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围绕《朱德的扁担》的有与无、真与假的论战与斗争，已经于2013年4月，随着位于《朱德的扁担》的发源地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在著名的井冈山会师85周年之际，遵照中央的指示，率先按照朱良才同志撰写的文章《朱德的扁担》，对“朱德的扁担”的展陈，做出了规范化的展陈，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后，就宣告结束了。

    结局就是：历史战胜了虚无，史实战胜了篡改，正义战胜了邪恶，共产党战胜了一切国内外的新、老反动派和新生走狗与帮凶及投机分子、别有用心分子妄图抹杀、歪曲、篡改我们党史、军史的图谋，使党史、军史恢复了本来的历史真面貌。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英雄烈士保护法》已经正式颁发实施、全国正在掀起学习党史的大好形势下，又有人在网上发文，要重新“裁决”《朱德的扁担》。

    对于该人的文章，实在不值得回应了。该人的文章，比起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2013年4月结束的那场持续了二、三十年的大阴谋、大操作、大论战、大反复，无论是影响面，还是影响深度，都是不可同日而语，都是天地之别。我就把当年在“朱德的扁担是真的还是假的？”“《朱德的扁担》上的几个字到底是谁写的？”“扁担上的字到底写的是什么？”……的论战中，我写的几篇文章重新整理成一篇文章发出，让对《朱德的扁担》的“来龙去脉”有兴趣的朋友们，再温习一遍党史；让想通过《朱德的扁担》再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我们革命领袖的伟大风范的同志们，送一份辅导材料；让还妄想借《朱德的扁担》重新掀起政治风浪的人和势力，死了这份心；让企图通过《朱德的扁担》而别有所图的人，清醒清醒头脑吧。

    我的父亲——开国上将朱良才，1900年出生在湖南省汝城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在上中学时，由于阅读了梁启超等人的进步书刊，开始萌生了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思想。1925年，当大革命的风暴一刮到了湘南大地，已经当上了小学老师的他，就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衣食不愁的“小康”生活，参加了大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退党、退会、退出革命，刚刚被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的我父亲，则是冒着被砍头的危险，主动找到党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时，他任资兴县委组织部部长。4月底，他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很快，他就和谭政（开国大将）一起，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红四军）军部（即：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第一任文牍参谋（即：秘书）。在毛泽东、朱德的言传身教下，他很快地就由一个朴素的革命者，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毛泽东“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黄洋界保卫战，就是时任红31团1连党代表的我父亲指挥打的；毛泽东“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吉安，就是时任红103团团政治委员的我父亲亲率“敢死队”突破的；毛泽东“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张辉瓒，就是时任红9师政治委员的我父亲，亲自带部队活捉的。1933年8月1日，时任红15军政治委员的他，由于屡建战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大会上，荣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保卫和建设新中国……为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整整奋斗了一生。

    《朱德的扁担》的诞生

    我父亲是“秀才”出身，又是“朱、毛”的第一任秘书，可是，他这一生中，公开发表的文章，只有4篇。而这4篇文章，全是写的井冈山。原来，我父亲革命一生，参加的战斗无数，多处受伤，多次差点儿牺牲，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因此，尽管位高权重，他却一生谦虚谨慎、低调稳重，从来不宣传自己，也从来不借宣传领袖的机会抬高自己。所以，他很少公开发表什么文章和作品。

    可是，到了1956年7月，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举行大的庆祝活动。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下发了通知，面向全军、全国举行征文活动。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徐向前、贺龙、刘伯承等530余位开国将帅和省部以上领导和数万官兵、转业军人、地方干部踊跃撰稿，共应征稿件3万余篇。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阅改征文稿件，毛泽东为征文丛书题写了“星火燎原”书名,朱德为该书作序。

中央军委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给中央的报告。

    面对着党的号召和领袖们的带头，我父亲就想了：作为从井冈山出来的老同志，又经历过很多重要的事件与战役战斗，当然也应该为党史、军史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可写什么，怎么写，他还真费了一番心思与周折。最后，经过慎重周密的考虑，在秉承他一贯不宣传自己和尽量能留给后人一部真实的历史，尤其是能正确地教育子孙后代的历史的前提下，他选出了《这座山，它革命》、《朱德的扁担》、《练兵与御寒》、《一根灯芯》4个题目。

    我父亲为什么只写井冈山呢？因为，井冈山既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正是井冈山革命道路的选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才使中国革命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成功之路。从此，中国革命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直至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同时，井冈山也是我父亲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教诲下，从一个朴素的革命者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的转折之地。几十年来，他始终对井冈山充满了无法忘怀的深情和难以言状的景仰，所以，他选择了将井冈山的故事留给子孙后代的创作愿望。

    井冈山斗争那么生动丰富，又那么多姿多彩，他为什么偏偏只选中这4个题目呢？

    其中，《这座山，它革命》，讲的是领袖，讲当年时任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给红军讲解革命根据地重要性的故事，实质是在讲理想信念与方向道路和依靠人民群众；《朱德的扁担》，讲的也是领袖，讲的是当年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和红军指战员一起挑粮的故事，实质是在讲红军官兵一致、讲革命榜样的作用、讲艰苦奋斗；《练兵与御寒》，讲的是基层连队与官兵，讲的是红军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训练和与困难作斗争的故事，实质是在讲技能与精神；《一根灯芯》，讲的是部队和基层，讲身为军党代表的毛泽东，如何善于发现问题，如何善于抓住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如何亲自调查研究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规定团、营、连如何点油灯的故事，实质是在讲艰苦奋斗与团队管理和工作方式、方法。这样，通过四个真实、生动的小故事，从领袖、团队、人民到士兵、基层、群众；从教育、训练、管理到以身作则、思想教育、作风培养，高屋建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入手，巧妙地把井冈山精神系统、全面、具体、形象地展现出来，使读者在看故事的同时，对井冈山精神，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系统、比较深刻和比较形象的了解与印记。

    那么，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年的井冈山地区，只有不足2千人口，年产谷还不到万担，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老百姓的生活很苦，苦到吃不饱穿不暖。湘南起义红军上井冈山后，几千人上了山（还有几千人在山下），都要吃饭。再加上敌人的封锁，红军的服装弹药、粮米油盐的供给都十分困难。

1980年代的井冈山茨坪。

    时间不长，白米就吃光了，只剩下当地产的红米。红米很粗，可是价钱便宜，吃了也很撑时候，所以大家倒爱吃红米了。可到后来，红米也不够了，部队只好煮南瓜吃，稍微放些盐也倒挺有滋味。但南瓜也有一条：“不革命”——吃了以后饿得快。吃的时候长了，还胀肚子。可是大家却劲头依然十足，还编了歌谣唱道：“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每顿吃个净大光！”

    后来，山上的红军困难到几天还吃不上一顿饱饭了。按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的就是：“有时真是到了极度。”

    所以，为了保障供给，部队决定到山外去挑粮。

    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不仅平时和大家一样地吃红米饭，喝南瓜汤，还带头和战士们一起下山去挑粮。

    可挑粮，在当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一是路不仅远，还不好走。当年的井冈山，由于是山区，很封闭，根本就没什么正儿八经的路，全是当地村民踩出来的羊肠小径。从山上的茨坪到山下的茅坪，弯弯曲曲，高高低低，足有五六十里路。而且是山高路险，坡陡林密，着实难走，连年轻的小伙子们都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软。可朱德、毛泽东和大家一样，不辞辛苦，天不亮就出发，翻山过坳，一去一回，直到天黑，整整走上一百来里路，才将粮食运回驻地。

    二呢，是好多人不会挑扁担。比如毛泽东，他是学生出身，没挑过扁担。他就和那些不会挑扁担的指战员一起，把裤腿扎紧，满满地装上两裤腿，往肩上一搭，当作口袋来背。而朱德呢，由于会挑扁担，所以，他每次都是穿着一双草鞋，戴顶竹编的斗笠，挑着扁担，从早上天亮出发，到晚上天黑后返回，越沟谷，翻陡坡，一路走来一路谈笑风生，还借休息的机会给大家讲鼓舞士气的故事。而且，朱德军长是天天参加挑粮。

朱德挑粮

    到了晚上，别人都倒头睡大觉了，可累了一天的朱德军长，还要研究和计划作战的大事，往往是还没来得及躺下睡一会儿，又得赶紧起来洗把脸就去参加第二天的挑粮了。

    看着已经是40多岁的朱德军长不仅天天去挑粮，晚上还要加班加点策划军机大事，作为秘书的我父亲，就深感心疼了，生怕朱军长把身体累垮了，就想方设法地做他的“工作”。可连着“劝”了几次，不仅没“劝”住他，反到让朱军长把我父亲给说得“哑口无言”了。看看劝不动朱德军长，可又怕真的累坏了每天晚上，有时还是整夜加班研究军机大事的朱德军长，万般无奈的我父亲，就想出了一个“高招”。这天，晚上挑粮回来后，趁朱军长不注意之际，我父亲指挥小警卫员悄悄地把他放在门后的扁担给“偷”了出来，然后“藏”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一见扁担没了，朱军长就到处询问：“我的扁担呢？我的扁担谁拿走了？”心知肚明的我父亲就故意装糊涂地说：“不知道呀！”还有意提醒他：“今天还有不少事情需要您亲自处理呢，军长是不是就别去挑粮了？”然而，朱军长并不理会我父亲的劝告和“提醒”，而是从屋檐下随手抓起一根扁担，就随着挑粮的部队出发了。

    晚上，返回驻地的朱德，什么也不说，拿起砍刀就又削了一根扁担。削好后，还让我父亲把毛笔拿出来，借着豆油灯的灯光，亲自在扁担上写下了《朱德的扁担》5个字，写好后，将扁担向门后一放，就说了一句：“这下，你们就不能藏我的扁担了吧！”

    从此，他的扁担再也没有人“藏”了，同志们挑粮的劲头也更高了。大家还编了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这首歌，不仅平时唱，挑粮的路上、挑粮中休息时，更是唱响在红军的挑粮队伍之中。

    于是，我父亲在百忙之中，抓住点滴时间，亲自提笔写了起来。

    可一动笔，他就发现：难题还真是不少。比如，《朱德的扁担》的初稿中，他根据自己的记忆与回忆，将有关人物、细节写的比较多、比较细、比较具体。可初稿出来后，为了慎重起见，他与也曾经是亲历其事的几个老战友，包括当年因工作的需要，跟朱德直接接触比较多的红四军军部特务连连长张宗逊（开国上将）、党代表赖传珠（开国上将）和直接负责保卫“朱毛”的警卫排排长肖新槐（开国中将）等几个老同志坐到一起一聊、一对证，竟然大家记得并不是完全一样。比如出发地和到达地，比如朱德到底挑的是五六十斤还是一百来斤，比如毛泽东到底是用粮袋背还是用裤子背……是啊，终究是过去三十年的事啦！而且，朱德军长和大家一起挑粮，又不是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再加上还要打仗、分田、建政权那么多大事要做，谁又会对在当时来说，对朱德军长挑粮已经“习惯”了，并且也算不上什么大事的朱德军长挑粮的“细节”，还记得那么精细、那么准确、那么清晰。可是，几个坐在一起的老战友再仔细一回忆，再仔细一对证，这才发现——都对。为什么？别忘了，那是战争年代，驻地来回变，任务来回变，头一两天挑得多点，过两天挑得少点，都正常。别说当年，就是现在，当地的人，还能挑上百来斤，在当年的挑粮小道上，给来“重走挑粮小道”的全国各地的访客和“朝圣”者，送水、送西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挑粮小道休息之处听《朱德的扁担》的故事的全国各地参观者。

    于是，为了真实地还原历史，准确地宣传革命领袖，经得起历史的考证与推敲，我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后，毫不犹豫地将故事中的几个其他人物（包括我父亲这个在故事中的“2号人物”在内，全都毫不犹豫地给砍掉了，都用“大家”来代表）和细节省略、简化。最后，仅仅用六百多字，就将这个故事完整而精彩地写了出来。

    而改得最多的，是《这座山，它革命》。由于讲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的一次讲话，所以，我父亲非常慎重。仅仅是以“原话”形式出现还是以“原意”形式出现，就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最后，也是出于对历史负责、对领袖负责，也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原则，他采取了回忆的形式，将毛泽东同志有关井冈山是一座革命的山的论述的“原意”，留给了历史和我们子孙后代。

    初稿完成后，我父亲又主动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主动修改加工，直到初步满意后，才送“《星火燎原》编辑部”。

    《星火燎原》编辑部初审通过后，将4篇文章打印成小样，又派专人送回我父亲处。收到小样的我父亲，就伏在台灯下，亲自在小样上逐行逐段的思索，逐字逐句地斟酌。然后，一会儿用毛笔涂画，一会儿用红钢笔圈点，一会儿用蓝钢笔修改……甚至，改到难以言尽之处，还亲自提笔给编辑部写信……就这样，我父亲改完一稿，编辑部校对重印一稿；编辑部重印一稿之后，又送我父亲再次修改。前前后后，反反复复，仅仅与编辑部之间，就往返修改了5稿。本来，《练兵与御寒》里讲了时任红31团1连党代表的他自己，在黄洋界保卫战中与连长王良如何指挥打赢了黄洋界保卫战的具体故事，后来，为了突出主题和红军指战员的群体形象，他特意将这段删去了。

《这座山，它革命》修改稿第4稿和第5稿及朱良才给编辑部的亲笔信。

    最后，我父亲与编辑部都认为文章可以定稿后，又将文章送有关老同志征求意见。其中，《朱德的扁担》一文，还专门呈送朱德同志本人亲自审阅。朱德同志与有关老同志审阅通过后，编辑部才正式印成大16开大字的大样本，以“解放军三十年征文初选稿”为名，送各有关领导、老同志与相关组织共同审阅。同时，还特地在封面加上了“送审稿件请勿外传”8个字。与此同时，极为慎重的编辑部，还在有关领导、老同志与相关组织审阅之后，将此文刊登在内部刊物《红旗飘飘》上，以求更广泛地征询意见。

送审初选稿。

这是《星火燎原》编辑部当年为朱良才建立的档案和往来公文。

    这一转，又是半年。直到有关的领导、老同志与组织都审阅完毕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于1958年9月，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将《星火燎原》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也就是从那时起，《朱德的扁担》正式地诞生了。

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星火燎原》中朱良才写的《朱德的扁担》、《一根灯芯》和《练兵与御寒》。

    至1963年，《星火燎原》共出版了8卷，相继用13种文字、8种版本发行国内外，共发行710余万册，创造了奇迹。这里面，有36篇文章，还被选入全国中小学语文课的课本之中。其中，这36篇文章中，就有我父亲撰写的《朱德的扁担》和《一根灯芯》两篇。

    《朱德的扁担》的延续

    由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书名的《星火燎原》第一卷一问世，就轰动了全国。各省市区的教育部门，也纷纷上门来找我父亲，要求将篇幅不长；通俗、易懂；生动、精彩的《朱德的扁担》和《一根灯芯》，列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之中。

    我父亲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条件是：一不谈稿费，二不署作者的姓名。为什么？按我父亲的话是：教育后代，谈什么钱！讲的是毛主席和朱老总，又不是讲我，署我的名字干嘛！要记，就记住毛泽东和朱德嘛！

    1959年，《朱德的扁担》和《一根灯芯》就被有些省市编进小学语文课本之中。而到了1961年，全国统一中小学教材，教育部正式将《朱德的扁担》和《一根灯芯》，列入全国中学、小学的语文课本之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小学语言课本中的《朱德的扁担》。

    让我父亲没想到的是，刚刚几年，这篇用朴实、亲切的语言，寥寥几百字，讲述当年已经是四十多岁的红四军军长朱德，带头和年轻的红军指战员们一起，每天翻山越岭，来回五十来公里挑军粮，大家怕把白天挑粮，晚上筹划作战大事的军长累坏了，采取“偷藏”扁担的办法让朱德保重身体，而朱德则亲手在新砍的竹扁担上写下了“朱德的扁担”5个大字的真实感人的故事的《朱德的扁担》，就出名了。

    《朱德的扁担》出名了，可作为作者的子女，我们还真不知道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是自己的父亲写的。以至，上小学时，当学完这篇文章后，我还傻呼呼地拿着课文去向我父亲炫耀：“爸爸，你知道吗，朱德还挑过扁担呢？”

    后来，我们长大了。经过多年的流传，《朱德的扁担》也更加名扬四海了。我父亲就将我们兄妹几人叫到一起，专门谈了《朱德的扁担》一事。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为什么不叫署名，因为我写《朱德的扁担》是为了宣传朱德，宣传我们的革命领袖，不是为了宣传我自己。我为什么不谈钱？你们想想，朱老总参加革命前是滇军的少将旅长，他参加革命为的是什么？他为的是理想，是为了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解放。他为了人民的翻身与解放，抛弃高官厚禄上了井冈山，和年青的战士们一起挑军粮，我把他以身作则的光辉事迹写下来，是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不是为了钱。所以，不仅我不谈钱，今后，你们谁也不许去要什么稿费。”

    是啊，仅仅从1961年到1995年由国家（教育部）统管全国中小学语文课文的这35年中，《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就先后101次被选作全国小学、初中、特教、成教和教参中的语文课文。35年下来，什么中学、特教、成教、教参全不算，仅仅小学生的课本，少说也有好几个亿的印量。这稿费，可真不是个小数字呀！可是，作为老红军朱良才和他的子女，我们没有收取一分钱的稿费。

    《朱德的扁担》的争夺

    《朱德的扁担》，很快就成了一篇流传全国的经典之作，也成了革命领袖崇高形象的代表之作，还成了一张传遍祖国大江南北的响当当的红色名片。同时，《朱德的扁担》，也成了捞取政治资本、出名头地的一条捷径。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打起了《朱德的扁担》的主意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中，林彪的一员大将，专程将我父亲请到三座门，一边吃饭一边说：“老朱呀，你那篇《朱德的扁担》，写得太好了！你看看，你是不是再写一篇‘林彪的扁担’呀！”我父亲也不含糊，当即回答道：“你也知道，当年在井冈山挑粮时，我们军部驻在山上的茨坪，林彪的28团驻在山下的茅坪，中间隔着好几座大山，我没见过林彪挑粮，这怎么写呀？”于是，他们只好找了个笔杆子，写了个《林彪的扁担》，还在报上发表了。

    当朱德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后，意味深长地说道：“扁担就先借给他吧。不过，扁担他迟早是要还回来的。”

    果真，没多长时间，林彪就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了，那篇《林彪的扁担》的文章，也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了。

    这是和朱德抢扁担。而那些实在没有半点资格与朱德抢扁担的人，就来与朱良才争夺《朱德的扁担》了。

    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朱德、朱良才陆续去世和重病后。在广西桂林，一个叫范树德的人，到处发表讲话和文章，说朱良才的《朱德的扁担》写得不对，朱德的扁担上的几个字是他写的。直到我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的2011年5月，有人写文章登到报纸上，我才知道此事。一查，果真有此事。据网上介绍，范树德当过红军，上过井冈山，管过后勤工作。可1934年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范树德被俘了，叛变了，立即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少校，还加入了国民党。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已经当上国民党少将副处长的范树德，偷偷离队，由河南的郑州潜到广西的桂林居住下来。1954年，范树德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当作国民党高级战犯关进监狱去改造。直到1975年，范树德才遇特赦，从西安战犯管理所释放出来，安了个桂林市政协普通工作人员的职务。1980年，范树德当上了桂林市政协委员。

2011年5月28日某报刊登的“揭示”《朱德的扁担》“真相”的文章。

    大家都知道，跟在首长身边最近的就是秘书和随身警卫了。朝夕相处，如影随行。这是基本常识。然后，就是司令部、政治部的有关单位的有关人员了（比如作战、机要和情报部门的核心人员）。至于后勤干部，通常是得到通知，才会奉命来到首长跟前的。这也就是朱德、朱良才、老同志都健在时，范树德不敢出来说朱良才写的《朱德的扁担》不对的真正原因。而主要的当事人不在了，或者是病重了，范树德就出来发议论、抢风头了，要的就是一个死无对证！

    也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和年轻人还替范树德解释说：“那时，他还在监狱里呢，怎么了解社会情况？怎么写文章？”这更是对我党的战犯改造政策的无知。我党对战犯的改造，是很讲究政策的，也是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的。而对高级战犯的改造，就不仅是讲究政策和方法了，还特别重视对他们价值的利用。这些高级战犯，基本都是某些、某件、某段历史的见证人。所以，我党在改造他们的过程中，不仅政治上不歧视，生活上特殊照顾，定期地组织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了解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和巨大变化，还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尽量地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就是动员他们将他们所参与、所知道的历史事件、史实写下来。为此，还专门给他们建报刊阅览室、图书馆，保证他们的写作。非常有名的《文史资料》这套巨型丛书，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不仅不存在范树德因关在监狱里而不了解社会动态和方方面面的情况与发展变化，更不存在他无法写作和出版发表他的著作。

    我父亲在写《朱德的扁担》时，唯恐不实、不准，除了广泛征求知情的老同志和朱德本人的意见，还有意将人物、细节省略、简化。同时，还特意把他自己这个最知情的、当然的“2号人物”和几个警卫员改称为“大家”。尤其是我父亲在文章中忠实地记述朱德军长亲自用柴刀把新扁担削平一块，写上了“朱德的扁担”这5个字，既突出了朱德同志的革命品格和领袖风范，更生动地展现了共产党的领袖与人民融为一体，共产党的军队官兵一致、团结一心地为人民而生，为民族而战的根本宗旨。这正是此文最感动人和教育人的点睛之处，也是此文之所以能轰动全国，教育数代人的根本原因。

    而在《朱德的扁担》发表二三十年之后才突然站出来的范树德，竟然还能那么清楚地记得五六十年前的种种细节。如果范树德的记忆力真的是“超强”的好，却为什么连朱良才是秘书还是警卫员都记错了？我父亲写《朱德的扁担》，是一心一意地宣传革命领袖，全文中没有他自己的一个字一句话，全是以“大家”的名义来出现。而范树德呢，他不仅大谈朱德军长怎么请他这个就是连住都不住在一个地方，甚至，就连见朱德军长都需要请示报告的后勤干部花了一个铜板去给朱德军长“买扁担”（那可是在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竹子，中间只有一个小山村的大山之中的20世纪20年代。在那个年代、在偏远的群山之中，上山砍竹子建房、做扁担，也是和上山砍柴烧火做饭一样：谁砍了就是谁的，谁就用、谁就烧，根本就没有还要花钱去买的一说）。甚至，还说极有笔墨功夫的朱德军长，竟然请他这个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二把刷子”的后勤干部，去代他在扁担上写字（就是真的要“代写”，还有时时刻刻就跟在身边的“笔杆子出身”的专职秘书，又怎么能轮到一个根本就不在一起的后勤干部呢）。更为恶毒的是，范树德极具心机地把“朱德的扁担”5个字，篡改成“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个字。看起来只是5个字与8个字之别，实质上，这是对朱德品德、形象，领袖风范截然不同的描述、刻画、歪曲与展示。“朱德的扁担”5个字，随和、宽厚、亲近。“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个字，生硬、尖刻、僵冷。一个是告知式，一个是命令式。稍有文字常识与政治敏感的人，一看就心知肚明了——一个是歌颂、赞扬与肯定；一个是贬低、歪曲与丑化。

    至于范树德，他到底是在宣传谁，污蔑谁？突出谁，贬低谁？为谁树碑立传，为谁栽赃泼污水？一目了然。至于目的嘛，看看范树德作为共产党的叛徒、国民党的少将和被关押了二十多年监狱的高级战犯的政治身份和复杂一生，就不用赘言了。

    而让人不解的是，还偏偏有人愿意“反向思维”。有关朱德的事情，朱德本人、组织审查通过的可以不相信，却要相信一个几十年后才突然“冒”出来的“死无对证”的说法。对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的开国上将、老同志讲的、写的不相信，却要相信一个叛徒、国民党少将的。岂非咄咄怪事！还有个别专业单位，竟然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历史考证，就轻信了这个叛徒、国民党少将、获释战犯的信口雌黄。甚至，还专门请范树德在扁担上写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个字。结果，这个自吹极有“文笔”的范树德，不仅把当年竖写的汉字写成横写（如果横写，应该是从右至左地写，他却是从左至右地写），还把三十年后才出现的两个简化字“担”和“乱”字，用在了三十年前的历史文物之上。而我们的那些糊涂人与糊涂单位，竟然还把这条扁担放到展柜里去误导大众，成了贻笑大方的笑柄。

某博物馆展出的由范树德写的“朱德扁担 不准乱拿”。

    当我找到他们时，他们还傲慢地说：“你找中央去吧！”

    当中央的有关调查人员质问他们：“当时你们改扁担时，怎么没向中央报告”时，他们这才目瞪口呆了。

    篡改党史、军史，从根基上挖掉我们的共和国，正是那些日夜梦想颠覆我们国家的敌对势力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而偏偏，我们的党内、国内，还就是有不少这样糊涂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吃共产党的饭，挖共产党墙角的人。

    进入新世纪了，《朱德的扁担》的争夺还在继续。

    2001年6月4日，某报刊登了一篇采访文章《常想起藏朱德扁担的日子》，讲的是被采访人89岁的朱ⅹⅹ自称他在井冈山时是朱德的警卫员，是他藏的朱德的扁担。文章不长，尤其有关朱德扁担的事，仅仅是两段话，但一看就知道，和一二十年前范树德的讲法一模一样。其他的就不作评论了吧。至少，在我父亲撰写《朱德的扁担》时，老同志们和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军部特务连连长张宗逊（开国上将）、党代表赖传珠（开国上将）、警卫排排长肖新槐（开国中将）同志，谁都没记得，谁也没提起过，当年还有一个叫朱俊才（巧就巧在跟朱良才只差一个字）的、16岁的战士是朱德的警卫员。又是一个死无对证，又是一个难以考证。

    还有一些报纸、电视台、网络等媒体和有关单位，也是不做起码的调查研究和探本求源的考证，就轻信一些所谓的“揭示历史真相”，或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幌子的不负责任的人，或是想出风头的人，和个别怀有其他目的的人的信口开河，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关“朱德的扁担”的奇谈怪论。

    更让人可笑的是，2008年，网上还贴出一篇“《朱德的扁担》是我写的”文章。一查，竟然是一个“六十后”。这还用驳吗？《朱德的扁担》问世时，他还没有从他娘肚子里生出来呢！可令人不解的是，竟然还在网上引起了“《朱德的扁担》是真是假和是谁写的”，及“扁担上到底写的是什么字”的大讨论。讨论中，既有人举证“井冈山在江西，江西人都是写ⅹⅹ记。所以，扁担上写的应该是“朱德记”。”因为，还真有个别地方的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朱德的扁担》中的扁担上，被写成了“朱德记”。 也有人说：扁担上写的就是《朱德》两个字。还有个上海人，则翻出了1928年的一份国民党的报纸，找到的一条消息中说：“朱毛赤匪走投无路，上了井冈山，无衣无食，只好到山下挑粮以解燃眉之急。”反而从反面证明了当年红军挑粮的真实性。

    面对着这种对党史、军史的无知与戏耍，真不知道是应该可笑呢，还是应该可悲！

    2007年7月28日，湖南《潇湘晨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配照片以“《朱德的扁担》是我父亲写的”为标题，发表了对我的长篇采访。

2007年7月28日，湖南《潇湘晨报》发表了对我的长篇采访。

    2009年9月，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全国人民的要求，《星火燎原》出了20卷的全集本。全集中，我父亲的4篇文章全部入选。同时，还从这1700余篇文章中，精选出48篇文章，以《<星火燎原>全集精选本》的书名，单独出版发行。我父亲写的《朱德的扁担》和《一根灯芯》，又被选入《<星火燎原>全集精选本》。为了更好地还原当年作者创作的过程，还把我父亲当年创作《朱德的扁担》的手稿的复印件，插到文章之中。

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新版全集《星火燎原》出版和有关《星火燎原》的出版情况。

    新版本中，增加了人物简介、链接、相关介绍和照片、图表，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多、更全、更丰富的收获。上个世纪末，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开始接受大专院校和各有关单位的邀请，向大学生、向党政干部、向普通的听众讲起《朱德的扁担》的故事，讲起井冈山的故事。原因很简单，我就是要像我父亲朱良才一样，和大家一起，永远做一个学习井冈山精神，宣传井冈山精神，践行井冈山精神的井冈山传人。

    2013年的“五一”前夕，位于《朱德的扁担》的发源地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在著名的井冈山会师85周年之际，根据中央指示，率先按照朱良才同志撰写的文章《朱德的扁担》，对“朱德的扁担”的展陈，做出了规范化的展陈，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中的朱德的扁担。

    2014年9月4日，在北京市委宣传部举办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讲话精神的座谈会上，我呼吁：尽快地把从《星火燎原》中选出来的那36篇红色文章，重新列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之中。

    2017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自关心下，国家教育部重新审定、统一和颁发了全国的小学语文课本。由朱良才撰写的《朱德的扁担》一文，又率先重新回到了全国小学语文课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