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王育华（1939.11）

王育华93岁照

王育华回忆录（书）

王育华与王庆云、边守俭合影（1950.3）

与老首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同志摄于满城龙门水库（1990年秋）

与罗玉川、刘宁一、陈亚夫、齐庆祥合影（1982年秋摄于北京卫戌区招待所）

    1939年3月初的一天，老家的区长王俊卿和区抗联主任解星辰到连队找到了我，他们眉开眼笑，非常高兴，我们互致问候后，他们首先送我一支自来水笔（当年那可是非常珍贵的礼物啊），接着便说：

    “育华同志，得知你已升任排长，先向你祝贺！接下来再报个喜信，你的父亲王平同志，已被任命为满城县东营村抗日政权的村长了。担任了村长之后，他对抗日事业充满了热情，各项工作都很认真负责，区里交办的事情没有办得不好的，所以已经受到了区领导的多次表扬，并被树为各村抗日村长学习的榜样。为了全力投入抗日工作，也为了安全起见，他已让你的妻子带了女儿和你的小妹妹，去了沈庄的娘家，长期‘住家’了。所以家里的一切都请你放心。”

    区长和抗联主任送来父亲担任抗日村长的喜信，让我非常振奋，非常自豪。这就是我的父亲，我一向钦佩敬仰的父亲，我早就坚信，在爱国、保家、抗击侵略者的关键时刻，她一定能挺身而出，果然。

    那时的抗日工作，非常残酷和艰难，特别是在我的家乡，因为那里敌占区。

    在敌占区，日军、伪军、宪兵、特务、警察、警备队，各种类型的反动武装都“成龙配套”。日本人占领满城之后，为了巩固它的殖民统治，在全县境内设置了八大驻军据点，驻有日军主力；又分设了一百多个炮楼，驻有伪军及少量日军。这些无恶不作的野兽，天天窜到各村抓人、杀人，抢掠财物，征收钱粮，派夫抓丁。特别令人切齿痛恨的是，日本兵每到一村，都串家串户地欺凌妇女。惨遭蹂躏的不只是“花姑娘”、小媳妇，连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妇女，也逃不过这些禽兽的糟蹋。人们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骚扰和残酷捕杀，村村收秋时都保留了野外的庄稼秸秆，一有风吹草动，人们就到地窖或庄稼地里去藏身。妇女们都不敢梳头洗脸，人人蓬头垢面，甚至故意往脸上抹黑，抹猪粪、狗屎，弄成一幅丑恶、痴呆、疯颠的样子。更有甚者，干脆剃成了光头，女扮男装，过着乾坤颠倒的日子。一句话，在日本鬼子铁蹄之下惨遭蹂躏荼毒的华北人民，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亡国奴的日子暗无天日，苦不堪言。

    敌伪的地方政权也搞得特别严密，它们在县之下设有大乡，大乡之下有联保，联保之下有保，保下有甲，还实行“保甲联坐”（即：一个人犯了“法”，同一甲同一保的人都要联带受处罚）。更加歹毒的是，他们在不少村子都收买了一小撮民族败类做了汉奸“情报员”，随时向他们递送我抗日军政人员活动的情报。而为了控制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日本人强制建立了“合作社”（商店），垄断了食盐、火柴、点灯用的煤油、洋布、洋线、毛巾、肥皂、纸墨笔砚，以及医药、医疗器械等等物品的供应，从经济生活上实行了严密的把持，不许任何个人经营。有胆敢经营者，他们就说那是“贩私、走私”，抓到了就会严办。这项措施，使人民的生活不得不依赖他们的“统一供应”。日本鬼子还强迫老百姓都办了贴有照片的“良民证”，以便他们随时检查对照，妄图彻底阻止我抗日军政人员在群众中活动、藏身，开展抗日工作。这一切反动措施，把我华北人们死死地捆绑了起来。

    在当时，敌占区的每个村都建了两个政权，一个是公开的日伪属下的保甲机构，一个是我党和抗日政府领导的处于地下状态的抗日村政权。由于日本鬼子的不断“扫荡”、骚扰，联保甲制度的强制推行，使得当时的抗日工作环境极端残酷、恶劣，危险时时刻刻就在身边。要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抗日工作，那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而据王区长和解主任讲，我的父亲就是凭着自己的满腔热情、聪明智慧、机敏勇敢，和他在乡亲当中的威信威望，把乡亲们的抗日热情之火都点燃了起来，所以，征收公粮，大家都积极行动；做军鞋，妇女们都主动承担。其它像动员组织民兵武装，保护抗日军政人员的家属，向我抗日军政部门通报敌伪动向，秘密协助抗日军政人员的各种需求，无论什么样的工作，父亲都做得很好。可以说，那一段紧张艰苦的抗日村长工作，是我的父亲平凡的一生中最不平凡最为光彩照人的时期。

    1939年秋末冬初，还是我们老家的区长王俊卿和抗联主任解星辰，又找到了我们驻防的地方，神情凝重而肃穆地对我说：

    “育华同志，今天不得不向你通报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可钦可敬的父亲，为了抗日事业，壮烈牺牲了。请你节哀！”

    听到了父亲牺牲的噩耗，我犹如五雷轰顶一般，立时天旋地转，心如刀绞，悲痛欲绝，禁不住失声恸哭起来。王区长和解主任一再真诚地对我进行劝解和安慰。我擦干泪水，悲愤地发誓，一定要勇敢地抗日杀敌，为我尊敬而慈爱的父亲报仇雪恨。

    这时，王区长和解主任才把父亲牺牲的经过从头至尾地讲述了一遍：

    “那一天，我沙河两岸的区、村干部和游击队在沙河以北的大庄村召开重要会议，有汉奸向马厂的敌人据点密报了，日军立刻派大部队前往突然袭击，我游击队和区、村干部奋起还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而残酷，因为敌强我弱，所以就奋力突围，最后，我方终因装备太差，战斗力也不整齐，许多村干部甚至没有任何武器，所以除经顽强激战大部脱险外，还是有20多位干部和游击队员当场牺牲。游击队高队长和你的父亲王平同志牺牲得更加壮烈，他们是在和日军搏斗时，先中弹，又被残忍地刺死的。……”

    “日军撤走后，我区干部才派大庄村的村民到东营村送信儿，然后，村里乡亲们才把王平同志的遗体抬了回去。大伙儿给老人家穿戴整齐，装棺入殓。并派人把你的妻子、妹妹和女儿接回了家，她们全都泣不成声，三个女人，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东营村的乡亲们也为失去第一任抗日村长而欷歔不已。因为你不在家，无人可以主事，所以还没有殡葬，只是暂时厝置在了你家的菜园中，用土坯丘起来了。村里对你的妻子、妹妹和女儿，照顾得还不错，请放心……”

    部队的首长得知我父亲的而牺牲和我家的境况，也来安慰我。部队还好好招待了两位为我父亲的事操心尽力的区干部。给他们做了一顿难得的好饭——擀面条，另外又炒了一个菜，这在那艰苦的年代，就是好得不得了的“招待餐”了。

    送走了王区长和解主任，我仍然沉浸在深深地悲痛之中。回忆着我那可亲可敬无限慈爱的父亲，心中万分沉痛，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父亲出身农民，因家境并不宽裕，所以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只在村中的私家书塾读过几天书，略识些字。为人正直坦诚，好管事，敢负责，清正而廉洁，所以他当村长人人拥护，工作开展起来才那么得力。父亲性格随和，待人宽厚热情，一向敬老尊贤，和青壮年、老人孩子都说得来，所以，同乡邻的关系相处得特别好。

    父亲深明大义，嫉恶如仇，在日寇侵华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他对作恶多端的日本鬼子切齿痛恨，因此他支持地方上的青年人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寇。他具有远见卓识，是他的指引，使我，他的独生儿子报考了晋察冀军区分区的抗日军政学校，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二伯父的独子我的的堂兄王朋义，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成了区治安员。堂兄工作大胆，为抗日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45年初，被马厂日军据点逮捕杀害了。王朋义的英名已被刻在现存于抱阳山上的烈士纪念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