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转发全党学习。叶剑英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对军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组成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从8月至年底，对军队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逐个地进行调整配备。他直接了解各单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的情况，特别注重了解他们在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四人帮”的态度。政治上不强的干部，坚决不予重用。对于一些犯了错误而又能改正的人，本着党的干部政策也予适当地安排工作。在调整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同时，叶剑英还着手对驻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总之，通过1975年军队整顿，调整配备了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使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在决定民族、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法插手军队，最终只能束手就擒。1975年的整顿，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做好了物质和精神准备，这就是历史做出的结论。

　　1975年，善于抓住机遇的邓小平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精神归纳为“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为旗号，将全面整顿引向高潮，使全国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直到1975年9月，毛泽东对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在他心目中，仍然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不幸的是，形势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而逆转的直接缘由是两件引起毛泽东重视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时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远新的话刺激了毛泽东，因为他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反对的人不少，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原则问题。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分别写于8月和10月，都是由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看第一封信后没表示什么；看了第二封信后感到很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对李先念等人说：“他们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2日，毛泽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显然，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发生。不过，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还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