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分裂后，中共开始创建军队，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中央既没有提供金钱支援，也缺乏人员支援，红军几乎是独自崛起。等到1930年前后，红军坐大，中共中央才把重心转向根据地，重新审视军队的力量，并试图加强控制。中共中央控制红军的过程，既有权力之争，也涉及到组织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相较于北洋以来，武人难以管束的窘境，中共对军事武装的控制可谓相当得力 。

    关键字：毛泽东、红军、苏区、周恩来、中共中央

    一、前言

    1927 年之前，中共几乎没有军队；国共分裂后，借助暴动的机缘，红军才得以初步建立。起初，红军与中央的联系并不密切。如毛泽东、朱德在湘赣边界，贺龙在湘鄂西，方志敏在赣东北，这些区域都极为偏僻，交通也非常闭塞。而当时的中共中央远在上海，与这些地方的联系并不多。可以说，中共军队很大程度上是独自成长起来的，与中央的联系十分薄弱。那么，面对一支几乎是独立自主成长起来的部队，中央能否指挥得动？又将如何指挥？我们知道，晚清以来，武人携枪自持、割地称王的事例十分普遍，甚至可以说，「革命军兴，革命党亡」是近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但以后见之明观之，中共显然避免了落入此种窠臼。总体上看，中共中央对武人的整合相当成功。虽然前期不太注意，但等到红军做大做强以后， 中央很快便将其控制住。放置于近代社会背景下观看，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要知道，当时上海中央无钱、无枪、无人，却能在 1930 年进入苏区后迅速掌握大权，甚至在1932 年的宁都会议上将红军的创建者毛泽东完全架空，此间的历程曲折反复，值得细细梳理。

    目前有关中共中央与红军关系的研究通常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制度层面，主要探讨党军关系，即通过梳理「党指挥枪」这一制度的形成过程，反观中共对军队的控制；其二，权力斗争层面，这一研究取向主要聚焦在人事斗争上，尤其注重毛泽东与中央的争论。中共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论者大都以此理解中央与红军的关系。但事实上，毛泽东在三湾提出「党指挥枪」这一准则时，其实是要解决秋收起义部队内部中党权与军权的关系，并不是界定军队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况且以毛泽东当时的身份(政治局候补委员)，也不可能由他提出统帅全域的革命原则。当然，中央后来的确是借助「党指挥枪」这一条例，以「党权」降服了「军权」。但党中央控制红军部队是一个激烈而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绝非泛泛一句「党指挥枪」 所能解释。可以肯定的说，「党权」强于「军权」是一系列历史演化的结果，而不是出于某个原则的先天规定。另一方面，中央控制红军的历程中虽然有过权力斗争，但权力较量不仅关乎人事，亦关乎权力结构之调整。那么，中共中央是通过什么样的权力结构设计掌握了军队？更为关键者，中共的权力斗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展开？有没有一个东西凌驾于权力斗争之上？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梳理澄清。

    二、山高「中央」远：党能指挥枪吗？

    1927 年前，中共领导人几乎都没有军事经验，毛泽东也不例外。国共合作时期他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和工农运动，从未接触过军队。毛后来自己也讲：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虽然在八七会议上他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但那只是一种模糊的认识，并不是指全盘的军事谋划。就像他自己所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只是因情势所逼，才拿起武器，一步步走向战场。

    秋收暴动是毛泽东转向军事的关键一步。随后在井冈山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在军事上初露锋芒。但紧接着又小遇挫折— 1929年6月，因与朱德闹意见，在红军七大上，毛泽东被迫退出军队。为解决朱毛纠纷；8月，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报告相关问题；10月底陈毅携中央指示信回到苏区。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集权主张，称「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此即「九月来信」。借助「九月来信」，毛泽东很快又在军队站稳脚跟，并且在古田会议上进一步巩固军权。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带领红军逐步壮大的过程中，他与中央的联系十分松散。近代以来，武人专权的事例屡见不鲜，中共何以没有落入此种窠臼？按常理来讲，红军与中央隔着那么遥远的距离，况且，军队所需的粮草、弹药等全靠自筹，与中央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说，中央没有任何能够控制红军的物质手段，唯一可依靠的只有抽象的党组织。但问题是，组织的力量真的有那么强大吗？1930年之后，随着城市工人运动趋向衰落，中央开始把目光投向苏区。此一时期，红军羽翼渐丰，军事领导者毛泽东也踌躇满志。远在上海的中央，真的能够收放自如的指挥调度苏区军队吗？检视史实，可以发现在这段时期，上海的李立三与江西的毛泽东发生激烈争执，而这实际上恰是中央与红军关系的一种写照。

    毛泽东违逆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事例早已有之。例如秋收暴动，他就不顾中央指令，擅自转向乡村；再有1928年7月，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要求朱毛军队开往湘南，毛泽东同样是通过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将杜修经孤立起来，通过新的决议，坚决抵制湖南省委的命令，并要求省委重新讨论，「予以新的决定」。可以说，作为军事将领的毛泽东充分践行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的古训。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权势进一步巩固，而与此同时，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央也再次趋向激进，要求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毫无疑问，这一主张与毛泽东的革命思路完全相悖。通观苏区时代，毛泽东心中的第一要事就是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不做无谓的牺牲，尤其不热衷攻坚战。其作战风格是「避强打弱」，颇有点「深挖洞、 广积粮、缓称王」的意思。对于毛泽东这些特质，中央看得也很清楚。1930年2月26日，中央向全党发出通告，即称「一切分散红军，逃避敌人进剿，向偏僻地区发展的观念在现时局势下，便成为极端错误的取消观念」。这实际上就是在敲打毛泽东，因为在同一文件中，中央又明确批评「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虽然李立三携中央之名向毛泽东施压，但毛并不理会。

    毛泽东不配合中央的总体战略，这让上海的政治局委员们异常恼怒，他们不停的发电报进行催促、甚至是痛斥，但效果并不佳。如1930年4月2 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矛头直指毛泽东，批评称「以乡村来包围 城市」的想法是「一种幻想」，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5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强调「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明确指出「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打』 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这意味着，毛泽东的战争理念被全盘否决。6月9日， 李立三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毛泽东，称「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并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6月15日，中央再次致信红四军前委，批评毛泽东的行为「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命令红四军坚决执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计划，并强硬表示「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明显可以看出，这封信充满最后通牒的意味。中央急欲调动军队，但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可见，仅凭信函指示，中央已经不能有效 调度军队，党权明显难以支配军权。

    中央的批评与斥责，未能奏效。追其缘由，或许与地域空间上相隔较远有关。因为山高皇帝远，所以毛泽东有很大回旋余地。鉴于令文不奏效，中央只能从人事上着手，一种办法是将毛泽东调离苏区，弄到上海，这样便可以大大削弱他对军队的掌控力；另一种办法是派「钦差」前去督军，迫使毛泽东按照指令行事。双管齐下的核心目的，其实就是要彻底掌握军 队，制止军事将领抗命不遵的现象。

    井冈山时期，中央就曾让毛泽东去上海。1929 年井冈山失守后，中央认为红军很难再形成一个大局面，建议将军队化作小股潜入乡村，命令朱 毛「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12毛泽东复信认为中央太悲观，不同意遣散兵力，也不愿意去上海。如果说此次中央意欲召回毛泽东，是因为情势艰险，尚有保护的意思；那么，古田会议之后，中央再次电召毛泽东， 就很明显带有「驯服」的意图。先是1930年4月3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去信，令毛泽东去上海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并特地强调「务须执行中央这一个决定」。中央原本是想借助全国苏维埃大会的机会将毛泽东召到上海好生「训导」，但毛泽东根本不动身。4月24日，中央再次催促，称「对四军特别指定毛泽东同志来出席」、「迄今今日，毛同志还未到沪，不知迭次调毛同志出来的信是否收到，或者毛同志业已动身，或是因事牵制不能出来，中央认为此次毛同志无论如何，必须出来一次」，即便苏区代表大会过期，「毛同志亦必须出来一次」。毫无疑问，中央急欲调毛泽东到上海当然是为了纠正其「错误」，毛泽东对此应该十分清楚。略为讽刺的是，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千方百计要调离毛泽东，但想不到几个月后他与共产国际发生冲突，为将其「拿下」，苏俄亦指示李立三去莫斯科「学习」。可见， 「调动」确是权力控制手段，只是中央最终未能调开毛泽东。

    中央既指挥不动红军，又调不来毛泽东，剩下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派人前去。1930年6月，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达苏区，在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暨(南阳会议)，涂振农重申中央指示，要求红四军进攻南昌。面对中央特派员的直接压力，毛泽东只能表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 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场集中」。6月28日，朱毛红军离开闽西，开始向南昌远征。虽然军队开始行动，但实际上，毛泽东对攻打南昌极不情愿。7月底，红一军团开到南昌附近，但围而不攻，只是在 8月1日隔江向南昌城打枪示威，称之为 「八一示威」 。很显然，毛泽东是在消极应付中央的指示。对此 ，时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有很精彩的回忆，他称当时的命令是「向南昌推进」，而「推进」二字大有文章可做。中央的命令是攻打南昌，不打，是抗命不遵；打，又枉受损失，故只能逐步推进到南昌附近再说，所以军令上 只提「推进」，不提「攻打」。可见，中央特派员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迫使 红军转变战略，但仍然难以完全降服毛泽东。

    红一军团最终没有强攻南昌，毛泽东后来解释说：「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环水，于势不利」。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但无奈不被中央理解。1930年8月7日，毛泽东得悉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旋即借机撤离南昌，决定向红三军团靠近。8月2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汇合。鉴于红三军团主张再次攻打长沙(红三军团 7 月27日曾占领长沙，8月6日退出。)又加之中央催促，毛泽东虽然「预计长沙不易打下」，但也只得「同意先试一试」。果不其然，红军围攻长沙十多天，非但没有破城，反而遭遇重大伤亡。9月12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撤离长沙。 但9月29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传达中央指示，要求再次攻打长沙。毛泽东当然不能接受，幸运的是，他最后竟成功说服周以粟放弃攻打长沙，因而这一次没有与中央代表发生冲 突。综合起来看，涂振农和周以粟特作为中央特派员显然都没有完成任务。

    他们虽然给毛泽东带去一定压力，但最终还是未能有效纠正其「错误」。毛泽东仍旧自行其是，中央指令也仍旧得不到贯彻执行。

    毛泽东之所以成功化解特派员的「逼迫」，一方面就事实层面看，「退守」的确胜过「进攻」。就当时情况而言，国共实力相差悬殊，这应该是毛泽东说服周以粟的关键；另一方面，特派员虽然挟中央之威，但毕竟势单力薄，在军中没有根基。因而，毛泽东有足够的空间与其周旋，甚至是虚与委蛇。例如，在攻打南昌一事上，毛泽东虽然在战略上表示服从，但战术上却只进行佯攻与骚扰，并不用力去打，特派员涂振农对此毫无办法。可以说，在李立三时代，不论中央采取何种策略，都不能完全控制红军。 虽然苏区军事领导者多少会受到中央的一些束缚，但总体上看仍可「自由驰骋」 。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自作主张，抗逆中央，并不是毫无压力。一方面，中央不断用理论的大棒对其进行敲打，并多次公开点名批评，而毛泽东几乎没有辩白的余地。这是因为中央站在全域的高度，用理论和想像营造出一个革命高潮，并且使得很多同志真诚的相信这一点。共产国际当时就观察到，在李立三的鼓动下，每一个同志「都满怀着革命激情，十分真诚地相信，全国革命的时刻已经来到，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是叛徒」。 毛泽东虽然反对中央的军事部署，但却难以拆穿「革命高潮」的理论。这主要是因为红军局促在闽西一隅，对全国情况不了解。朱德后来就谈到，虽然他和毛泽东不同意攻打中心城市，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与理论资源来反对这项计划。无独有偶，方志敏也有类似的困境，他称「立三路线开始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曾经开会坚决反对过，认为是错误」，但后来中央决议来了，「大家才不敢说话」。方志敏反省到：「我们反对那种错误，但都不能从理论上圆满地说明其错误的性质、由来与危险，不过多半是觉得实际上行不通罢了」。这实际上与毛泽东的处境很类似 — 都只是「觉得实际上行不通」，但却没有办法从理论上驳斥。所以，对于中央的批评，毛 泽东只能听之任之，心中虽有不服，但却难以辩白。

    除去中央的批驳外，毛泽东还要顶住身边人的压力。当时军队和地方上有很多人拥护「进攻」 战略，军队中主要是以彭德怀为首的红三军团，地方上主要是以李文林为首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他们真诚相信革命高潮即将来临，急欲攻打中心城市，这给毛泽东带来很大压力。例如，在讨论是否攻打南昌、长沙时，就有人说毛泽东是「保守主义」、「逃跑主义」；又有人质问到：「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执行不执行中央路线？」毛泽东与他们来回辩驳，展开激烈争论，如1930年9月底的袁州会议、10月17日的峡江会议、10月25日的罗坊会议，几乎都是围绕着是否执行中 央政策而展开。如果说对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可以置之不理的话，那对近在身边的反对者，他就不能视而不见了。从持续不决的争论中也可以推断 出，要说服彭德怀、李文林等人并不容易。幸运的是，1930 年底李立三被打倒，中央政策暂时发生扭转，强调要先巩固苏区，不必忙于攻占大城市。至此，毛泽东终于长出一口气，颇为自得的对先前拥护中央路线的人讲：「你们这些人就是近在门口的不相信，离得很远的却很相信」。所谓「离得很远的」无疑是指李立三时期的上海中央。伴随着李立三被打倒，毛泽东此前的抗命行为，反而成了功绩，其军事威望由此得到进一步提升。

    毛泽东与中央的一系列争论，或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央已难以指挥红军。虽然毛泽东的主张更符合实际，但从组织原则上看，不听指挥、抗逆中央的行动，又很难被宽恕。这里其实牵涉到一个两难的问题，即：若是中央政策错误，下级党组织是该服从，还是该自行其是？1959 年彭德怀身陷囹圄后，对这一段历史有过深刻反思，称：「党中央路线错误，下级党在开始时不容易了解，因为它不容易了解全盘情况；即使了解了，也只能向 中央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避免严重损失，也只能抵制像打武昌那样的事。如果开始就采取对抗，那就会有分裂党的危险。」彭德怀最后坦承：「这个问题究竟应采取怎样适当的办法，到现在我还没有肯定明确的观念」。应该说，这个问题在科层体制下带有普遍性，只是在一个十分强调 纪律与服从的体制里更为突出。早在1927年，蔡和森就注意到：铁的组织、铁的纪律埋伏着很大的危险。在无限强调组织与纪律的情况下，党员群众很难有自己的意见，往往是依赖上级的指导，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潜规则，即：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是非。下级党部对于上级机关如果发生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时，上级机关便认为是大逆不道，采取高压。通观毛泽东与中央的争论，其情形正如蔡和森所言。只是毛泽东性格强硬，能够顶住上级的压力。但到毛泽东自己掌权时，他也是特别强调中央权威，不容有异议 。

    三、中央权力向苏区的渗透路径

    (一)通讯网络与权力控制

    毛泽东在井冈山自由驰骋，不受中央调度，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通讯不畅。国共分裂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严密封锁，中共转入地下，层级间的通讯联络非常不便。整个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仅得中央来件二件二次」，一次是1928年6月的长信，10 月收到；一次是中共六大的决议案，1929年1月在永新接到。 可见，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从上海传递给井冈山的信件，大概需要三四个月之久。这样的时空距离，对军事指挥来讲，显然太过遥远。这也决定了中央对朱毛红军不可能有具体的指示，只能谈论一些方针政策问题。中央与红军的疏离，一方面是因为交通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共分裂初期，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在城市，对偏远乡村的红军并未特别关注。

    虽然中央给毛泽东去了两封信，但毛泽东在1928年8月和11月给中央的回信，中央一个也没有收到，所以中央对朱毛红军的情形非常隔膜。直到1929年2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朱毛红军问题时，中央才计划派人去找红四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隔得较为遥远，但毛泽东似乎很渴望加强与中央的联络.1929年4月，毛泽东给中央去信称「以后望中央每月 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但恐怕令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中央真的开始与其频繁通信，他遭到的却都是掣肘与责难，远不如通讯隔绝时期那般自由。

    朱毛红军到赣南闽西后，与中央的通信逐渐频繁，而且单程信函传递时间开始缩短。这主要是因1929年前后中央成立了交通局，并在汕头、九江、汉口等交通要道设立了交通站，专门同赣南闽西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进行联络。井冈山时期，一封信由上海传到毛泽东手中，大约需要4个月；赣南闽西时期需要 2个月左右。如1929年2月7日中央给毛泽东去信4月3日，毛泽东即在瑞金收到；而毛泽东4月5日的复信，中央在6月初收到。古田会议之后，上海中央与红军之间的单程通信时间进一步缩短，只需1个月左右。如陈毅携中央的「九月来信」（9月 28日)从上海出发，10月底就达了苏区；再例如，中央在1930年8月29日发出的《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毛泽东9月29日便收到。就当时的陆路交通条件看，一个月应该是上海与苏区之间的最快通讯时间，在无线电通讯建立之前，这一时限很难再被突破。

    随着中央与红军之间的通信方式趋于稳定，中央的指示也越来越频繁。井冈山时期只有两封信，且时间相隔好几个月；古田会议之后，尤其是李立三时期，几乎平均每个月中央都有来信。如1930年4月3日来信；4月24日来信；6月15日来信；8月29日来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函主要都是对毛泽东进行责难，催促其进攻中心城市。对此，毛泽东既难以反驳，但也不愿遵照执行，唯一的办法只有置之不理。查阅毛泽东在这几个月的活动，全然不见他给中央回信，只有在8月19日曾致信中央，对不打南昌一事略作解释。虽然毛泽东对中央的指示置若罔闻，但无论如何，相较于井冈山时期，他在李立三时期感受到的压力明显更大。

    信息传递系统的完善，使得中央指令可以更迅速的传达到红军中，中央权威也正是在这些指示和命令中得以体现和确立。但往返近两个月的通讯时长，对于军事作战来讲，还是太慢，前方军事将领如毛泽东，仍可在战略上表示服从，而在战术上进行拖延。更甚者，鉴信息传递缓慢，中央一时难以查实，毛泽东甚至有隐性欺骗之举。例如，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称，红一军团于10月18日可抵达清江与红五军、红八军汇合，「即行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在那一带将有大规模的决战」。毛泽东表态攻打南昌，当然是迫于中央此前的压力。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进攻南昌的打算。三天之后，即10月17日，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上，讨论到关于红军行动问题时，他力言：不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而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此番论调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但这与他三天前向中央鼓吹的「大规模决战」完全不相符。毛泽东敢于对中央扯谎，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就是因为通讯缓慢，中央一时半会难以查实军队行动。1932年后，无线电通讯全面建立，讯息实时可到，毛泽东再想虚与委蛇就 不那么容易了。比如宁都会议前，他与后方中央局关于军事行动问题再发生严重分歧，那时函电往来当天可达，他的不同意见被中央局迅速驳斥，军事指挥权遭严格限制。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通讯与权力控制密切相关。

    最初邮寄一封信要三四个月，而无线电通信实时可达，站在中央的角度看，这当然有利于控制红军。通讯便利以后，中央的指示就不仅关涉大政方针，而且细化到前线具体军事部署，毛泽东等军事将领因此受到较多掣肘，自由发挥空间严重受限。从权力控制的角度看，通讯条件之改善，无疑可以使中央权威更好、更快的体现；但讽刺的是，从作战的角度看，中央对前线的指挥往往都不得法，基本上都是「乱弹琴」。

    (二)人员输送：外来干部与权势转移

    红军初创时期，完全是自谋生路。中央在军需和人员方面很少提供帮助。毛泽东带领红军独自壮大，人事布局自然都是由其一手安排，中央完全没有插手的余地。这也是毛泽东无视中央指令，自由驰骋的关键原因之一。后来中央及湖南省委派员去调度朱毛红军一如周鲁、杜修经、涂作农、周以粟等，他们虽然携有上级指示，但因为与下级军官毫无渊源，实际上很难有作为。毛泽东或是召开联席会议，以人数优势否决上级决议；或是暗令部队拖延不前，特派员对此毫无办法。其实，中央要控制军队，就必须要在下层有基础；若军队自上而下结为一体，外部力量便很难指挥控制。李立三时期，中央就意识到需要加强对红军的领导，其中一个办法便是派员充实红军干部。中央权力开始向部队基层渗透。

    红军发展初期，干部极为匮乏。1928年11月，毛泽东即向中央报告称：「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当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1929 年3月，毛泽东再次给中央去信称，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之缺乏，达于极点，恳请中央调派干部前来支援。

    其实，当时各地都很缺军事干部，下级党组织都在向中央索要军事人才。但1930年之前，中央并没有大量派员去苏区。一方面是因为中央仍视城市为革命中心，不愿意把资源倾注到偏远乡村；另一方面，中央手中也没有多少军事干部。毕竟，中共转向武装斗争的时间太短暂，来不及培养出大量军事人才。1930年2月，中央为此检讨称，「过去派人之少，且不甚得力，自是实情」；但依数量计，「上海能去的人已搜罗殆尽」。所谓「搜罗殆尽」，实际上也就数十人而已。

    苏俄最先从实际行动上援助与培养军事干部。1930年6月，苏俄决定对中共党员加强军事培训，将在工农红军学校学习的中国人一律输送回国，转交中共中央安排工作；同时在莫斯科办理军事学习班，专门为中共培养军事人才。8月8日，共产国际又指示中共设立短期军事训练班，专门培养中下级指挥员。10 月，又令中共中央派员去苏区建立「坚强的军事政治领导」。一方面缘于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催促；另一方面，鉴于李立三时代的经验教训，中央自身也意识到仅凭信函指示已难以控制红军，必须要派人去才有办法。因而，1930年 9月，暨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派遣去苏区的人员数量迅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 年9月到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向苏区共派遣228名同志，其中到中央苏区的有67人。而在李立三时代之前，只有个别特派员去巡视。1931 年底，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更多高级干部被派到苏区，这其中即包括周恩来、聂荣臻、叶剑 英等人。不难想象，外来干部蜂拥而至，必定会给既存权力体系带来巨大冲击。

    中央派遣来的干部主要从事政治工作，一般充任政委角色。通观红军部队的人事变动，可以发现，1930年之后，政治干部明显经过一轮大换血。例如，红一军团政委罗荣桓被聂荣臻取代；红三军团政委政委滕代远被杨尚昆取代；新组建的红五军团政委是从苏俄回来萧劲光。罗荣桓、滕代远都是跟随红军部队成长起来，或可称之为本土派；而聂荣臻、杨尚昆、萧劲光等都是中央派遣来的干部。除军团一级外，在军、师、团等也有很多政治委员被撤换。「大换血」实际上是一次权势转移，外来干部与旧将领的渊源不深，中央自然更好控制；而且这些人学识较高，通常不把「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放在眼里，与「本土派」非常疏离。萧劲光即回忆称，初入苏区，看到士兵素质很差，军事技能水平很低。面对这样一支部队，他自信心很足，便急切按照在苏俄学习的军事理论去进行改造，但结果却是水土不服。萧劲光后来反思称，因为刚从苏俄回来，不懂国情，去苏俄学习的也是正规战，对游击战不了解，「也没有虚心向坚持苏区斗争的老同志请教」。平心而论，那个时期，从上海或莫斯科来的人，应该没有几个会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实际上，中央也并不希望他们向「老同志」请教。中央派他们到苏区，主要目的是去纠正「老同志」的错误。

    需要说明的是，中央撤换旧干部，扶植新干部，都是在「引进工人干部」和「改造旧干部」 的名义下进行的。那个时期，中央一边强调提高工人干部的比例；一边洗刷旧干部，号召与「留恋旧干部和形式主义做无情的斗争」，要求「吸引新的对国际路线坚决执行的工农分子来代替这些落后的干部」。强调工人成分是中共六大以来的党内传统。中央正是借助这 一传统，完成了干部的新老更替。表面上看，此举是为了加强干部队伍，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干部」比「老干部」更革命、更有能力。 人员轮换的实质其实是权力更替。对此，那些被替换下来的「老干部」有 着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们看来，外来新干部就是来抢班夺权的。黄克诚后来即不无愤懑的谈到，中央当时的干部政策很有问题，片面强调红军骨干应是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分子」，并且利用这个名目，把原来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调开，塞进一些外来人员，进行「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活动，但实际效果并不佳。彭德怀也对「不要老政治委员，而要换新政委」的举措相当不满。至于毛泽东，他肯定能意识潜在的权力危机，只是没有办法拒绝这些外来者。到延安后，旧事重提，他直言「钦差大臣满天飞」，实际上就是批评外来干部抢班夺权。

    中央派遣来的干部陆续进入军队，主要担负政治工作。与此同时，政治委员的权力也大幅上升。红军最早实行党委制，军队各级党委执行委员均在十几人左右，有时会扩大到二十多人，部队事务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1930年7月，共产国际要求红军部队废除党委制，实行政委领导制。指示称：政治委员制度在军队中与党组织是平行存在的，并且高于这些组织之上。连、营、团、师、军政治委员对于党支部和他下属的政治委员都具有上级党组织的一切权力。共产国际特别强调到，中国红军可以有一些改变，但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即「明确的、有组织的形成以政治委员制度为领导的党的组织体系」。制度改变必定会牵涉到权力分配。党委制有两个特点：其一，会议基本上是由军事将领主导；其二，民主氛围浓厚。在此局面下， 新干部即便有心夺权，但因为人数不占优势，民主表决时往往处于少数， 因而难以主导整个红军部队。可是政委制就不同，它规定政治委员的权力 高于军事将领，甚至是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这就彻底颠覆了原有的权力架构。政委拥有最高权力，可以直接主导军队；而旧干部虽然人数多，但在制度上却都处于受支配地位。可以说，政委制之实行，一方面使得军队权 力集中倾斜到新干部手中；另一方面，前委及其下属的旧干部，在权力结构上开始被边缘化。

    当然，新制度的推行并不那么容易，原先的旧干部对政委制非常抵制。直到1931年9月，欧阳钦向中央报告朱毛红军中的情况时还称：政治委员制度仍未能建立，一切主要问题仍是党来解决，在党的委员会决定之后来执行。政委制度迟迟不能推行，中央自然非常不满。1931年11月，在第一次苏区代表大会上，中央一边痛批毛泽东；一边痛斥党委制，认为各级党的委员会削弱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代表的权威，严令取消「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规定「党的一切组织都应该在 政治部管理之下」。毛泽东等军事将领虽有不服，却也无可奈何，政委制在中央的主导下最终全面推行。到1933年1月，苏区中央局宣布称：红军中政治委员制的建立，都获得了相当的成绩。

    回过头看，在中央没干部，也无心派干部的时候，毛泽东等人屡次请求派员；然而，当1930 年后中央真的开始大量派员进驻苏区时，毛泽东等人才发现「援助」的代价其实很沉重。中央权威借助外来干部深入到红军躯干中，对红军的控制力大大强化。郭化若后来不无感慨的称，因外来干部步步深入，「原来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同志也逐步被撵走了」。如此一来，毛主席便被架空了。1932年之后，毛泽东与中央再次发生分歧，那时他就很难再率红军自由驰骋了，因为从上到下都有中央「钦差」与其抗衡。

    中央通过加强通讯和派遣人员等手段，逐步强化对苏区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在权力的组织架构上，毛泽东等本土将领仍居于最上端。自朱毛会师后，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一直是前敌委员会，而毛泽东则长时间担任前委书记一职，只有在1929年6月朱毛之争时，短暂离开过三个月。1930年2月，朱毛率领的红四军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汇合。两军联合地方党 部召开联席会议，组建共同前敌委员会，前委由17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任书记，这人基本上都是在苏区起家的。共同前敌委员会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南、闽西、粤东等地方党，全面统管党政军事务，是苏区的最高权力机构。1930年8月，共同前敌委员会改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仍由毛泽东等本土将领主导。

    1930年起，中央陆续向苏区派遣政工人员，但那些人只占据中高级职位，并未触及到最高权力。但是，中央若想完全控制苏区，就一定会触碰到最高权力体系。一般来讲，中央要控制苏区，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将毛泽东直接调开，任命外来者担任前委书记。但问题是，毛泽东在苏区经营多年，根基深厚，若无缘无故的将其撤换，震动太大，必定会影响团结，甚或会引发分裂。李立三时代，中央曾几次调令毛泽东去上海汇报工作，毛都置之不理，更何况是直接削权，毛泽东必定更加不从。而且从革命总的原则上看，虽然中央与毛泽东有分歧，但在取得革命胜利这一问题上，二者还是存在共识。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一直是希望其改正错误，再予以重用，而不是将其一棒子打死。毕竟，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既然不便直接从人事上入手，那么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旁敲侧击 —设置新的权力机构。如此一来，中央既可不直接触碰毛泽东，又能方便的将「新人」塞进最高权力体系中。

    最先建议重置权力机构的是共产国际。1930年7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强红军」、「最大限度地集中和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为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国际指示必须要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新机构的权力将凌驾于旧机构之上。接莫斯科来电后，1930年8月26日，周恩来首先在政治局上提出成立苏区中央局的问题；9月28日，六届三中全会正式表决通过；10月17日，苏区中央局宣告成立。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黄陂召开。苏区中央局在筹划阶段，上海中央对人事问题就特别注意。原本计划由项英、关向应、毛泽东和几位苏俄同志组成中央局委员。但关向应在去往苏区的路途中，因国民党严密封锁，无法通过，只得返回；中央后来才又派项英前去。起初，项英一个人难以担负起全面工作，急需加派人手。然而中央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同志，在此情况下，周恩来提出去苏区，但共产国际不同意，认为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里「不可替代的人物」，要其留在上海主持大局。后来几经商议，才派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前往苏区帮助项英。

    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后，中央指定任命的委员共有七人，分别是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其中项英代理中央局书记。如此一来，毛泽东在这一新的权力体系中，只是其中的一员，不能完全主导局面。而且原苏区核心干部如彭德怀、陈毅、曾山等都被排除出了新的权力体系。为了巩固地位，不被孤立，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 议上就提出增添彭德怀、林彪、周以粟、曾山、陈毅等5人为中央局委员，以后又在7月8  日和10月11日，两次向中央要求增加中央局成员人数。毛泽东提出的这几个人全都是原来的苏区干部。很明显，他是想让「新瓶装旧酒」。但10月下旬，中央明确表示：「地方干部对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更之权。中央局成分无扩大之必要」。中央拒绝毛泽东的提议，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后来萧克、郭化若等人在回忆录中都曾提及这一事件。

    当然，中央局取代总前委成为苏区最高权力机构也有一个过程。起初，中央局与总前委有分工，总前委领导作战工作，中央局「专负地方工作」。从制度上讲，毛泽东仍然是苏区军事最高领导人。但1931年，中央宣布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将全部权力集中于苏区中央局。1931年5 月，中央颁发《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明确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地方党部工作；有权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地方党委；中央局成员不由地方选举，「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苏区工作必须在中央局的指导下进行系统改造。10 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重申：「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更之权，如对中局或中局某同志有任何意见，应报告中央由中央解决」。这就完全确立了中央局的权威地位。

    中央局成立起始，外来干部只有项英一人，任弼时、王稼祥等尚未到达苏区。由于人员不足，各部都是空架子，所以毛泽东仍大权在握。但193 年4月，任弼时、王稼祥等人相继到达苏区，形势便逐渐发生变化。据郭化若回忆，苏区中央局形式上是项英同志掌权，但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任弼时手里，王稼祥出主意，顾作霖打先锋。检视史实，不难发现，自任弼时到苏区后，毛泽东即遭遇多重批判，越来越难以自由驰骋。首先是关于战略问题，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但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局主张「分兵退敌」，并批评毛泽东是「游击主义」。其次，在土地政策和阶级划分等问题上，毛泽东的主张又被指责为「右倾」。最后，在诸多争论中，影响最大的是关于「经验」与「理论」问题的争论。这一问题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主 动挑起。毛泽东向来重视实践问题，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做过《永新调查》。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毛泽东对抗中央「钦差」的一大利器。1930年5月，在寻邬做调查时，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需要注意的是，此一时期，毛泽东已经开始遭受中央指责。作为回应，他以自身的实践为立足点，明确反对「本本主义」。称「我们需要『本本』，但是 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必须要把上级所作的决定、指示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很明显，这段话的含义实际上就是拒绝「惟中央之命是从」。面对中央咄咄逼人的气势，毛泽东很难从组织上正面对抗，只有迂回的以「经验」、「实践」问题为突破口，而这正是外来干部的短板。10月下旬，毛泽东又在兴国做调查，1931年1月整理成文。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大胆提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这些言语明显是针对「钦差大臣」而发。4 月，毛泽东更为尖锐的指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 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不难发现，1931年前后，毛泽东屡屡提及「经验」的作用，并将其与「发言权」联系起来。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背景，便是中央「钦差」日渐活跃，开始越来越多的在苏区「指手画脚」。毛泽东显然是想借「经验」问题将他们压制住。

    但问题是，以任弼时为首的外来干部，并没有被毛泽东吓唬住。他们借助中央局及其下属的党刊党报，针锋相对的批评「狭隘的经验论」，矛头直指毛泽东。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召开，「经验」与「理论」的斗争达到最高潮。针对毛泽东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论断。任弼时在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反击称「党内 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在《红军问题决议案》中，他更加激烈的批评到：「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面对猛烈的反击与斥责，毛泽东毫无办法。毕竟，外来干部在中央局里占有绝对优势。况且，苏区的报刊也被王稼祥等人掌握，谈「理论」正是他们的强项。毛泽东既没有发声的途径，也不具备全面反击的能力。此一时期，苏区大兴「理论」之风，甚至连朱德也撰文称，红军「因为环境关系，一般缺乏理论研究」。可以说，自任弼时、王稼祥到苏区后，中央局各部门日渐充实，毛泽东便开始渐渐陷入孤家寡人的状态了。反过来看，毛泽东本想借「经验」问题来 压制外来干部，结果却被打成「狭隘的经验论」者。这恐怕是他起初没有想到的。

    中央局作为苏区最高权力机构，被任弼时、王稼祥等外来干部掌控。毛泽东的权威日渐被削弱，此前的争论已经是明显的表征，而 1932年1月的叶坪会议，就更能直接说明问题。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他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但中央代表团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因为批评者人多势众，毛泽东被迫沉默，「一言不发」。中央局则在会议途中就更换主持人。毛泽东虽然愤懑，但毫无办法，只有在会后请病假，前往瑞金郊区东华山古庙假休养。可以看出，在苏区核心权力层中，毛泽东已被完全孤立。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毛泽东请病假休养，暂时离开中央局，实际上带有「以退为进」的意思。1929年红军七大时，朱毛相争，毛泽东也是称病隐去，等待中央裁决。然而，此次毛泽东拂袖而去，中央并没有积极挽留。直到两个月后，红军攻打赣州遇挫，项英才去请毛泽东「出山」。但回到前线后，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并未被采纳。因为，他向偏远地区发展的主张，完全不符合中央的「进攻」精神。在李立三时期，毛泽东尚能硬顶着中央的压力，独断专行。但后来，因为有中央局的强力制衡，毛泽东已不可能自行其是了。可以说，自中央局这一权力机构成熟完善之后，毛泽东的手脚便被牢牢束缚住。1971年，毛泽东在〈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中就说：「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未将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看作转折点，而是从 1931年算起。很明显，这个时间点正是中央局成立和外来干部大批到来的时期。

    总前委时期，毛泽东一言九鼎，完全驾驭着苏区最高权力机构。但中央局成立后，权势便开始发生转移。毛泽东虽然进入了新的核心权力层，但毕竟属于少数，不能像以往那样主导局面。中央局取代总前委，实质性的意义是人事变动，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中央派遣的外来干部占据核心地位，而毛泽东及大批原苏区干部则纷纷被边缘化。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并非没有反击，但中共中央依靠权力结构之调整和基层干部对组织的信仰，有效而平稳的渗透进军队，最终全面掌握苏区的军政大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基层干部对中央、对组织的信仰绝非一日之功。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就特别专注于组织建设，陈独秀等人屡次强调「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以后见之明观之，中共「先党后军」的发展路线虽然一时受挫，但却具有强大的韧性。1927 年后，中共革命转向武装斗争， 前期的组织建设、信仰养成不但没有荒废，反而为后来的军事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中共中央能够有效控制红军，与这样一个潜在的制度基础，有莫大关系。

    四、道相通，谋相异，权相争 —宁都会议的前前后后

    自中央局进驻苏区后，毛泽东就不断受到压制，直到宁都会议上被完全架空。高华将毛泽东的失势完全视为权力斗争失败的结果。但实际上，毛泽东与中央局的纷争，并不完全是权谋的算计与较量。这场冲突至少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即：道、谋、权。在终极层面上，毛泽东与中央都希望革命胜利，可谓是「道相通」。但在如何取得胜利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的看法与中央历来不同。从井冈山时期起，上海中央就指责毛泽东「右倾」、「保守」，后来苏区中央局与毛泽东争论的其实还是这个问题。这或可视作「谋相异」。谋略不同，导致争论不断。那么，最后就必定会涉及到权力角逐。事实上，毛泽东与中央局也正是因为谋略上的分歧，才一步步发展到权力相争。毕竟，谋略与权力很难分得开。通常来讲，只有谋略在实践中运用成功，才会获得并巩固权力。1927 年后，毛泽东在苏区的崛起，正是遵循着这条道路。但反过来看，很多时候，谋略的实施也都要以权力为依托，尤其是当革命者之间出现分歧时，「正确」的谋略总是与最高权力联系 在一起，而失去权势者的论说，大都被视为「路线错误」 。

    需要说明的是，从谋略分歧，到权力相争，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中央并非一开始就要处心积虑的弄垮毛泽东。因为「道相通」，所以中央起初对毛泽东极力「优容」，但毛泽东却不知「悔改」。可以说，在如何革命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上海中央一直不能达成一致。中央屡次批评苏区政策 「保守」，可是毛泽东视若无睹，仍坚持己见。1931年中央局进驻苏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纠正过去的「错误」、「以便保证国际和中央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不难推想，中央局的「纠错」举动，必定要涉及到人事纷争。从这个角度看，宁都会议上，中央局剥夺的其实不只是毛泽东的权力，更为关键的是斩断了另一种革命道路的可能性。从全域看，后者的意义与影响恐怕更为重要。

    毛泽东与中央局的「搏斗」曲折隐秘。因相关档案材料开放不够，所以诸多细节仍然扑朔迷离。本文虽尽力搜罗，但也只能呈现一个大致轮廓。总体上看，赣南会议(1931年11月)之后，毛泽东的权威便遭到极大削弱。当时以中央局成员为首的外来干部已经从上到下占据着要害部门。1931年11月15日，王稼祥等人致电上海临时中央时即称：「中央局同志多已分任军政工作」，正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1932年1月，叶坪会议上毛泽东愤而离队「休养」，实际上已经有点孤家寡人的味道了。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不能苟同中央的「进攻」政策。当周恩来到苏区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在偏僻区域(主要是赣东北和闽西)扩大苏区的计划，反对攻占中心城市。然而，周恩来并没有积极回应。「毛泽东遭到反对后，暂时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毛泽东战略计划不被认同，其实与整个大环境有关。1932年前后，从共产国际到中共中央都充满乐观的情绪。如1931年11月20日，米夫给史达林的信中就谈到，「现在形势有所不同」、「应该从防御转入进攻」。稍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极力倡导向中心城市进攻。这标志着革命战略全面转向激进。与此同时，苏区报刊也都在铺天盖地的宣扬「向外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所以极为乐观，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国民党各军阀派系混战正如火如荼，使得中共以为有机可乘；其二，「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承受巨大压力，中共产生趁火打劫的心态。应该说，除毛泽东外，当时中央局成员都主张攻打中心城市。此种局面之下，毛泽东仍能坚持其一贯的「右」倾主张，这其实相当不容易，没有足够的胆魄，很难有此坚持。瞿秋白曾讲：「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应该说，这是一个精准的观察。毛泽东的「不识时务」，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并非惟权势是瞻。

    中央局主导的「进攻」战略确定后，1932年1月，红军开始攻打中心城市—赣州。毛泽东自然表示反对。但中央局对攻打赣州很有信心。彭德怀、朱德等军事将领也都持乐观态度。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亲赴前线督战。当时就有人讲：等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不难想象，若是红军顺利打下赣州，毛泽东一定会「休养」更长时间。幸运，又或者说不幸的是，红军苦攻赣州两个月，非但不克，反而自身伤亡惨重。这一方面是因为赣州城墙坚固，且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另一方面是因为敌情判断错误，红军当时估计守城兵力是 8000 人，但实际上有 1.8 万人，而负责围攻的红三军团才 1.4 万人。红军久攻不下，中央局才委派项英去请毛泽东奔赴前线参加决策。

    毛泽东归来后，秉性不改，仍旧兜售他一贯的保守战略。1932年3月中旬，在江口召会议上，他尖锐的批评攻打赣州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再次主张往赣东北、闽西等偏远地区发展。红军虽然被迫撤离赣州，但中央局既不认为攻打赣州是战略失误，也不接受向偏远区域转移的建议。3月23日，王稼祥发表〈围攻赣州的教训〉一文，非常明白的重申了「进攻」的正确性。他首先就指出：攻打赣州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至于遭遇失败， 一方面是因为后方医药、粮食、弹药等问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是因为红军中游击主义传统浓厚，导致各自为政，下级不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很明显，中央局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红军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国民党的强大。这与毛泽东的看法迥然相异。王稼祥最后谈到，假若因为赣州撤围，而认为提出争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过早，应向着偏僻的地方发展，不应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不夺取中心城市，「这一切观念都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此段论述明显是针对毛泽东。可以说，赣州惨败，虽然让毛泽东得以迅速复出，但在战略构想上，他与中央局的冲突仍然难以调和；进而，在整个权力体系中，他也仍旧不能占据主导地位。

    江口会议后(1932年月) ，按中央局的既定政策，应该是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组成西路军，两路军队 「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但毛泽东仍未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军队出发前， 他成功说服红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等人，并鼓动他们向中央局施加压力。林、聂3月 21日向中革军委报告称：「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中央局的决议被临时更改，引起很大震动。3月27日、28日，连续两天，周恩来在瑞金主持中央局会议，重新讨论军事战略问题。经过激烈争论，进军闽西的主张被勉强通过。

    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局更改了既定方针，看似赢得了一个回合。但实际上，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事纷争。中央局成员对毛泽东的排挤与防范之心更趋严重。谋略分歧与权力争夺不可避免的混杂在一起。当毛泽东率军向龙岩、漳州进军时，留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密切配合上海中央的指示，对毛泽东发起了严厉批判。先是4月14日，临时中央来信，强 调进攻「战略」，要求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5月3日，毛泽东 接到转发来的中央函电，毫无顾忌的回复称：「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也许毛泽东误以为苏区中央局会站在他这边，所以才会有如此大胆的言辞。但问题是，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并未热烈回应。就在同一天，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联名给上海中央去信，表示 接受上海中央的批评，并一致谴责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乃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声称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这条路线。报告最后称：「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上进行批评」。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与毛泽东完全撇清关系，全体成员站在他的对立面，毛泽东彻底成为孤家寡人。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又在汀州开会讨论中央指示， 并正式作出决议。在决议中，中央局一方面痛斥毛泽东「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的战略，批评他的主张「简直是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 另一面，又坚决表示会「彻底纠正」这种错误。此一时期，毛泽东在前线带兵打仗，相继攻克龙岩、漳州等城市，极大补充了红军物资，可谓战功卓著。但后方中央局却在毛泽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发动一连串批判，这让毛泽东异常愤怒。6月初，毛泽东从漳州回师赣南，才看到中央局5月11日的决议。事过 9 年后，即1941年，他谈及此事，仍旧心绪难平，称：「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其愤懑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1932年6月初，毛泽东率东路军回师赣南。大约在同一时期，为应对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央局对红军编制做了调整—主要是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但建制恢复后，毛泽东并未官复原职(毛泽东原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央局原本计划由朱德任总司令，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任总政委，毛泽东仅以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但周恩来认为，若由他兼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周恩来称「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这句话通常被拿来当做周恩来拥护毛泽东的例证。其 此语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周恩来的确是充分认识到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但另一方面，这段话也表明他们二人在战略上存在分歧。周恩来明言：他(按：指毛泽东)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不难看出，周恩来让毛泽东留在前线，主要是让其在「战术」上发挥作用。至于在战略问题上，则是要督促毛「改正错误」。这或可视作「用小弃大」。周恩来的设想固然不错，但毛泽东绝非只满足于「战术」指挥，战争一旦开打，他必然要在战略层面上「指手画脚」。后来宁都会议上的冲突，恰恰就是源于战略层面上的分歧。

    在周恩来力荐之下，毛泽东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这个总政委与稍前的总政委暨(毛泽东首次担任的总政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930年8月， 首次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时，毛泽东是军中最高领导人，基本上可以「自行其是」。但在新的权力架构中，前线最高军事会议是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周恩来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毛泽东的作用仅限于具体的战术布置，一旦他有「右倾」苗头或提出「保守」的战略主张，周恩来便会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不难发现，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周恩来独占鳌头。他担负着随时纠正毛泽东「错误」的重任。毛泽东虽被任命为总政委，但权力已大大受限。

    毛泽东被防范，固然有权力相争的因素，但最关键的原因应该还是谋略分歧。周恩来让毛泽东留在前线并不是因为赞同他的「保守」策略，而是看重毛泽东带兵打仗的能力。如果说毛泽东「安于本分」，只在具体的战术上出谋划策，不对整体的「进攻」战略提出异议，那么，他仍然能够留在核心权力层。毕竟，革命者之间有共同的「道」，尤其在革命成功之前，尚不至于因权力之争而你死我活。但问题是，毛泽东在前线仍旧习性不改，「机会主义路线仍在继续」，并「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在此种局面下，周恩来及其他中央局成员必然会出面「纠正」他的错误。如此一来，人事纷争便不可避免。

    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正式委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23日，战斗结束，红军胜利攻克乐安、宜黄。按中央局的既定部署，红军下一步应当进攻中心城市—或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但毛泽东再一次试图改变中央局的战略部署。他计划先分兵赤化河西两岸，等待敌情变化，实际上就是拒绝进攻中心城市。这引起多数中央局成员的不满。当时中央局共有8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前线；任弼时、顾作霖、项英、邓发在后方。现存研究认为，此次争论是因为「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表面上看，这个论断似乎有几分道理。毕竟，主张「暂缓出击」、「等待敌情变化」的信函，是由在前方的周、毛、朱、王联名发 出；而要求「进攻」的信函，是由在后方的任、顾、项、邓联名发出。前后方的观点泾渭分明，而且各有4人署名，似乎有两派相争的迹象。但问题是，若前方周、毛、朱、王都主张按兵不动，那么毛泽东何以会在宁都会议上成为孤家寡人？若当真是前后方成员的看法不一致，那么宁都会议 上的争论至少应当是势均力敌，不至于仅打倒毛泽东一人。

    事实上，前方的「保守」主张，主要来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未必同意。查前方4人联名发出的信函共有3通。分别在1932年9月23日、9月25日、9月26发出。这几封信都是在申述不进攻的理由，周恩来也都有签名。但周恩来真的是与毛泽东站在一起，主张「保守」战略吗？其实不然。最关键的证据是，除共同联名给后方中央局发信外，周恩来在9月24日曾单独给后方中央局发了一封信。此封信明白提及他与毛泽东的争论。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首先表达了对于前方意见不能统一的不满。周恩来称，「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立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关于争论的原因，在周恩来看来是因为前方组织「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负责人有不同的意见，「以致许多行动并非在一致的路线下执行的」、「且行动定了、做了，又人各一见，各异其解释」。这番话充分表明，前方4人，即周、毛、朱、王的意见并不一致。所以，这场争论并不是源于前方中央局成员与后方中央局成员的分歧，而是前后两方中央局成员与毛泽东个人的分歧。

    在信中，周恩来还隐晦表达了对毛泽东的不满。他向后方中央局状告到：「前方每遇商榷之事，动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定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出毛泽东，但所指已十分明显。尤其是「随意恣谈」、「不值定则」二句，是极典型的毛氏风格。信尾，周恩来向后方中央局建议：「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持一见，不如抽出人来做前线与后方的群众工作」。后来的结果，恰如周恩来所建言的那样—毛泽东离开前线，去后方做群众工作。周恩来私下与后方中央局联络，致使毛泽东被彻底孤立。这应该是宁都会议上毛泽东一败涂地的关键原因。

    为解决争论，9月30日下午，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携带刘伯承从瑞金出发，前往宁都，准备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刘伯承并非中央局成员，之所以带其去前方列席会议，完全是周恩来的提议。在9月24日的信函中，周恩来明确讲到：「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 来警醒我们」 。当时前方的参谋长是叶剑英，周恩来显然认为叶剑英不能胜任。宁都会议一开完，10月上旬，上海临时中央就发电报命令叶剑英与刘伯承职务对调，叶剑英回后方任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出任参谋长。表面上看，叶剑英被调开是缘于临时中央的命令，但实际上是周恩来的作用，临时中央只是给予追认。之所以调刘伯承到前方，是因为他曾在苏联学习过军事，理论经验丰富，而且擅长正规军事战略，这与毛泽东从经验中得来的「游击战理论」恰巧是针锋相对。周恩来期盼他「时时以应该遵循的 原则来警醒我们」，这个「原则」显然是正规战的原则。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刘伯承恰是「正规战」战略的主要策划者。宁都会议后，叶剑英与毛泽东一同被调回后方。「途中，两人交谈甚深」，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

    1932年10月3日到8 日，中央局全体会议暨宁都会议召开。但因为 有留下会议记录，所以具体过程不详。只有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给上海临时中央发的一份简报上，大体讲述了会议经过。主要内容有：一、全面批判毛泽东「保守」观念，简报中称之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11月12日，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给上海临时中央的信中也提到，由于毛泽东公开反对中央的行动方针，「因而我们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二、决定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如此一来，周便可以「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避免纷争。这其实是回应了周恩来在9月24日的信中提出的「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等问题。可以发现，周恩来在9月24日的「私函」中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实际上都得到了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简报中提到，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要毛泽东留在前线当「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但中央局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不同意让他「主持战争」。「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即让毛担任「助理」一职。留毛泽东在前线当「助理」，自然是让其在「战术」上出谋划策。这与之前让毛泽东出任总政委的设想如出一辙。至于让毛泽东「负主持战争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只是虚晃一枪。毕竟，就当时情势而言，毛泽东的保守战略，绝对不可能被中央局接受。周恩来对此应该相当清楚，况且他自己也不同意保守战略。因此，周恩来这个注定要被否决的提议，也许只是用来安慰毛泽东，又或许是用来试探中央局其他成员的反应。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围剿」，自然不愿意担任「助理」一职，再次称病要求回后方休养。这其实正中中央局的下怀，因为在宁都会议召开前，即9月30日，后方中央局给临时中央去信时就表示：「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不难发现，在会议召开前，前后方中央局成员，实际上已经串通一气，意欲共同向毛泽东发难。因此，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一败涂地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