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刚刚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我曾经系统地写过有关调查研究的文章，今天再发在《李雪勤文论》里，供各位参考。

    近期，浙江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第二版《怎样起草文稿》，其中的第二部分即是“调研篇”，增加了不少内容。有兴趣的同志可查看。谢谢！）

    毛泽东同志是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和开拓者。革命战争年代，他就通过密集调研，写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名篇，为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写出《反对本本主义》《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力作，系统总结了他的社会调查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调查思想。

    一、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重要意义的论述

    （一）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调查。

    毛泽东同志认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代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其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二）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同时,他从认识论的高度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后来,他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进一步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

    （三）不调查研究就要亡党亡国亡头。

    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10月30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不调查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这种不调查、不分析、不研究，不知道敌人和自己，就叫做粗枝大叶，这是一种危险。”

    （四）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主义。

    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里，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调查和研究”的科学概念。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同志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就是向社会作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

    （六）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很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是否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对于党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有决定意义”。

    （七）调查研究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要解决某个问题,就必须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大量的材料,然后对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得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八）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九）调查研究的实质是一个作风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过去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一）领导干部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

    毛泽东同志强调：“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二）调查研究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指出:调查研究的方法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当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的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今天同志们下乡去调查，就应该以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另一方面又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

    （三）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状及将来）。”“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四）调查研究要坚持群众路线。

    毛泽东同志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群众才能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做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五）调查研究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认为:“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就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

    （六）调查研究要抓住主要矛盾。

    毛泽东同志指出:“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他指出:“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七）调查研究要用好分析和综合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指出:“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

    （八）调查研究要解剖麻雀。

    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新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合的结论。”“这就叫做‘解剖学’”。

    （九）调查研究要注重技术。

    毛泽东同志提出:一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二是调查会到些什么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三是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但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四是要定调查纲目。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五是要亲自出马，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六是要深入。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七是要自己做记录。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三、毛泽东同志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实践

    （一）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就进行游学式的调查研究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便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

    1917年，毛泽东同志对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进行了“游学”式的考察。1918年，他和蔡和森一起对浏阳、沅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考察。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不仅加深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而且激发了他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革命热情。在面对是否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最终选择了留在国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暂想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认清国情的基础上明确方向道路、确定路线方针政策、形成科学理论，解决了在中国怎样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二）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初期开展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的调查

    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中国革命道路“是什么”、应当“怎么走”的问题始终面临着各种纷争，“城市中心论”是党内决策层的主流看法。毛泽东同志在广泛调查研究、深入分析近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后，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自1925年春开始指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后，毛泽东同志花费大量心血精力开展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1926年5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广州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他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按地区组织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列出36项农村调查研究项目，进行调查研究。

    在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期间，毛泽东同志对江浙两省的农民运动情况进行了考察，收集了崇明、江阴、无锡、丹阳、青浦、泰兴、泰县、慈溪等地农民状况的资料，于1926年11月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第179期上，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还对全国土地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到农村各阶层土地的占有情况。这些调查，使他认识到农民土地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同志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情况。2月16日，他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向党中央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报告向党中央建议：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从而为开展土地革命，制定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

    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其中核心内容是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以及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解决文艺方针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1942年5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时而为”的产物。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所谓“四大山头”，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陕甘宁边区文协。当时，延安有影响、有成就的文艺家大都集中在“鲁艺”与文抗两大阵营。以“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鲁艺”为例，就存在着种种不足。1940年后，“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师生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陕北方言，“什么也不懂”的意思）！”从艺术培养的角度来讲，“关门提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不合抗战时宜。当时，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说：“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的罪过。”事实上，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还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

    按照当时中央领导的分工，延安文艺界整风由毛泽东同志分管。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文艺方针问题，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许多作家谈话。毛泽东同志亲自个别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延安文化人士有：李伯钊、丁玲、艾青、萧军、萧三、罗烽、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毛泽东同志以“集体谈话”的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交流的人员有：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对于上述文化人中间的一些重点人物，如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毛泽东同志多次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让他们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又亲自参加座谈会，虚心听取每位文艺家的发言，坦诚地和大家交换意见。毛泽东同志在作结论时，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即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他还阐述了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在结论中，毛泽东同志还根据他先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三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八种观点。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这两个文件，标志着《讲话》成为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

    （四）毛泽东同志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研究和探索

    在党的八大召开前，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新中国成立7年来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集中、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195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期间同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到南昌、杭州、上海、南京、天津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随后，在北京共听取国务院34个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为进一步了解各地方的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10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并提出：汇报材料中“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就是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新方针。毛泽东同志后来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时，曾这样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次调查，也是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

    （五）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军事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内容既包括军队的建设发展，如古田会议前，毛泽东同志曾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周密的调研，系统了解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为开好古田会议、形成古田会议决议做足了准备；也包括军队的行军作战，如1931年5月领导指挥第二次反“围剿”首战东固，毛泽东同志后来会议说当时红军兵少，觉得很不好办，每天忧愁，于是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后决定红一军团打正面，红三军团打包抄，结果战况果然如他所预料的，敌人很快败退了下去。调研对象既包括人，如我军官兵、敌军官兵、人民群众等；也包括物，如长征到达哈达铺时，毛泽东及时通过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从而确定了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调研形式既有自己亲自动手，如《井冈山的斗争》中关于军事问题的调研等；更有听取他人汇报：因为事情繁多、分身乏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不可能事事躬亲地去进行调研，广泛听取工作汇报成为他重要的调研方法。

    本着“慎重初战”的原则，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对新对手的调研。抗美援朝战争出兵前，由于我军此前还从未与美军大规模交过手，对其情况没有切身认识，因此毛泽东同志指示向正在与美军作战的朝鲜人民军，以及此前曾与美军有过合作经历的原国民党军将领咨询情况，还多次派遣干部赴朝实地了解美军作战特点，对摸清美军底细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以前交过手、但经过较大变化的老对手，毛泽东同志也非常注意。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军经过整编和大规模美援，战斗力得到一定加强，而我军已多年没有和其全面作战，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多方调查其真实情况，最初的苏中“七战七捷”等都带有战略侦察的性质，很快搞清了他们的长处和短处，制定出以“十大军事原则”为代表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