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季，在北京某餐馆，太原育英学校的各届老校友在此聚餐，彼此并不熟悉，育英北京校友会主持人在餐前要大家来个自我介绍。其中元老级校友，学校最早入校的学生、年近八旬的范担地在发言中，不无感触地说，我记得在学校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夜间转移，当时老师把熟睡的我们哄起来，匆忙为我们穿好衣服，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上了一辆牛车，天亮后，发现敌机飞临上空，吓得我们这些孩子赶紧找地方趴下躲避……

    首次迁校，战时体制下的转移

    范担地所说的这次转移，可称之为学校第一次迁校行动，也是学校建校以来首次紧急转移行动。

    要说清事情的原委，还得从这所学校的建校时说起。

    1947年，我军重组晋察冀野战军，接连取得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的重大战果，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移。为了更加机动灵活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也为了解除部队的后顾之忧，1948年2月，野战军党委做出决定，成立一所寄宿制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将团以上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收拢起来，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也为新中国培养后备建设人才。

    战争年代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据悉，野战军杨成武政委曾亲自找李佩卿谈话，让她担任子弟学校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并从部队抽调文化教员、荣臻小学抽调教师共6人（后陆续增加到20余人），由校长曹正之和她共同带队，负责选址，筹建学校。

    接受任务后，李佩卿一行六人提着一个小木箱，内装300元边区币的开办费和一枚“晋察冀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的公章，由钟景星同志赶着毛驴车，从河北定县来到晋县，寻找合适的办学地点。最后将校址定在河北晋县李家庄的一个逃亡地主的院落。

    李佩卿，1916年出生于河北尉县。1929年小学毕业后，考入西合营初等师范学校。1932年毕业后分配在师范附小任教。“九一八事变”后，她在地下党组织的带领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了蔚县妇救会组织。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先后任晋察冀一分区卫生部第一休养所司药。制药厂厂长、一分区卫生部第二休养所任军医、主治军医、四分区卫生所所长等职。

    办学初期，困难重重。母亲与战友们几乎是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地工作。没有教材，她们自己编写；没有教室、宿舍，就找老乡借房子；没有课桌椅，就自己动手砌两个泥台，中间架一块板作课桌。再做几块黑板（普通木板刷上黑墨），还为校舍换了窗户纸，用石灰水粉刷墙壁。学校总算建起来了。

    为搞好教学工作，他们共同研究编写了教学大纲，从地方学校借到一套小学课本，并以此为基础修改、充实了内容，就算有了自己的语文、算术、唱歌、图画、体育等课的教材，还制定了学校的规章制度。

    筹备办学校期间，学校还调来郝治平（晋察冀野战军政委罗瑞卿的夫人）任教导主任，赵晶熙任卫生所长。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筹备，晋察冀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于1948年4月4日（民国的儿童节）正式开学，并开始接收入校的学生。学校开设幼儿部和小学部。对幼稚生，他们按年龄编班，分管配备阿姨精心管理。对小学生，他们则按年龄和文化程度进行分班，共编了一至四年级4个班，每班学生年龄大小不一，人数也不等，少则三五个，多则十余人。四年级只有一个学生。当初只有两个教员，尽管实行了“复式教学法”①，还是忙不过来。李佩卿和郝治平等人也经常走上讲台，给学生上课。

    为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李佩卿带上介绍信，骑自行车走了180多里路，到平山县西柏坡村，请中央组织部帮忙解决。中组部提出，可以从联大抽3—4名教员，解决教师问题。并希望学校解决联大的7名子弟上学的问题，李佩卿当即同意。第二天，联大抽调了4名教员（也有一说3名）到学校报到。这4名教员中，一位是大学生，三位是高中生。还带来艾青的女儿和冼星海的女儿，也一同前来就读。随即，炮兵师又送来一架钢琴。之后，教学逐步走向正轨。学生不仅学文化课，还经常组织了体育、歌咏等活动，丰富和活跃了学校的生活。
1948年7、8月间，经上级研究决定，“晋察冀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改名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育英学校。学校召开工作会议，由即将调任二十兵团司令员的杨成武特派老邢传达华北第二兵团首长指示，原校长曹正之调回部队工作，郝治平升任校长，李佩卿仍任副校长兼教导处主任，原庶务主任钟景星升任副校长。

    同年10月间，北平的傅作义部趁我军外线作战，后方兵力空虚之际，陈兵南下，企图偷袭我石家庄解放区和平山县党中央驻地西柏坡。当兵临定县时，学校奉命连夜转移，育英学校的教职员工，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拉大的抱小的，车拉筐挑，在晋县城乘坐火车，转移到衡水，直到半月后，敌人退兵后才又返回晋县李家庄。

    1948年10月间的这次迁校行动，是在育英学校在战时体制下的一次大转移，也可以说，是一次临时性被迫迁校的行动。迁校中有无损失呢？以往相关的公开资料总是说安然无恙。然而据当时的校长、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回忆说，我们到达衡水后的当天清晨，敌机飞临上空开始轰炸扫射……（未提及受损情况，可能是细节遗忘了）

    当时李家庄入学的老校友张文泽（女）曾对笔者回忆说，她当时是与另一个叫淑珍的女孩同驮在一条毛驴上（毛驴两边各有一个箩筐，装着孩子），敌机轰炸时，她被老师及时救下隐蔽卧倒，而另一个女孩却因来不及救了，被当场炸死。这是张文泽儿时的记忆，应该是深刻的，也是可信的。牺牲一个学童，这也成为首次迁校所付出的唯一沉重的代价。

    二次迁校，由战争向和平时代的大转折

    当李家庄的育英学校办学半年后，在校的孩子们在德智体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学生由开学时的30多名，到1948年底已有70多名。随着报名入学的孩子数量大增，狭小的农村学校已无法容纳。经校领导研究，决定选择新校址，李佩卿亲自去石家庄解放区察看校址。李到石家庄后，住在白求恩学校的老同学郝治平家中。第二天，康克清同志去郝治平家做客，郝治平向康克清介绍了李佩卿。在场的罗瑞卿政委也介绍说：“她们学校办的不错，有的孩子在学校一年，就能给家里写简短的信了。身体不错，也有礼貌。”康克清说：“这就是有成绩，要不断总结提高。”李佩卿回校后，向全体教工人员传达了康克清同志和罗瑞卿政委的讲话，大家深受鼓舞。

    李佩卿副校长在石家庄的经过周密地考察，发现一处新校址，但因修建工程量较大，而目前学校的资金、人力严重不足，加上战争状态并未完全解除，于是校领导经商议决定，学校暂不搬迁。

    1949年1月间，育英学校更名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育英学校。3、4月间，育英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陈志平受学校党组织的委托，到太原北郊区的兵团总部参加组织工作会议，会后与郝治平校长向罗瑞卿政委汇报了学校的工作。时值十九兵团将与十八兵团、二十兵团筹备会攻太原部署，罗瑞卿命郝、陈二人将随军到解放后的太原选校址。4月24日，山西省会太原获得解放。奉命随军到太原勘察校址的校长郝治平和陈志平，在太原解放当天，在原阎锡山为其五妹子修建的东花园（太原新民北正街7号院，俗称“三宫六院”）与彭德怀、罗瑞卿等太原总前委首长共进午餐，在饭桌上，彭总和罗瑞卿（太原军管会副主任）共同决定，将育英学校的校址定在此处。

    1949年5月，一直坚守在学校工作岗位的李佩卿和全校教工人员，奉命带领全校师生人员140余人（教职工六七十人，学生、幼稚生七八十人），开始筹备向太原进行迁校的工作。

    这次迁校，是育英建校以来第二次迁校，与首次迁校意义不同的是，这次迁校是战争年代向和平年代的转型，是临时向永久学校的大转折。育英学校的迁校，是太原解放后唯一从解放区迁来的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唯一传统领导下的学校（本市其它学校均为接收原国民党阎锡山的旧学校）。
关于这次迁校，原李家庄时期的老校友杜绍曾为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从晋县到太原嘛，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是乘坐火（客）车的，在晋县上车，到石家庄倒货车。当时石家庄叫石门，在石门车站那儿，全校学生、老师和员工下来，吃点饭喝点水，然后倒闷罐车继续前行。我记得在客车上，不知怎么，我上了货架上睡着了，结果摔下来，把嘴角磕破了。后经学校的医生给我处理了一下，上药后包扎纱布。当时让钟景星副校长看到了，问我怎么回事。得知情况后，厉声问我，谁让你上去的，你这个顽皮娃娃，以后可要注意。钟是山西口音，对学生又疼爱又关心，但是很又严厉，我们学生都怕他。就这样，我们学生先后坐着客车和闷罐车，来到太原。

    我们师生进太原后，当时市面上的火基本上扑灭了，但有的民房还在冒烟。我们进了东花园，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宫六院。当时校方不让我们随便跑，怕周边有地雷、暗藏敌特分子的子弹、手榴弹等，怕出事。学校领导让部队有关部门给清理一下。大概有三五天时间，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我们就在三宫六院里面活动、吃饭、睡觉等。

    学校到了太原后，条件就比晋县李家庄强多了。有了宽敞明亮的教室，有了条件比较好的宿舍，不像李家庄，垒砖支个木板就是一张床。来这里有了木板大通铺，上有炕席，铺好的褥子。那时我们年纪比较小，还由阿姨陪着我们，晚上照顾我们，看有没有被子没盖好的，哪个孩子该起来方便一下，别尿床啊。那个阿姨叫李润华，是从晋县李家庄一块儿过来的，她一直照管我们的生活。

    自从迁到太原后，“育英学校”开始了一个办学的新的历史时期。不久，郝治平同志调往北京，李佩卿升任校长，另调程鹏同志任副校长。1950年5、6月间，李佩卿校长奉调到北京华北军大，副校长钟景星升任校长，陈志平升任副校长，仍兼幼儿部主任。同时，由西安十九兵团后方留守处调来肖赣仕任学校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刘明学任庶务主任。直到1952年6月。

    太原解放后，十九兵团调往西北，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役，学校由兵团驻西安的后方留守处领导。

    杜绍增还向笔者介绍了学校迁至太原后的日常生活。

    到三宫六院后，学校共有三个灶：老师有一个灶，学生有一个灶，还有幼儿园有一个灶。我们学生灶，5个人或8个人一桌，开饭前排队站在食堂门口，先唱歌，唱完歌后，排队进食堂，进食堂后，先喝一碗汤。在我印象中，喝鸡蛋汤较多。那时老师就给我们说，饭前一碗汤，不用开药方。当时具体营养学知识也不懂，进食堂后，甭管鸡蛋汤也好，玉米粥也好，先盛一碗汤喝，然后再吃正餐。我们都坐好了，每人一个小马扎，每人桌上一个碗，一个勺，由伙房炊事员叔叔用洗脸盆那么大一个盆，把菜盛倒每个人的碗里。当时主食随便吃，馒头也好、米饭也好，你自己盛去，菜不够吃了，你举手，有一个伙房的叔叔，端着一盆菜，一看有孩子举手了，就知道这个孩子菜不够吃了，就拿小勺给他盛上。就这样，能保证（每个）孩子的饮食数量。孩子的饭量不一样，有差别，但都能得到保证。伙食相当不错，鸡、鸭、鱼肉都有。因为怕我们想家，学校常发一些水果、糖块，有时候糖块就放到我们枕头底下，你睡中午觉醒来，发现枕头底下有两块糖。学校还发水果，尤其是到了夏季，发放的水果种类繁多。过节了，比如八月十五，发月饼吃。有时还发太谷饼，我们对太谷饼也感兴趣，没吃过呀，味道相当不错，我们说，太原还有这么好吃的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