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笔者在编著《新太原50年纪事》（上中下）一书期间，曾在山西省轻工总会采访了昔日纺织战线的劳模解悦同志，了解了她的成长经历以及在“文革”中所遭受的冲击和苦难，尤其当她回忆起周恩来总理对她的倾力保护和关怀，更是记忆犹新，感人至深。   

    一

    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一个山西代县农村的小姑娘来到太原纺织厂，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她就是年仅16岁的解悦。

    “大跃进”是“三面红旗”中的一面，对那段历史如何评价，自有公论。但解悦在这一年，牢牢记住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破除迷信，敢想敢干”这在当时最时髦的几句话，并在工作中自觉加以运用，有所作为。照常规，纺织工人须经过三至六个月的技术培训才能上车干活，但解悦她们那批新工人正赶上了大跃进的年代，加上解悦勤奋好学，只经过一个多月的政治学习和操作法的理论培训，就上车了。她头一天上车看管100个纱锭觉得不过瘾，第二天就“力争上游”，要求看管200个纱锭，过了两天，看200个纱锭又觉得不满足了，向师父提出要看400个纱锭的要求，还破除了一条旧规矩，提出了新的操作法，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勇于创新。她的想法得到了师傅的支持，400个纱锭创造了当时纺织战线挡车工的新纪录。后来，在去食堂就餐的路上，看到一篇大字报表扬了一个男车工能看600个纱锭，更激发了她不甘人后的劲头，她又开始从书本上学，跟老师傅们在实践中学，向新的目标冲击，到年底，她已能看管800个纱锭，不仅达到了大部分老工人的水平，还博采30多名老师傅和同志们的长处，创造出一种较理想的新的接头法——“对准须条向上轻扶”的接头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在太纺推广应用成效显著，在1963年太纺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到上海纺织厂学习期间，在双方纺织工人代表进行劳动测试竞赛时，解悦的接头无白点又好又快，超过了所有的挡车工，受到高度评价，以致取经变成送宝，学生变成先生。后来，解悦不断探索，总结经验，又创下看1800纱锭的最高纪录，一举成为我国纺织战线上的群雄之首，也摘取了亚洲看锭之王冠。

    “小荷才露尖尖角”。解悦的探索和腾飞，受到了太纺厂各级领导的关注。她入厂当年便在车间“火线入团”，1963年被太纺厂定为入党发展对象，1965年光荣入党。早在1964年，年仅21岁的解悦被厂方报任太纺厂副厂长，但当时报上去后没批，有关领导说解还年轻，多工作几年再说。就在这年，太原市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五好工人代表大会，树立解悦同志为太原市五好工人标兵，并在全省掀起空前的学赶解悦同志的高潮。一时间，解悦成了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的热门人物，连她的半身照片也陈列在太原最有名的开明照相馆的橱窗之中。

    1965年10月，解悦作为全国劳模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在一起合影留念；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自豪地表彰解悦是“亚洲看纱锭最高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称赞解悦“青出于蓝胜于蓝”。同年，解悦出席了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的“科研政治工作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题目是《要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并被国家经委命名为“全国三代纺织女工”代表之一（第一代，是上海国棉一厂的杨富珍同志，第二代，是西北国棉一厂的吴桂贤同志，第三代即解悦）。

    1966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发表了《三代纺织女工》的文章，称赞解悦是全国第三代纺织女工的杰出代表。不久，《纺织女工三代人》一书也很快发行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大城市也举办了“解悦同志先进事迹展览”，她的名字也随之传遍神州大地。

    1967年1月，解悦应邀赴北京参加了《红旗》杂志社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座谈会，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挑好一副担子，抓好两个环子》的文章。

    解悦同志工作先进，是她平时注重政治理论学习和勇于实践的结晶。上世纪60年代的《山西日报》上，就曾发表了解悦同志很多学习毛选“两论”的心得文章，其中《接头的规律、纺纱的哲学》一文，还在1965年第六期《哲学研究》上发表，《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在1965年《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主席阅后写了读书笔记，并指示《红旗》杂志兼《哲学研究》主编关锋来山西太原采访解悦。连解悦也没料到，两篇文章和曾采访过她的那个关锋竟对她日后的命运沉浮起到重要的作用。

    自1964年起，解悦作为工人劳模代表连续三年应邀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两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记得1966年那一次，她和大寨的郭风莲、刘胡兰的妹妹刘芳兰等被邀请住在中南海，她们屋子隔壁就是周总理。周总理还来看望过她们，亲切询问她们住房条件怎么样，伙食如何，是否吃得好。总理还说．你们的接待规格是最高的，住在中南海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周总理平易近人、体恤民情的伟大风范，给解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中南海大门的对面，周总理和全国劳模集体合影留念。

    二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没多久解悦受到了冲击，被北京来的红卫兵贴出大字报和漫画，指责她为刘、邓、陶的“假劳模”，“黑苗子”。对此，解悦感到委屈，但也没有过多顾及，她抱定一个信念，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投身“文革”运动，经受群众运动的考验。在批判“三家村”时，她尽管不了解这场运动的政治背景，但还是怀着保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虔诚情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应景的政治表态文章，参加了一些批斗“走资派”的大会；然而，运动的发展趋势，还是大大超出了她的预料，从学校停课发展到工厂停产，党组瘫痪，群众组织山头林立，社会秩序大乱……她很不理解。

    1967年元旦前后，中央同志让解悦进京参加全国部分劳模座谈会，座谈劳模如何带头参加“文革”运动的问题。期间，发生了大庆铁人王进喜在会场张贴“打倒刘少奇”等大标语，受到与会周总理的批评。后来，与会代表形成共识，劳模嘛，最擅长的本色还是“劳”，应当坚守岗位，抓好生产，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

    同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上海王洪文等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受到毛主席的首肯，山西也顺应潮流进行了 “一一二夺权”①。山西“文革”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吸收和拉拢劳模进入领导阶层。太纺厂一派群众成立“红卫队”，曾任命解悦为该队指导员；后在毛主席“革命委员好”的最高指示下，解悦作为工业劳模的代表之一，相继被任命为山西省革委会常委、太原纺织厂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核心小组成员等职。  

    据解悦老人回忆说，在当时那个环境中，她深感自己是个摆设，在领导全省工作中无足轻重，她不记得自己在其中干了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有一点她还是印象深刻，在当时那个权力机构研究工作时，常因各路造反派之间意见失和，吵吵嚷嚷，摔杯子骂人等现象屡见不鲜，极不严肃。对此，她虽反感，但谨慎行事抱着观望态度，敢怒而不敢言。她感概地说：“看来我只能当个劳模，远不是政治家的料。”

    山西省革委会成立不久，其核心小组因政见观点不同，产生隔阂，省城太原四大跨行业造反组织也形成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开始重新洗牌站队，随着派仗绵延，拳头逐渐代替了舌头，武斗代替了文攻，社会秩序大乱。为了解决山西问题，同年7月，中央召集山西革委会常委以上党员进京开会，史称“七月会议”。

    解悦奉命参加了七月会议。7月1日下午3时，会议正式开始。整个七月会议，周总理未参加，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主持的。到会的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杨成武、郑维山等军队政要。会议分大中小型三种形式进行，断断续续开了40来天。给解悦印象最深的是康生，他的嗓音很洪亮，讲话中经常吹胡子瞪眼，信口雌黄给人扣帽子，随意骂人，他说：“张日清②是个新军阀，在支左当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刘贯—，陈守中，刘志兰（以下简称刘、陈、刘）③是混进红色政权里的坏人；袁振④是个两面派……”进而，骂了这个骂那个，越骂越凶，还歇斯底理喊着给我把“混进”红色政权的刘、陈、刘赶出会议室！会场气氛十分森严，有的解放军代表只参加了一两次会议就被吓病了。对此，解悦百思不得其解，七个人的核心小组，就有三个是混进去的坏人，还有一个是两面派，张日清前不久，还是解放军支左的一面红旗，咋没多久就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更不可理喻的是既然开会，总应该让人讲话嘛，为什么只能挨训，而不准讲理？客观地说，在当时山西省革委会“结合”的这些老干部们，解悦以前从未接触过，更谈不上了解，但因为“三支两军”中，军队支持了太纺的解悦这派组织，解悦对张日清问题上多少有些倾向性，对康生这位“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解悦是不敢怀疑的，只是觉得他处理问题不客观，武断专横，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较全面的情况反映给中央，那么找谁呢？最好是既有权力又比较容易接触，想来想去，解悦想到了周总理，周总理和蔼可亲，一见面就觉得知心。

    解悦毕竟年轻，并不懂得多少避讳，竟然七扭八拐，搞到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直拨号码，一个电话打过去，居然得到了许诺，让她到总理办公室去面谈。第二天，她如约到中南海的西门去找周总理。总理的秘书赵炜同志，受总理的委托接见了她。整个下午，解悦竹筒倒豆子，把近来憋在肚子里的话一古脑全端了出来，从她对山西核心小组领导班子的看法，以及对康生所言的置疑，并要求请总理过问山西的问题等，连说4个小时，她还要求总理和中央其他首长也来参加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赵炜同志频频点头，作了记录，并说，一定要把她所反映的问题，如实向周总理汇报。解悦如释重负，因为她把埋在自己心里话讲给了中央，她也相信，总理一定会把问题处理好的。沉闷的心情也变得愉快起来。

    当天晚上3点多钟，赵炜打来电话，说了三点意见。大意是关于你反映的情况，已向周总理进行了汇报。总理指示，一、关于山西问题，总理已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二、在会上你要多看、多听、少讲话。三、山西领导干部的夫人、子女有参加文化革命的，有派性。

    这么快就有了回音，尤其是总理对山西问题成立专案组进行处理，以及对她在会议期间提的“两多一少”要求，解悦感到心里有了底。不禁对总理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以及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由衷地钦佩。她哪里能想到，她因这次向周总理反映情况，竟被康生视为“告御状”，她的厄运也从此开始了。

    一个星期后，有人半夜三点钟敲解悦住的房间门，要她到七层楼三号会议室去开会。解悦赶紧起身去。当她来到会议室，只见屋里只放着一张桌子。康生坐在那里，面目铁青，根本没有让她坐下。当下，就把解悦镇住了。尽管她自己一直安慰自己不要害怕，但心里还是上下不住地打鼓。好半天，就听康生厉声训斥说：“你是工人代表，在这个会议上为什么不发言？”

    解悦稳了稳紧张的情绪回答道：“康老，我是个工人，常年在基层工作，对省里领导班子的情况不了解。”

    康生顿时火冒三丈，说：“解悦你听好了，你是工人代表，这个会议你要讲话，有态度，我这么大年纪了，还天天讲，你为什么不讲呢？我要在下期的会议简报上看到你的态度！”说话时，喷火的两只眼睛还死死地盯着她。心跳的解悦对这位康老后边讲的话一句也没记清，好不容易才听到康生说：“你走吧。”她这才告辞离开了那个疹人的会议室。

    回来后，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康生的潜台词很清楚，是要她揭发批判张日清。可她也没指望争取有关领导对自己有多大的信任，只是抱定一个态度，能实事求是就讲，否则就不讲。后在一次发言中说：“这次会议很重要，我作为一个工人代表，决心回去后把会议精神传达好，落实好。”然而，康生私下找解悦谈话的内幕，大会秘书处并不一定知道，会上解悦这只言片语的发言，根本就没有引起会议秘书处的注意，当然也就不可能给她在会议简报上发表，康生也就不可能在“简报”上看到解悦的态度。谈及往事，解悦心有余悸地说：“现在回忆起来，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在我的一生中，算是埋下了倒霉的祸根！从此，倒霉的事情便接连出现。”

    到整个“七月会议”将要结束时，康生、关锋等人又在人大会堂接见山西群众组织代表，又是要求参加“七月会议”的代表必须到会。 就在这次会议上，关锋就放了第一炮：“张日清在支左当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解悦跟着张日清已走到了边沿，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语言虽不多，对年轻的解悦来讲，实如五雷轰顶，当即轰得她失去了听觉。“七月会议”之后，康生代表中央对山西文革表态，以中发〔1967〕263号文件⑤下发山西，整个晋阳大地在“打倒卫、王、王”⑥的一片口号声中，又加了个“打倒刘陈刘”，“炮轰张日清”，至于讽刺挖苦、谩骂、污蔑解悦的大字报、标语、漫画等也随之贴满太纺大院，撒遍整个太原城。 

    1967年9月底，中央召开山西煤炭工作会议，解悦奉命进京汇报生产情况。当解悦向周总理汇报太纺的生产问题和山西省工业生产下降的原因时，提出想顺便想了解一下首都大企业里“清队”工作的情况，以取经和借鉴。却不料在场的康生竟当着山西那么多厂矿的领导忽然大声嚷道：“清队？清队首先应该清你解悦！”

    幸运的是，康生话落，周恩来总理当即插话说：“清理思想，人人有责，解悦同志，你是山西省革委的常委，袁振同志是生产总指挥，你们俩到北京饭店给我写份报告，如何把山西的工业生产搞上去。”总理这番话的态度是明确的，解悦这样的革委会工人常委，不仅不是清理对象，还要继续委以重要工作。总理真不愧是周旋得体的政治家，不露形迹地就把阴谋家泼来的脏水清除了。正因为有总理这段话，当时才没人敢按康生的指示去“清理”解悦。

    当天凌晨两点多种，总理还不放心，特地给解悦同志通了电话；问“安排好了没有”。解悦万分感激地回答总理：“谢谢总理，安排好了，请总理放心，我会想办法的。”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余秋里副总理受周总理之托，还专程到北京饭店看望了解悦同志。

    三

    从北京“七月会议”之后，解悦就命运多舛，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1967年秋，毛主席发表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指示。从此，解悦便开始了住各类学习班的生涯。那种学习班是中央级在北京为各省举办的，军事化管理体制。从太原到北京，三年多时间里，她参加过的中办山西学习班倒了多个地方，学习班规定了“五不准”，如不准外出，不准发信，不准回家等等，每天除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文革指示，报刊社论，就是翻来覆去地检讨反省自己，那当时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解悦被编在一大队三连一排十一班，作为一个天真的年轻人，她也在纳闷，为什么社会上局势几翻几倒，文武并行搞得那么红火，我却一个劲儿地这儿关门“学习”，不叫出去，纵然是个“好办法”，但学而不用，是图什么呢？报上不是说“在大风大浪中成长吗？”她哪里能想到，不知从何时起，她已由革命的动力变成革命的对象，还有了一个骇人的新罪名，叫“五一六”。

    同年的12月，正值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面对山西武斗成风，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混乱的状况，中央决定对山西文革“翻烙饼”，炮轰刘格平，改组领导班子。山西由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政委曹中南主持工作。然而，这个会议，对解悦来说并未带来好运。

    会后，好几位当时的领导曾在私下关心地对解悦透露：“康老点你是‘五一六’。”一些关心她的同志，几乎都谈到此事，而且内容大意相同：“你可要注意，前几天，康老把核心小组的人都叫到钓鱼台去，专门布置了搞你‘五一六’的问题，说你是山西‘五一六’的骨干。”此时，她才明白自己住学习班的原因。

    尽管直到今天，解悦也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个“五一六”的组织，更不清楚这个组织的来龙去脉，但“五一六”那顶黑帽子，却从此在她头上不明不白戴了若干年。

    对所谓“五一六”背后的险恶阴谋，解悦当时既不了解内情，更谈不上参加，也没想那么多，她没做亏心事，自然不怕鬼叫门。她常用当时流行的一句毛主席名言安慰自己——相信群众相信党。她坚信自己的问题终有搞清的那一天！

    在中办学习班里，解悦照样“斗私批修”，深刻检查自己沾染的派性，摆表观，挖根源，论危害，确实认识到派性的危害性。每当想到此，她总是痛心疾首，后悔不已。但是，要说起什么“五一六”问题，那她的确没说的，“不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心里总是坦然的。她想，没有的事总给我安不上。

    1970年7月15日，中办学习班结束，解悦被下放到晋东南的高平丝织厂。她原想，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折腾得实在受不了啦，如今已经结了婚成了家，在这里过过安生日子倒也不错。不想，康生老贼还不肯放过她。

    1971年初的一天，丝织厂的党总支书记和另一位不速之客，以省革委要办“学习班”为名，将解悦骗到了太纺职工业余学校土监狱关押起来，从此又开始了两年零七个月的监管批斗、形同囚犯的待遇。在太纺业校，支左的军代表说，这里办的是“五一六”学习班，是省革委会责成太原纺织厂专办的。还说，因为你解悦不是一般人，所以这个学习班是谢司令员亲自领导，曹西康参谋长⑦直接坐镇，每天都要向首长汇报你的所有情况。

    在太纺业校学习班中， 解悦发现，太纺先后有151人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中被挨整被批斗。“红卫队”一派群众组织的人员，解悦等四人为重点对象，除解悦外，还有太纺的党委秘书孙天明，工会主席王安东，还有一个解悦的师傅张变琴，曾担任过“红卫队”的名誉副指导员。她住班后，在刑讯逼供下很快被逼疯了，有关人员为了掩盖其劣行，加害于她，将安眠药搅进稀饭给她喝，虽未药死，但足让她昏睡了三四天。

    在这个学习班里，看守三班倒，还规定了十不准，具体内容记不清了，解悦只记住一句话，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有关人员反复逼她交代问题，至于交代什么问题，她不清楚，对方也没有明示。在这里，除了批斗，就是罚站，坐喷气式，围着学生课桌跑步。没几天，她就站得脸胖腿肿，鞋袜都难穿上，尤其是她怀孕临产了，有关人员非但不送医院，还在这里让解悦围着桌子跑，美其名曰“催产”。后将她改名换姓送进晋祠二七六医院后，运动骨干们仍在医院刷出大标语，对她这个产妇进行批斗，甚至在解因难产住进产房后，仍有人对她念《人民日报》的相关社论，反复重复社论中康生对所谓“五一六”分子要拉，要用钢丝绳拉“五一六”的话。解悦在医院生产期间，面对运动骨干的折腾，医院一些有正义感的医护人员仍顶着压力，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对解悦进行“特别护理”，千方百计排除运动骨干对这个产妇疗养的干扰，令解悦得到少许安慰。

    解悦产后，有关运动骨干不让她给孩子喂奶，不是给她打回奶针便是给她吃回奶药，硬是把奶整没了，还把她的孩子送到临汾的婆婆家去，连她的伤口发炎也只给她两片大黄。她出院不久，又被送回太纺业校的土监狱，有关人员不顾她产后身体虚弱，每日给她吃红面玉米面，吃不下也无人过问。  

    一天，学习班的党支部书记替人看守解悦时，语重心长地劝她交代问题，别再受这洋罪了。“要我交代什么问题？”对方一解释，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要她交代所谓整康生的两箱黑材料的去向，还说这两箱黑材料是由北京民族学院的学生转来的，送到太纺厂后，红卫队还敲锣打鼓地进行欢迎，将材料放到解悦的床下，解悦还专门开会，将两箱材料以转移展览东西为名，转移到太原古交、娄烦等地，说得有鼻子有眼。人家还声称已将两个箱子拿到手，全是整康老的黑材料，按说，就凭这个，把解悦拉到本市五一广场批斗后枪毙也足足有余了，但考虑到解还年轻，还想拉她一把，没想到解悦至今还如此顽固。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解悦连气带饿，不觉头脑晕眩了。在那个年代，是指鹿为马的年代，给你加上的罪名，你要说不清，洗不清，就难以解脱，她只能硬挺着……从生孩子后第17天起，她又被罚站了，直到第42天，她终于身不由己，昏倒在地，一股黑血顺着她肿胀的大腿直往下流，有关领导闻讯到厕所看流的血不多，连医院也不让她住，继续往死里折腾她。据解悦回忆说，在两年多时间里，不算中小型批斗，停产召开光千人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就达29次之多，每次批斗完了，她一连几天都无法行动。批斗之余，有关人员还以“劳动改造”为名，让解悦等运动对象掏茅粪，从办公大楼的茅坑掏出，再倒入厂门口的厕所，后还让她去711工地（太原一个地下桥工程）进行抬筐倒土等毫无意义的劳动。当然，在她受难期间，还是有不少工友包括个别看守，还是以各种方式给她送酒枣、红薯等食品，这让她在严酷之际感到了一丝温暖，支撑她渡过最艰难的日子。

    1972年4月，中央纺织部来人到太纺视察时，厂方就向其介绍解悦是“五一六”反革命，正在办班审查。中纺来人提出要到学习班看看解悦，想听听本人意见。这个要求被拒绝，不让见。后来，厂里让中纺人员到了学习班的一间房，隔壁就是批斗解悦的地方。这时，有关人员强按住解悦的头，往桌下塞，要她“坐飞机”。解悦和对方扭打起来，将暖瓶、水杯扔向那些骨干，据理质问说：“毛主席哪一条指示让我解悦‘坐飞机’？”后开门跑出去就喊：“这个地方陷害人！”中纺人员闻讯出来看到了，马上就走了。估计他们是专为此事来的。

    四

    1973年的一天，太纺厂党委书记曾找到解悦说：“我代表党委找你谈谈，向你传达谢振华司令员的指示。”几年来一直不得好活的解悦，没有好气地回答：“我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好几年，多次想跟你们这些老爷们谈谈，影子都不见，我好不容易活到今天，既然司令员有指示，还是让他自己来吧！直接对我说说。”过了两天，还是真的来了一位说客，是谢振华的秘书苏林，他先后来过三次，对解悦不是吹便是捧，要不就是好言相劝，什么你是全国劳模、共产党员，群众运动中有过火言行你应该谅解，况且谢司令员已经批评了搞你的那些人，司令员的意见是请你先离开这个学习班，有什么问题再谈……对此，解说并没有领情，当即回道：“请转给你的司令员，要让我出学习班不难，凡是正常的人，谁也不会留恋这个鬼地方，但有一条，必须把我转移的康生的那两箱子黑材料抬到我的面前，把我是‘五一六’分子的结论盖上省革委的大红公章，递到我的手中。不然，骗进我来容易，要走可就不容易了。”

    因为解悦的问题，太纺先后有400多人被批被斗，150多人被戴上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解悦不想苟且偷安，溜之大吉，她要讨个最终的说法，否则誓不罢休！

    面对自己处境的改变，解悦感到这其中必有原因，她想到了总理秘书说过的对山西问题要成立专案组的话，联想到去年中纺人员来太纺厂调研的情况，她感到她的遭遇恐怕是有人过问了，也许跟周总理有关，尽管她不知道自己离最终翻身还有多远，但毕竟是有转机了，犹如在炎热的天气里吹来一股清风……

    就在解悦毫无准备的一天，一辆挂着海军牌照的汽车径直开进了办解悦学习班的那坐大楼前，二话没说，十几个年青小伙子就把解悦生擒活拿抬到了车上，拉上她在晋东南绕了两天后，汽车开进高平丝织厂的大门口。这一切，当时解悦象做梦一样，还没有醒悟过来，绑架她的那些勇士们早就一散而光，踪影不见，连汽车也扔下不要了。

    来学习班时，采取了欺骗的办法，出学习班为什么又如此迫不及待？解悦心头憋闷了好几个月，才弄清了事情的根由。

    原来，就在解悦被整的死去活来的日子里，她曾多次想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一封信，反映她所受的悲惨境遇。但学习班规定十不准，她当然办不到。把解悦送到高平丝织厂的当天，她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于是流着眼泪，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敬爱的周总理呀，我是解悦，今天我刚从太纺的“五一六”学习班中出来，在学习班期间，他们给我用过多少种刑法，我是从死神那里爬出来的，我是全中国妇女受委屈最大的一个，我在学习班还生了孩子，我是受到一个包括国民党女人都没有受过的苦。我非常、非常地想跟您谈谈整我的那伙人是怎样陷害我的，我更想从您那里知道一下究竟为了什么，要把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整成这样……”信封上写着北京国务院转周总理。

    给周总理的那封信寄出去了，总理收到没有，解悦至今也不清楚，但日后，解悦去大寨却听到了陈永贵同志⑧告诉她的一个情况。

    1973年，周总理曾陪同墨西哥总统访问过大寨，在这里，周总理在接见当时省核心小组的有关同志时问道：“山西有个纺织女工解悦，她现在怎么样？”谢振华同志回答：“解悦同志是省革委常委，现在在晋东南的一个工厂蹲点，工作搞得不错。”陈永贵当即插话：“不对吧？谢司令员，我怎么听说她在太纺住‘五一六’学习班！”谢振华没有再说啥，总理显出极不高兴的样子。解悦同志分析，那些人将她急急忙忙移出太纺“学习班”，弄到晋东南去，为的是圆那个“蹲点”的说法，这大概就是个中的原因。

    解悦到晋东南后没几天，从北京来了两位解放军，是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来的。她很受感动，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两位亲人解放军同志诉说了她几年来所走过的坎坷历程。

    两位解放军一边听，一边点头，最后长叹一声，又对解悦讲了陈老总和贺老总的悲惨遭遇，尤其谈到贺老总，当时，贺老总被打伤之后，关到一个地下室里，水也不供、饭也不给，贺老总吃得是被子里撕出的棉花，把地下室痰盂里的水喝干了，最终闭目九泉的。解悦听着哭成了泪人。解放军同志也含着泪花安慰解悦说：“别难过，看来你的身体很不好，要注意保护自己，要相信，以后，总有讲话机会的。”说完，解放军离去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解悦也不知这两位解放军是谁派来的，更不知人家的尊姓大名。

    一个星期后，解悦被某航校接走，安排住进一所空军医院。部队首长和医院的领导，对解悦同志的遭遇十分同情，使解悦身体有了一定的疗养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