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叶富轩（左三）与战友合影)

    “日他祖宗！”陈哨伍大叫一声，把那个帽徽狠狠地摔在地上。本来对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红军老战士就想不通，这下更火了。连部文书还催促大家把帽徽钉上，陈哨伍一把抓住连部文书的衣领：“你个孬种，你忘了小山子是怎么死的了吗？”说完松开手蹲在地上哭起来……

    一九三七年八月，为抗日救国，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要求统一换装。

    西安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十三团驻防延安外围。天气渐渐炎热，身上的棉袄已穿不住了。一营一连八班的战士们没有单衣换，还身着棉袄艰苦练兵，准备奔赴抗日前线。一天下来，浑身直冒汗。棉袄又没办法洗。有的战士熬不住，就把棉花掏出来把棉袄改成单衣穿，听说国民政府发给服装、弹药，大家都很高兴。

    这天下午，班长崔桂龙满头大汗，从连部拖着一个大麻袋回来了，对大家说：“没有补充枪支、弹药，但有军装，一人一套。”大家听后有点失望。八班十一个人，只有六条枪，还有一枝“汉阳造”，还经常打不响。四把大刀片，一杆红缨枪。国民政府不给补充武器、弹药，就意味着：大家还须用从国民党反动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去和日军作战。副班长叶富轩咬咬牙说：“军装就军装，武器我们再从日本人手里夺！”

    班长说：“我们必须在今天换完装，明日要穿着佩带好胸章、臂章、帽徽的国民革命军军装参加抗日誓师大会。”

    长征时由于补给困难，大家都是脚穿草鞋、身穿破旧军装出生入死的战斗。有时战友牺牲了，班里战士不忍心看着烈士穿着烧焦的衣服被安葬，就把自己身上好一点的衣服脱下来给烈士换上。那时，能得到一双新鞋，一件整齐点的上衣和裤子，也很不易。长征后离开苏区，服装和粮食成了大问题。

    大家都领了新的灰布军装，一块胸章和一块臂章。胸章上印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臂章上豁然两个大字-----八路！这两个字是区别于国民党部队的明显标志。战士们都为得到一套新军装高兴，大家嘻嘻哈哈的笑啊、闹啊！对那两块胸章、臂章很感兴趣。他们只是在长征途中学了一点文化，识字不多。大家围在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认明白后便开始往军装上钉。等连部文书来检查时，闹了许多笑话；有的把臂章钉到胸前了，有的把胸章钉到右胸上了。班长叹了口气：“要是在苏区就好了！”他又想起了瑞金百姓。然后去麻袋里取帽子。

    “发帽子了，一人一顶！”班长端着一摞圆顶帽喊。这时，忽听“铛”的一声响，从帽子里掉出了“一枚铜钱”。

    “哦，还发钱呀”！大个子战士陈哨伍捡起了那个“铜钱”，楞住了：这不是蒋介石的帽徽吗？其他战士也从帽子里翻出了“晴天白日”帽徽。一时楞住了，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好。他们想起了不久前才牺牲的小山子。

    小山子在会师前因病掉队，被马步芳的蒋匪骑兵抓住，乱刀剁碎。等他们回去找小山子时，马匪把他的头颅、四肢和残缺不全的尸首挂在树上喂鹰。想起小山子大家泣不成声，满腔怒火。有的又脱掉了新军装，又默默地穿上了自己破旧的衣服，眼含热泪，端端正正的带上了八角帽------他们也想起了牺牲的战友们。红一师十三团一营一连八班有十一个人，长征途中七个人牺牲在蒋匪军的枪口下，新的七个人也是在蒋匪军反动派的压迫下活不下去了，参加红军闹革命的。按说大家有了新军装，应该高兴。但看见“晴天白日”帽徽，还要戴上它，呆住了：“这不是围剿我们的蒋匪军吗？！我们怎么也成了蒋匪军了？！” “抗日就抗日，为什么要‘投降’他们？！见了苏区百姓我们怎么解释呀？！” 战士们一连串的不满，议论纷纷，表示誓死不“投降”！甚至要当逃兵，去找没有改编的红军，并且和来做解释工作的干部争吵起来。

    连部政治指导员李水清闻讯赶来，反复强调统一战线的意义，要求换装戴帽徽，否则国民党当局就不准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并且严格军令彻底换装。大家才闷闷不乐的换了军服。把那个老狗牙帽徽踩了好几脚，才从泥地里拾起来带在头上，把缝有红五星的八角帽小心翼翼的揣入怀中。但他们坚决不举那个“晴天白日满地红”的旗，依然高举鲜艳的红旗——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染成的旗帜。

    换完装参加抗日誓师大会，大会横幅上写着：红军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主席台左侧挂着《红军抗日出征誓师词》。聂荣臻政委拿着两顶帽子：红军的八角帽和国民革命军的圆顶帽，讲了改编的意义。特别强调：我们无论穿什么服装，无论在哪儿，都是工农的武装。“心”永远不会变，都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动员会上，“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震天。政治部罗荣桓主任在烈日下领誓：“……浴血奋战，拯救中华民族。发扬红军光荣传统，誓做抗战先锋。” 红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独立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