与他相距甚远，但整个党政军和全国大局全靠周恩来支撑着。偏偏这个时候，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运动要搞，国家的日常工作也总得有人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的决定。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叶剑英特别高兴，立即前去看望，向他介绍军队的情况，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3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与九大相比，十大的组织路线没有多大变化，更多的追随中央文革的投机人物和造反派进入中央委员会。让人庆幸的是，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其中就有邓小平。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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