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01：冀鲁豫兵工厂盖亮式步兵炮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兵器厅地下一层西北角，静静地蹲着一门大炮，炮身上铭文：盖亮式步兵炮。

    与火炮大厅内摆放的一排排不同时期国内外各种型号的大炮相比，它真的只能算是一门小炮。它仿造于日本九二式步兵炮，但略有不同：口径70mm，与九二式口径相同；自重295公斤，比九二式重83公斤；射程3千5百米，比九二式远670米；体积与九二式相仿，目视其大小相当于一辆旧时的人力黄包车。它是冀鲁豫八路军兵工厂在抗战胜利后自己制造的一款中国炮，别嫌它土气，这是纯手工打造的，当年总共只生产了4门，在收藏界算得上是火炮中的极品了。

    这门冀鲁豫八路军的大炮已在军事博物馆里默默地蹲了半个多世纪。在建军九十五周年之际，作为冀鲁豫八路军的后代，我专程前来拜访它，试着为它擦去身上的历史尘埃，再现它当年的传奇。展厅里，静谧的光线洒在它的身上，我伫立凝视良久，仿佛听到它娓娓而谈当年那些烽火连天的故事。

    大炮，对于冀鲁豫八路军来说，始终是个奢侈品。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和父亲在家里看电视，不记得是什么话题引起了父亲的回忆，谈到了八路军打鬼子端炮楼、攻城的艰难。当年，父亲在冀鲁豫八路军五分区当特务连连长时，有一次，分区首长决定要打掉一处敌人据点，恰巧分区正负责转移一名不久前被日军击落跳伞的美军飞行员经延安回大后方。这个人高马大的美军飞行员听说八路军要攻城，执意要到前线去观看，反复纠缠后分区首长同意了，让他跟着走，特务连警卫。

    攻城战斗在白天打响，这一把是硬干。首先，八路军工程队负责挖交通沟，尽量使攻城部队避开敌军火力封锁靠近城墙根。然后，火力队机枪开始封锁城墙上的敌军火力点。此时，架梯队战士们抬着云梯跃出交通沟，一口气冲到城墙根，把云梯紧紧搭在城墙上。最后，突击队员们立刻跃出所隐蔽的交通沟，拎着大刀、短枪和手榴弹开始攀爬云梯，登城肉搏。云梯是由几把梯子续接捆绑组成的，有十几米长，突击队员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往上爬。

    城墙上鬼子和伪军拼命火力反击，敌人手榴弹从上面仍下来，在城墙脚爆炸，有扶梯子的战士被崩倒，在梯子上攀爬的突击队员中弹后也噗通、噗通的往下掉，此时美军飞行员看了直摇头，摊开双手，嗷嗷叫。八路知道美国佬没有见过这种攻城阵势，首长通过翻译问美军飞行员：美军攻城时怎么打？由于八路土翻译的水平有限，美军飞行员只能手舞足蹈的比划，嘴里面还模拟着声响，表现出大炮推过来、瞄准、开炮，最后嘴里发出“轰”的声音，用双手做了一个爆炸的姿势。这一下连我父亲也听懂看懂了：用大炮直接轰击！

    大炮？八路哪里有啊！我父亲刚上任军分区特务连连长的时候，由于前任连长把驳壳枪背走了，他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手枪，打仗的时候只能皮带前面插两颗手榴弹，皮带后面插一把手柄指挥旗，每当冲锋时，只能用手挥舞着小红旗带着全连前进。

    冀鲁豫八路军多么想拥有自己的大炮啊！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冀鲁豫八路军在与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作战中，一次又一次地去抢夺日本鬼子的大炮。而且夺取大炮后，还要保护好大炮，还要让大炮在自己手中发挥作用。为此，八路军前辈们用鲜血、生命和智慧演义了一部冀鲁豫大炮的传奇故事。他们不仅能抢夺日本鬼子的大炮，后来居然还能自己造炮弹、修大炮、造大炮了。

    一，履次夺得日军大炮

    俗话说，不怕那个啥偷，就怕那个啥惦记。用这个比喻说八路，有点儿大不敬，但1941年元旦前后，驻扎在鲁西郓城县城内的侵华日军第32师团的大炮，还真就被八路军官兵们给惦记上了，他们策划、组织了一次夺取日本鬼子大炮的专项作战行动。过去，有不少红色经典电影表现八路军炸军火、端炮楼的故事，但还真没有哪部电影来表现一下夺取日本鬼子大炮的故事。这里，就从后向前说3个八路军夺炮的故事。

    第三次夺炮：潘溪渡围点打援。这是冀鲁豫八路军第三次夺得日军大炮。直接参加并指挥本团这次战斗、时任八路军鲁西军区教导三旅七团政委杨俊生，在回忆文章《潘溪渡夺炮》中描述了这一次战斗经过。

图02：杨俊生文章《潘溪渡夺炮》

    另外，时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思玉在回忆录《八年抗战》中，时任教导三旅副旅长王秉璋在战斗结束后不久起草的《潘溪渡完满的平原歼灭战的总结》中，以及其他许多战斗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中，都从不同角度记叙了这次夺炮战斗。

    这次夺炮计划最积极的始作甬者之一是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思玉，他喜欢大炮许多八路官兵都知道。1937年秋红军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在汾离公路张庄伏击战中，曾思玉亲率一个排直接去抢夺日军九二式步兵炮，由于敌军火力太猛上不去，没抢到。回来后，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半玩笑地批评他：“你这个政治处主任想用一个排去抢一门炮？胆子也太大了，这样能行吗？党培养你这样一个干部不容易啊！”1940年秋，曾思玉率领七团在巨南打会道门时，驻扎在荷泽的日寇出动1百多人，携带一门九二式步兵炮，想趁火打劫，在后面袭击一下八路军。听说有大炮送来，曾思玉马上调整部署：夺炮。不料，七团有一个营头一天晚饭时误食桐油，此时全营正上吐下泻，已失去了战斗力。没有办法，再次望炮兴叹。

    1941年元旦，鲁西军区政委苏振华和政治部主任曾思玉来到教导三旅七团，参加全团祝贺新年的大会。苏振华做完报告后，曾思玉问大家：“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与敌人斗争的焦点就是安据点与打据点，我们打敌人据点需要什么条件啊？”

    台下官兵齐声喊到：“大炮！”于是，七团团长刘正和政委杨俊生捧着早已准备好的大红决心书走上讲台，代表全团官兵向军区首长表态：“一定要以新的战斗胜利迎接1941年，打好第一仗，缴获郓城日本鬼子的九二式步兵炮！”全团官兵口号声此起彼伏，情绪高涨。

    郓城，这个被日寇占领为据点的小县城，正是小说《水浒传》里刀笔小吏宋江同志上班的那个县城。

    夺取郓城日寇九二式步兵炮是鲁西军区拟定的1941年开年大事。但是，大炮平时都在郓城县城里，直接攻打重兵防守的鬼子据点进城去抢大炮吗？不行，八路军当时还没有这个攻坚实力。军区司令员杨勇等首长和作战部门反复研究后决定：围点打援，先佯攻敌侯集据点，把敌郓城里的日寇大炮吸引出来增援，然后在野外伏击抢夺之。为此他们拟定了2套作战方案。开战前五天，军区安排政治部主任曾思玉率九团部队前往巨南开展工作，因九团行军队伍要经过敌侯集据点，杨勇司令员亲率准备参加夺炮战斗的七团、军区特务营、军区骑兵连和二分区营连军政干部骑马混在九团行军队伍当中，佯装行军经过侯集，借机来回在郓城至侯集一带公路上仔细勘察地形，并现场确定：把敌人必经之路的潘溪渡至郭家海约2.5公里长的一段公路作为伏击地段。这里是郓城至侯集公路与黄河故道的交叉点，公路两侧是黄河故道大堤，公路边是一些村落，便于部队潜伏隐蔽。

    兵力部署是：军区特务营担负佯攻西北方向的敌侯集据点，吸引东南方向郓城之敌出城增援；七团在潘溪渡至郭家海公路边的村落中埋伏，三个营分别在公路两侧呈口袋状布阵，负责歼灭敌郓城援兵并夺取大炮；二分区特务连埋伏在路北黄河故道大堤东岸，负责警戒、阻击东北方向肖皮口可能前来增援之敌；军区骑兵连潜伏在路南黄河故道大堤西岸，负责打响后立即前往潘溪渡公路上设伏，警戒、阻击郓城之敌可能再次出来的增援。军区指挥所设在伏击地段路西的秦家集。

图03：潘溪渡战斗示意图

    1月7日夜，军区特务营前往敌侯集据点，七团、军区骑兵连、二分区特务连分别潜入潘溪渡至郭家海沿线各自阵地。华北平原黄河故道的深冬寒夜，气温零下10度，潜伏在野地里的官兵们咬牙坚持，不能暴露。子夜，侯集方向传来密集枪声，军区特务营佯攻打响了。

    敌侯集据点里有鬼子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大队。军区特务营连夜挖壕迫近城墙，故意把动静闹得很大，搞得象真的一样。枪声响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太阳高挂，郓城方向鬼子一直没有动静。敌人会不会如我们所愿带着大炮出来呢？潜伏了一整夜之后，八路们肚子饿得咕咕叫，从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都在焦虑的等待之中。

    七团一营埋伏在碱厂店路边村落的民宅里，战士们用刺刀在墙上掏开小洞对外观察并作为射击孔，团长刘正把团指挥所设在碱厂店一处民宅房顶上，平顶房上堆着一些柴草杂物，便于隐蔽和居高临下观察、指挥作战。从部队进入潜伏地域开始，伏击地段全线封锁，人员只进不出，路边村落街上的民众都已被做了工作，一切活动照常，街面上和田野里偶尔可看到几个推磨、拾粪、干农活的村民，那都是由八路军化妆扮演的，严防走漏消息。

    上午10点，终于传来好消息。从昨夜起，军区敌工科就带着电话机和日本反战同盟会员水野靖夫，一直在黄河大堤上的电话线杆子下监听侯集据点日军与郓城据点日军的通话：侯集据点敌人弹药快没了，郓城据点将派出一个日军中队、一个伪军大队，带1门大炮、4辆汽车前去增援。我军在前几个月对敌袭扰作战中，已经摸到鬼子作战行动的规律：夜袭固守，拂晓必援。当地日本鬼子夜里一般是不敢走出据点的，外面都是八路军的天下。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鬼子半夜出来偷袭村庄是特殊情况。杨勇司令员敢于坚持让大批部队彻夜潜伏野外，守候日本鬼子带大炮出动，是基于对敌军行动规律的把握和我方连续不断的电话监听。

    上午11点，郓城据点日伪军约4百人带着那门宝贵的九二式步兵炮，沿着公路徐徐开进至潘溪渡附近。当走到距村落2公里处，敌人大队停了下来，怕有埋伏，日军指挥官软原少佐派出尖兵侦察。第一次派出的是伪军一个班进村察看、询问，没有发现情况。但还不放心，又派出了一个日军骑兵班进村侦察。敌人先后两次进村侦察，没有异常情况，街上化装成村民的七团官兵还主动迎上去，点头哈腰献殷勤，甚至帮着日军骑兵溜马。村民告诉日军：没有八路。一个日军骑兵转到一处民宅前用马刀拍门，躲在门后的八路军战士们立刻端起了刺刀，一营教导员假装妇女的声音说：“俺害怕，不敢开门。”鬼子骑兵居然没有下马进屋，真是有惊无险。

    中午1点，敌人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后，软原少佐见先后两次侦察都没有情况，便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日伪军纵队依次通过村落，九二式步兵炮走在纵队的最后面。敌人大队前锋已经穿过村落，软原少佐骑马走在纵队的中腰，他刚走进村落就发现街边房顶上柴草堆情况异样，立刻下令全体调头后撤。此时日军大炮刚刚走到村外黄河大堤上，还没有进入伏击圈。七团团长刘正一看鬼子要跑，不能再等了，果断下令开打。于是枪声四起，拼杀遍地。军区骑兵连听到枪声信号后，迅速从黄河西岸策马翻过黄河大堤，前出至潘溪渡公路上，下马筑垒，准备阻击再次从郓城前来增援之敌。至此，我对敌伏击包围圈完全合拢。

    混战中，停在大堤上的日军炮兵慌乱地向村落里开了几炮，这恰似发出了一个招引八路夺炮的信号。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八连和七连官兵分别扑向大堤，去抢夺那门九二式步兵炮。此时退缩至大堤上的日本鬼子炮队有30多人，见状不妙，一边反击，一边拖起大炮就往郓城方向逃跑。经过数番激烈的互相射击、拼刺和肉搏，七连终于夺取并控制了那门大炮。

    刚控制了大炮，潘溪渡方向公路上就传来激烈枪声，郓城敌军第二次增援部队赶到了，但立刻遭到军区骑兵连和奉命前来支援的二分区特务连联手阻击，敌人只得丢下20几具尸体和1辆汽车，逃回了郓城。

    下午5时，战斗结束，全歼了这股敌人。此战，击毙日军软原少佐以下日军军官9人、日军士兵150多人，击毙伪军军官3人，伪军士兵约2百人，俘虏伪军30多人，缴获重枪机2挺、轻机枪6挺、步枪190多支，钢盔1百多顶，呢大衣1百多件，击毁汽车4辆，还缴获手榴弹、西药等物资一批，当然还有那门宝贵的九二式步兵炮。这是一次漂亮、完全的伏击歼灭战，有勇有谋，直达目的，已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成为我军正史中的一个经典战例。这是冀鲁豫八路军的光荣，当年的七团部队后来发展沿革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一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四十六师。

图04：王秉璋《潘溪渡完满的平原歼灭战的总结》

    荣誉是流血牺牲换来的。此战，七团官兵伤亡138人。作战中，我军虽然英勇，但作战也存在若干不足。战斗结束后不久，教导三旅副旅长兼鲁西军区副司令员王秉璋撰写了《潘溪渡完满的平原歼灭战的总结》，详细分析了此战中我军表现的8条优点和4条缺点。其中，第4条缺点是：“第四，格斗力微弱。一方面由于刺刀之不全，同时由于我刺杀教育不确实，只图整齐雅观，不图实用的形式主义，是格斗能力不能得到应有提高的主要原因。在这次战斗中，最后解决敌人炮兵时，我一个班向敌冲锋，竟被一个日本持剑炮兵砍倒6个。而退回后以一个排再冲，将敌仅余之一个炮兵击毙后方将炮抢到。”同志们，看到这里，会感到有些令人扼腕吧？这就是当时八路军的真实情况。从1944年初冀鲁豫军区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上报的军事实力报表中，可以看到：全军区“刺刀、马刀7335把。……刺刀平均每7支枪一把。”也就是说，冀鲁豫八路军不是每支枪都配有刺刀的。

    以前曾多次听父亲讲过他当连长时带队与日本鬼子拼刺刀的一个故事。一次，日军两辆卡车满载着军曹、伍长误入我五分区临时宿营地，日军与分区部队激烈交战大半天后，剩余十几个鬼子占领并畏缩在一个废弃的破炮楼里死守待援。此时分区首长和机关正在转移，分区首长命令我父亲带领特务连去殿后并解决战斗。父亲安排一个排保护电台先走，再安排战斗力弱的一个排掩护首长和机关转移，自己带特务连一个能打的排上去，替换原来围攻鬼子的分区部队。上去打了一阵子后，双方基本都没有弹药了，于是，父亲决定向破炮楼里剩余的几个鬼子发起冲锋，拼刺刀。可是部队刺刀太少、质量太差，于是赶紧派战士到附近村子老乡家里借来几杆红缨枪，让战斗骨干拿着红缨枪爬上炮楼前壕沟边的破栅栏，站在上面，与躲在栅栏下面的日本鬼子对刺。你戳我，我戳你，搞了很长时间。

    父亲对日本鬼子的刺杀技术和拼命精神还是很认可的。他讲过一个日本反战同盟士兵教他连队战士练刺杀的故事。八路军战士大都是泥腿子出身参加革命党，都是在战斗中成长的，鬼子和顽军三天两头来扫荡、袭扰，八路军部队不得消停，战士们去哪里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呢？打仗全凭勇敢不怕死。一天，日本反战同盟士兵握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给全连做刺杀示范动作。只见他站在距木棍麦秸捆绑的标靶十步远的地方，全身憋足了气，涨红着脸，眼睛死死盯住标靶，突然，他高声喊着“呀……”，双手端枪一溜小跑冲向前去，借着冲击惯性，全力把刺刀捅进标靶，直到枪管口触碰到标靶。数九寒冬，他只做了三回合示范动作，头上的汗就流下来了，不得不摘下帽子用毛巾擦汗。擦完汗，接着再来。这种表现与我军平时有形无力的刺杀训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个日本兵每一回合都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现在，从各种回忆文章、书籍中所讲的情况分析，我估计这个教八路练刺杀的日本兵，就是前面讲的那个侦听候集据点与郓城据点之间日军电话的水野靖夫。他是侵华日军里的志愿兵，不是被征召入伍的，而是自己主动报名参军的，被俘前是日军上等兵，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被俘后，经八路军长时间教育感化，他逐渐转变了，成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日本反战同盟的负责人。

    第二次夺炮：梁山诱敌深入歼灭战。这是冀鲁豫八路军第二次夺得日军大炮，直接参加并指挥本团这次战斗、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旅一团政委戴润生在回忆文章《梁山凯歌》中描述了这次缴获3门日军大炮的战斗。

图05：戴润生文章《梁山凯歌》

    另外，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的日军士兵水野靖夫也在《反战士兵手记》一书中描述了他在这次战斗中的亲身经历。

    1939年7月底，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东梁山附近成立了一个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

    8月1日，独立旅一团（欠二营）正在部队驻地梁山开展军民联欢，庆祝建军12周年。

    上午8时，团侦察员忽然来报：一个由日伪军混编的大部队正从运河东面开来，看样子准备渡河过来。

    上午9时，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派骑兵通信员给一团团长周海滨和政委戴润生送来作战命令：日军第32师团一个大队及伪军一部约4百人，携大炮3门，战马50多匹，从济南出发，经兖州，在汶上县集结后，直奔郓城、荷泽一带活动，然后经济宁返回济南。日军要在鲁西地区进行一次示威性扫荡，为当地的日伪军撑腰打气。师部命令独立旅一团立即尾随该敌，相机打击这股敌人的嚣张气焰。由于此时旅部和旅长杨勇正在肖皮口以北地区活动，相距较远，眼下情况紧急，靠近师部驻扎的一团就由师部直接指挥了。一一五师师部指挥所设在梁山的郝家山头上。

    一团驻扎的这个梁山，正是小说《水浒传》里讲的那个水泊梁山，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地方。据当地朋友讲：现在当地吃酒席，没有三斤以上高度白酒的酒量根本就没有资格入席，只能站在旁边帮着斟酒、打杂，抽空向来宾敬两杯酒而已。只有五斤以上的量才能成为正式宾客，有座位；有七斤以上的量才会受人尊重，才敢说自己喜欢喝一点酒；但是，在九斤量的主陪面前，谁也不敢太放肆。当地人每次出门参加酒席之前，先在家里自己打开一瓶高度白酒，一口气灌下去，抹干净嘴巴后再出门。在酒席上还得假装推脱自己不会喝酒，免得上了酒席被别人指责馋酒，来占便宜。

    一团官兵在梁山住了一阵子后，酒量虽然没有增加多少，但下山剪径的习惯却受到了历史的熏陶。接到师部命令后，他们这就要下山去打劫日本鬼子了。

图06：梁山战斗示意图

    上午10时，一团悄悄接近了敌人，隐蔽地与敌人平行前进，敌人的兵器碰撞声，战马嘶叫声，不断传入一团官兵的耳朵里。当前进至梁山脚下5公里处的王府集时，负责诱敌的我游击分队向敌人大队打了一阵子枪，敌人受到惊吓，乱了一阵子，甚至还漫无目标地开了几炮。见没有八路了，又放心大胆地继续向前行军。

    当敌人走到梁山脚下时，师特务营和骑兵连突然斜插出来，迎头对敌人又是猛烈射击一阵子，然后也迅速撤离。虽遭八路两次袭扰，但并没有真正吃到苦头的日军反而麻痹骄纵起来，满不在乎，横冲直撞，只管前进。

    中午12点，鬼子行进到了独山庄。八月的正午天气炎热，鬼子长途行军再加上打仗折腾了一上午，此时已是疲惫不堪，干脆就在独山庄停下来休息，埋锅造饭，一些鬼子还跑去池塘里洗澡，完全不担心八路，更没有发现一团一直悄悄尾随着他们。

    一团此时也就地隐蔽休息。团长周海滨带领一、三营排以上干部抵近独山庄，现地观察敌情和地形，研究选择有利的歼敌战场。此时，休息的敌军分两部分驻扎，两门野炮摆放在独山庄以东的石灰窑附近，并构筑了临时炮兵阵地，约有1百多日军防守；另一部分日军驻扎在庄南的戏台上，周围有高墙，并配有机枪和1门山炮防守，与东边石灰窑的日军遥相呼应；庄东的院落内驻扎着伪军。一团领导下决心：在黄昏时全团发起进攻，歼敌于此。三营主攻，一营作为预备队。

    时间在流逝。天色还没到黄昏，前方观察哨报告：在独山顶上担任警戒的鬼子开始下山了。不好！这是敌人要开拔的信号，敌人肯定不会夜宿野外，一定是要赶路去县城里住宿的。团长周海滨立刻下令进攻。首先集中全团20多挺轻重机枪和所有迫击炮、掷弹筒向庄南戏台之敌猛打，然后发起冲锋，逐院逐屋争夺，一直打到天黑，啥也看不见时，敌我双方互有较大伤亡，输赢未定。是夜，敌我双方犬牙交错地各自据守着已占领的院落和房屋，在饥渴和紧张中，端着枪熬过了整整一夜。

    子夜，师部通信科科长周柱安奉命前来一团团部传达命令：火速派一名团领导去师部汇报情况。周海滨团长与戴润生政委商量后，决定由戴润生去汇报。

    戴润生在梁山上的师指挥所见到了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戴润生汇报了战斗进展，三个人一起分析了敌我情况。最后，罗荣桓政委说：这股敌人孤军深入，而且汶上敌军空虚，调集兵力前来增援最快也得明天中午才能赶到。你们放心打，不要顾虑敌军增援。一定要集中力量，一鼓作气，穷追猛打，争取在明天上午10点以前全歼这股敌人。戴润生来的时候还担心一晚上拿不下战斗，敌军赶来增援会很麻烦。听了罗荣桓政委的话，立刻对全歼敌人充满了信心。

    第二天拂晓，刚刚能看清人影，就继续开打。虽然日军开炮打塌了不少我军占据的房屋，但是他们占据的院落、房屋却越来越少。一团开始发起全面突击，把全团十几挺轻重机枪和掷弹筒集中到独山高地上，居高临下形成火力网，打击各个院落和房屋内的残敌。随后，窑厂之敌被歼、野炮阵地之敌被歼，两门野炮被我军控制。鬼子和伪军要么在院落、房屋中被打死，要么零星逃窜到野地里被歼灭、俘虏，完全溃败了。最后剩下一个坚实的大宅子，几个鬼子畏缩在里面不出来，十二连连长带队冲进大院后，战士们立刻上房揭瓦，逐次往屋子里扔手榴弹，会几句日语的同志还向屋内喊话：“投降出来，缴枪不杀。”最后，除了被打死炸死的鬼子外，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三个日本鬼子，都被俘虏了。

    这三个跑出来的日本鬼子中，就有那个后来大名鼎鼎的反战同盟士兵水野靖夫。他在回忆录《反战士兵手记》中说：他们残存的几个人最后困守在一间大屋子里，内心里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自裁向天皇尽忠？结果只有一个尉官自裁了。八路军上房揭瓦，往屋里扔手榴弹不说，还扔点燃的茅草，结果屋里柴草被引燃，浓烟滚滚，实在呛人，呆不下去了，只能冲出大门一搏。结果刚冲出大门就在院子里晕倒了。

    这又是一次漂亮、完全的歼灭战。共毙伤俘敌军3百多人，其中击毙日军指挥官田中少佐和长田敏江少佐（据说此人是日本天皇的亲戚，这次特地出来观战和炫耀的），俘日军6人，俘伪军8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15挺、步枪150多支、掷弹筒4具、九二式步兵炮1门、新式野炮（也许是九五式野炮）2门、战马50多匹，还有大批弹药和医药物资。但是，我方伤亡也不小，一团团长周海滨在此次战中壮烈牺牲。

    战后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就发来嘉奖电，表彰这次战斗为：在平原地区以大致相当的兵力全歼优势日军的一次模范战例。

    一一五师独立旅一团部队后来发展沿革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二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四十七师。继承了冀鲁豫八路军的光荣。

    第一次夺炮：曹县苗堤圈拦路伏击战。这是冀鲁豫八路军第一次夺得日军大炮。时任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政委崔田民在回忆文章《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片断》中记叙了这一次战斗。

    另外，时任冀鲁豫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张耀汉在回忆文章《回忆鲁西南抗战八年》中，时任冀鲁豫支队侦察参谋唐毅山在回忆文章《坚持在冀鲁豫平原》中，都记叙了这一次战斗。

    1939年3月，以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委的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在河南内黄沙区成立，下辖三个大队2千多人，很快又扩编为5个大队4千7百多人，到年底发展为1万7千多人的队伍。冀鲁豫支队活跃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第一个正式打出“冀鲁豫”名号的正规八路军部队，受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这一时期的冀鲁豫俗称为“小冀鲁豫”，是日后“中冀鲁豫”、“大冀鲁豫”的前奏。据冀鲁豫支队一大队队长刘震（后任三四四旅旅长、三十九军首任军长）在回忆录中讲：“到1939年底，冀鲁豫支队共作战1百多次，毙伤日伪军1千4百多人，俘伪军560多人，缴山炮和迫击炮10门，轻重机枪37挺，长短枪支1千9百多支，坚持了冀鲁豫根据地平原游击战争，粉碎了日军连续大扫荡。”

图07：冀鲁豫支队与大炮

    冀鲁豫支队成立后，连续打击了当地日伪顽军。1939年6月中旬，冀鲁豫支队二大队队长覃健、政委常玉清率领二大队在曹县东南的苗堤圈一带活动，一天，忽然得到群众情报：曹县日军要来找冀鲁豫支队报复。于是二大队连夜动员当地民众，在从曹县来的公路上挖了一条陷沟，二大队则提前埋伏在公路两侧。6月20日上午，驻曹县日军司令河野少佐率领日伪军3百多人，携山炮1门，气势汹汹沿公路向苗堤圈进袭。当敌军走进伏击圈，大炮卡进陷沟里时，早就埋伏在公路两侧青纱帐里的二大队立刻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顿猛打，然后冲上公路与日伪军拼杀。鬼子和伪军被这一突然猛击打懵了，我军很快就解决了战斗，击毙日伪军2百多人，俘虏伪军10多人，缴获山炮1门（估计是九二式步兵炮），日军河野少佐带着30多个残兵狼狈逃回曹县县城。

    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同时敌人的机动作战力量还处于充沛期，冀鲁豫支队尚处于创建并四处游击状态，带着大炮不便于行动，加之没有炮弹，也没有合格的炮手，所以缴获日军大炮后，就立刻拆解、埋藏起来了。后来部队东转西打，一直在战斗中游动，时间一长，埋藏的大炮也找不到了。

    1940年4月，冀鲁豫支队主力整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二旅，旅长田守尧，政委吴信泉，主任李雪三，估计约有5千多人，和整编后的344旅（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一起，随第二纵队政委黄克诚离开了冀鲁豫军区，去“发展华中”。原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参谋长卢绍武、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留下，收拢剩余部队再加上留守的新编三旅，又组建了新的第二纵队。新编二旅在随黄克诚南下华中的征战和改编中不断演变，逐步改编为新四军三师八旅等部队，最后发展沿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所以当年冀鲁豫支队缴获日军大炮的故事，并没有在冀鲁豫八路军的最终继承者第十六军的战史中直接表现出来。应该说，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也是冀鲁豫八路军光荣的继承者之一。在一九五五年开国授衔时，除已在地方工作的干部外，从冀鲁豫支队中走出了9位将军，他们是：

    上将：杨得志，刘震。
    中将：崔田民，李雪三，覃健，张池明。
    少将：卢绍武，常玉清，鲍启祥（61年晋升）。

    二，保护大炮与坚持敌后

    八路军夺得大炮后欢天喜地，日本鬼子丢失大炮后恼羞成怒。八路军要学会大炮去打鬼子，日寇要夺回大炮报仇、挽回皇军颜面。这就成了三次夺炮之后冀鲁豫八路军与日寇之间必须上演的一套戏码。知道小日本为啥叫小日本吗？就是因为他们也并不富裕、不发达，抠抠馊馊，小心眼，丢了一门九二式步兵炮，那也是天大的事儿。

图08：日本九二式步兵炮

    潘溪渡夺炮后，紧接着就发生了日寇重兵围剿报仇寻炮，八路军血染苏村的激烈战斗。

    1941年1月15日上午，潘溪渡夺炮后的第7天，鲁西军区率七团在范县龙王庄召开祝捷庆功大会。会场上一片欢乐气氛，主席台前摆放着刚缴获的那门九二式步兵炮，炮身被擦得油光锃亮，10位刚被挑选为炮手的战士自豪地分列在大炮两旁。

图09：新四军部队缴获的92式步兵炮

    大会开始后，军区政委苏振华、政治部主任曾思玉分别讲话。很快，司令员杨勇突然站到台前宣布：大会结束，部队立刻转移。

    原来，刚得到情报，日军华北派遣军对潘溪渡丢失大炮一事震怒，誓言要为皇军挽回颜面、夺回大炮，调集了日军第32师团、第21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各一部约7千多人，各地伪军3千多人，共1万多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从临清、济宁、菏泽、大名等地出动，分多路向我鲁西部队包围过来。由于敌人行动突然、快速，保密细致，我方没能及时发现，情况紧急。

    大致判明敌情方位后，军区决定由范县西向观城东转移。突围纵队由七团开路，军区特务营压尾，中间是军区机关、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那门刚缴获的大炮由七团携带。

    开始还没有敌人尾随追踪，转移比较顺利，但忽视了敌人这次是重兵六路围剿的局势，结果还是被从莘县、南乐方向来的敌人截住了。二天后，1月17日拂晓，转移大队刚刚抵达苏村时，担任前卫的七团就与敌人接上火了，密集的枪炮声从1公里外的马集传来。杨勇司令员决定：必须分多路转移。同时命令军区特务营前去接替正在交火的七团，完成掩护大队分路转移的阻击任务。

    特务营顶上去后，七团开始撤退。那门刚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简单分解后驮在一头大骡子背上，目标比较显眼，估计被鬼子从望远镜中发现了。结果鬼子蜂拥而至，紧紧黏着七团驮炮的队伍打，怎么也甩不掉。几番激烈交战折腾后，团长刘正突然明白过来：是大炮！于是命令战士们把大炮从骡子背上卸下，分解成多个部件，由战士们分别背着跑，从而使大炮消失在撤退的人群当中。这才摆脱了日寇对大炮的穷追不舍。

    杨勇司令员给特务营营长钟铭新和政委邱良佐的命令是：坚决阻击敌人2个小时，然后自行决定转移。殿后的特务营与日寇激战了一个多小时，为吸引敌人不去追踪我大部队，他们四处吹响联络号，结果诱使使日军主力折回苏村，以为抓住了我主力部队，并彻底包围了苏村。

    特务营前来参加这次阻击任务的有两个连。在敌人包围圈形成之前，营部决定：让负伤的一个副连长带着60多名新兵和伤员先撤，把武器、弹药留给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用。新兵和伤员撤走后，敌人包围圈收口，留在苏村内的特务营官兵约130人。2个小时的阻击时间过去了，大部队和机关、群众已安全转移。在苏村日军包围圈内，军区特务营营长、教导员等干部战士陆续牺牲，已经是弹尽粮绝，冲不出去了。全营只剩下副教导员秦光和十几个战士还坚守在几间基本被摧毁的民宅里，日本鬼子不敢进来，开始施放毒气，他们被熏倒后被俘。

    他们被鬼子抬到场院上挨个刑讯，一无所获后，他们被押到村边枪毙。快走到刑场时，同志们相互使了眼色，突然四散逃跑，但都被敌人开枪打倒。只有3、4个人倒在血泊中没有死透，补枪时又侥幸没被搞死，第二天才被当地老百姓慢慢救过来。鬼子撤走后，苏村人民在当地合葬了特务营在战斗中牺牲的126位勇士。

    梁山战斗夺炮后，日寇同样进行了报复性扫荡。梁山战斗后第三天，济南日寇调集了日伪军5千多人，骑兵2百多人，汽车1百多辆，坦克30多辆，在飞机配合下，以梁山地区为中心，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寻找我主力决战，查找那3门大炮下落。

    这次大炮没有驮在骡子背上带着走，而是提前拆解后分散埋藏。那2门野炮又大又重，其中一门缴获时已损坏了，按日军规定行军时也得2匹马拖拽，根本不适合八路军游击作战。即便是看上去轻便灵巧的九二式步兵炮，对于飘忽不定，来去无踪的八路军来说，携带还是不方便，平时也得埋藏。鬼子大扫荡年年有，小扫荡月月有，汉奸、顽军有空就来打探、骚扰，据当年冀鲁豫军区八分区特务连指导员李洪昌回忆，那个时期部队就没有在一个村子里连续驻扎5天以上的，有时一晚上就要转移3次。大炮肯定是没法随身携带的。

    曹县苗堤圈战斗冀鲁豫支队第一次夺炮以后，日寇也十分恼怒，为此把当地皇协军司令给杀了。

    潘溪渡夺炮以后，敌后抗战逐渐进入了最艰苦、最严峻的时期，八路军活动十分困难，那门大炮就只能埋入地下了。

    1940年8月下旬开始，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傲气焰，日寇恍然发现八路军敌后游击战危害如此之大。9月下旬，德意日法西斯轴心成立，德意两国支持日本控制亚洲，日本支持德意两国控制欧洲。于是，日寇踌躇满志，放手在中国一搏，进入了疯狂报复、压迫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期，冀鲁豫八路军开始进入了最艰苦的抗战阶段。而此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不积极打日本，却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于1941年1月8日，潘溪渡夺炮的同一天，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诓骗并重兵伏击了新四军。形势对我敌后抗战严重不利。

    1月8日潘溪渡夺炮后，鲁西军区被迫在苏村打了一场血染的反扫荡阻击战。这还不算完，三个月后，日寇继续寻找我八路军主力决战，并于4月12日对鲁西军区隔壁的冀鲁豫军区中心地带内黄、清丰、濮阳、浚县、滑县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性大扫荡，当地抗日军民称之为“4·12大扫荡”，并被载入抗战史册。

    日军这次采用了引诱战术。先是由国民党顽军“剿共第一路军”李英部2千多人向我根据地进犯，诱我迎战。此时我方留在沙区根据地内的部队并不多，只有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的一个团和新编三旅的一个团。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决心迎战，并派出民军第一旅和新编三旅四团部分兵力加上军区炮兵连，前出打击这股敌军。我方派出的部队在安化城与敌人交上火，从晚上9点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我方进攻战斗打得并不顺利，虽有部分我军短暂攻入城内，但敌军防守严密，火力很猛，攻而不动，越打越不象是伪军。杨得志眼看战斗拿不下来，亲自上了前线。在前线居然听到了敌人的山炮声，伪军并没有这种装备呀，初步判断可能有日军混杂在里面，他感觉不能继续强攻了。此时前方情报也送来了，安化城内确实隐藏有日军主力，这是一次日军计划中的大扫荡。此时，事先隐蔽集结在内黄、五陵集、白道口、滑县、濮阳的日军第35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骑兵第四旅团以及伪军，共计1万多人，天上飞机2架，地上汽车、坦克共1百多辆，重炮20多门，分五路，向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迅速插过来，企图一举歼灭杨得志部主力。敌情有变，军区首长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转移。

    由于得到确切情报太晚，情况十分紧急。杨得志在回忆文章《在民族存亡的岁月》中讲，根据地是黄泛区，遍地黄沙，傍晚，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能看到日军大队在开进途中卷起的漫天黄沙已在4、5公里处移动，敌军的包围圈正在快速形成。敌人有坦克、汽车、战马，跑的快，火力强，我们只有两条腿和轻武器，前面打李英部攻城时也有消耗，此时想强行突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杨得志司令员带部队在前，崔田民政委带机关居中，卢绍武参谋长带部队压后，先就地隐蔽，待机转移。

    夜暗中，他们撤至附近沙岗的一片枣树林里隐蔽，听到林子外面敌军搜索前进的吵杂声，走在前面的伪军用机枪对着枣树林里扫射，进行火力侦察，但没敢进来。他们乘伪军大队通过后，日军大队还没跟上来的时机，从两批敌人的缝隙中冲了出去。然后走濮阳西北、内黄东北，二天后才到达范县西北的观城，算是最终跳出了重围。

    不久，四团政委孙仁道赶来报告：担任后卫掩护的二营只有四连的一部分同志突围出来了，他派去联络的侦察员回来说，看到现场发生过激烈的肉搏战，一个活的也没有了，五连、六连牺牲的2百多人躺在战场上到处都是，地上散落着不少我们的武器，但没有一件是完整的。

    孙仁道泪流满面地对杨得志说：“司令员，让我们打回去吧！”杨得志心如刀剜，拍了拍孙仁道的肩膀说：“老孙，回去告诉大家，向五连和六连学习，化悲痛为力量。”其余的话，说不下去了。孙仁道走后，军区政委崔田民对杨得志说：“部队情绪波动很大，我下去看看。”

    但是杨得志没有让崔田民走，他知道现在说啥也没用，必须有行动。杨得志喊来了参谋长卢绍武，三人共同研究了破解日寇大扫荡的方案：敌军主力都出来了，我军可集中主力去掏敌人的老窝，挑选敌人薄弱的县城，逐一挨个打，端炮楼、抢物资，彻底动摇日寇继续扫荡下去的决心。

    第一个目标选的是清丰县城，那里距合围我根据地的敌军主力较远，鬼子一时回防不了，守备也不足，于是很快就拿下了。这次扫荡与反扫荡一共进行了9天，杨得志指挥外线部队见缝插针，四处出击，累计消灭敌人7百多人，动摇了日寇继续在我中心区扫荡的决心。

    敌人终于走了。这9天，既是战斗的9天，也是血雨腥风的9天。八路军主力在包围圈外四处打击日寇，日寇打不到八路主力，于是疯狂地在包围圈内报复我根据地的民众。当日寇走后，部队再次回到根据地时，一切都面目全非，不认识了。据时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夏川，在4·12大扫荡结束后三个月所写的调查报告《沙区浩劫》一文，和杨得志、崔田民、顾汉臣等众多八路军各级老兵们的回忆文章，当时展现在冀鲁豫八路军官兵面前的景象是这样的：

    日寇连续三天对民众实行灭绝性屠杀，劫掠村庄141个，烧毁民宅5万多间，炸毁所见水井和碾米磨盘，所见鸡窝、猪圈也全部毁掉，民众所留粮食种子全部当场焚烧干净，砍光各村枣树共几十万棵。凡日军认为可用的物资一律抢走，仅内黄县被当场屠宰和牵走的大小牲口446头（三年后才慢慢恢复到126头），锯倒的枣树都作为木材拉走。民众的大车被烧毁195辆。日寇屠杀各乡各村民众共计4千多人，其中被杀绝户53家。

    在阎堌村，日寇把在附近各村搜捕到的群众和一些受骗的“良民”都集中起来“讲道”，结果，一部分人被推到村东道沟里活埋掉，大部分人则被日寇刺刀捅、枪托砸，被迫跳入或被塞入村内5口水井里，当水井里塞满活人后，日寇再向井里浇开水、塞手榴弹，最后埋上土、压上一块沉重的大石碾，把井口封死。全村只留下了一口水井，但却向里面投了毒。

    在南张堡，日寇把几十个村民塞满一间房子，然后点火焚烧。村中一个卖豆腐的小贩，被挖掉双眼，割掉双耳，内脏掏出扔在街上。

    薛村沙窝，日寇将两侧树杈当做大弹弓，把一婴儿四肢分别绑在两侧树上，猛然弹开后，婴儿被撕为两半挂在路旁树上。20多个年青妇女被扒光衣服站在街上，刺刀逼迫一批男村民与她们一男一女互相戏弄，日寇在旁边嬉笑观看，也不管你们是什么亲属关系，忍受了万般凌辱之后，又都被日寇机枪扫射打死。张六村10多个没有逃掉的妇女被日寇轮奸后，还被用刺刀捅下体、剖腹。

    余庄，7个村民被日寇当做牲口套在大车上当牛马，用鞭子驱赶取乐，直到他们实在跑不动时再用刺刀戳死。千口，日寇让村民依次躺下重叠数层摞起人肉垛子，谁动就给谁一刺刀。东张堡，一个4岁小女孩被活剥皮，人皮挂在树杈上。八路军回来时看到小孩人皮还在树上飘荡。

    军民回来后，处理各乡各村已发臭的死尸就进行了十多天。有地方干部回忆，每天寻着尸体臭味去各乡各村拖死尸掩埋，气味难忍，只好把醋涂抹在鼻孔周围。水井里的尸体要一具一具地捞出来，拖去掩埋。全村的水井都不能用了，饮用水只能去河沟里淘。刚回来的那几天，村村户户终日都是民众的哀号声，干部们还要说服民众节哀尽快掩埋尸体，拖延有害环境。老百姓哪里遇到一次死这么多人的事情啊。

    成片的枣树是当地民众的经济树木，枣乡是当地千百年传下来的经济形态。年景好时，村民可以用大枣去城里换零花钱。粮食收成不好时，大红枣还可以充饥。同时，成片成片的枣林也是八路军打鬼子的天然藏身之处。这两点日本鬼子非常清楚，所以来扫荡时大车上装满了大锯和斧头，进入根据地后便抓青壮劳力先去锯枣树、砍枣树，把枣树都放倒后再把这些青壮劳力杀掉。鬼子抢牲口、烧种子、砍枣树，目的只有一个：彻底断掉根据地人民和八路军的生计。与日寇在其他地区推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相比，在沙区抗日根据地日寇还多了一项“砍光”，是四光政策。

    日寇和汉奸还利用敌占区民众的愚昧，煽动敌占区民众“到河东发八路军的洋财去”，结果卫河西岸敌占区约6千民众也涌入沙区抗日根据地来发洋财，当日寇、伪军、汉奸们烧杀掠抢完后，他们又在根据地搜刮一遍，最后连渣都不剩。日寇和汉奸作恶祸害最狠的村子，都是平时抗日最坚决的村子。

    上述罗列罪行只是冰山一角，日本鬼子邪恶，兽行暴虐，罄竹难书。沙区浩劫后的第二年，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二十一两个专区政府和各界人民合在一起，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三日建立了“4·12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之公墓”，竖立纪念碑并题写了要报仇雪恨的碑文。

图10：日寇4·12大扫荡在内黄沙区“四光政策”制造惨案

    2000年底，我在电脑城买了一张光碟，姜文拍的电影《鬼子来了》，说是国内没让上映，赶时髦先睹为快，于是全家人围观。开始看得还嘻嘻哈哈，当看到剧尾日本鬼子与村民联欢时，村民老汉、老太情不自禁地与日本鬼子一起唱歌的情节时，父亲突然大怒，拍着沙发扶手站起来，指着电视机说：“姜文这个小子混帐！日本鬼子怎么可能跟老乡搞联欢呢？”还好，他没有上去直接掉关电视机，只是站在那里恶狠狠地盯着电视机。突如其来这一下，搞得一家人不知所措，继续看也不是，不看剧情还挺吸引人。一直僵持到剧情进展至日本鬼子开始肆意屠杀村民时，父亲才稍微缓和下来，说：“这还差不多。”最终，好歹算是一起把影片看完了。父亲撂下一句话：“瞎胡闹！”

    虽然我成长于红色时代，从小就知道日本鬼子的罪恶，但父亲当场发作，我却仍感意外，隐约感觉：不至于吧？直到三年前偶然看到夏川写的《沙区浩劫》时，才真正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以前只知道日寇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制造过潘家峪惨案，屡见报端，众所周知，没想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沙区民众的遭遇比那更惨。夏川与我父亲是沙区抗战时期的老战友，离休后几个沙区抗战时期的老战友还在一起商议要写一部沙区八路军部队的传记，对日寇4·12大扫荡，他们肯定都是感同身受的。三年来，夏川伯伯写的这篇《沙区浩劫》我曾先后几次从书架上找出来翻看，但没有一次能把文章从头到尾读完过，日寇的罪行实在令人愤怒，生气，看不下去。

    4·12大扫荡之后，根据地受到了日伪顽势力的严重压迫，小冀鲁豫与相邻的鲁西两块抗日根据地迅速缩小，被形容为一枪就能打穿的两块根据地。于是，1941年6月，杨得志领导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与杨勇领导的鲁西军区合并了，成立了新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司令员，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阎揆要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由中共北方分局和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下辖7个分区，教导四旅和湖西地区改由中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从这时开始的冀鲁豫俗称为：中冀鲁豫。从发展历程和结果来看，小冀鲁豫、鲁西、湖西构成了冀鲁豫八路军的基本力量。

    三，八路军自已学造炮弹

    前面所述三次夺炮的故事不是冀鲁豫八路军夺取大炮的全部，仅仅是挑选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说明一下而已。不过，从1944年初冀鲁豫军区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报的军事实力报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全军区只有1门大炮。（迫击炮不算大炮，一贯称为迫击炮。）

图11：冀鲁豫军区给军委和集总的军事实力报告

    实力报表上的这门大炮应该就是在潘溪渡抢的、最终保留在七团的那门九二式步兵炮。对于野炮那种需要双马拖拽的大家伙，即便有了，八路军一时也用不上、不会用、用不起，只能埋藏在地下。八路能用上的只有小山炮。除了埋在地下找不到的和其他部队带走的，剩下的也只有这一门小山炮了。

    即便是这一棵独苗，也不是缴获以后每天都能见、能用的。这一阶段敌后抗战形势险恶，房屋圈舍被毁，枣树被砍，粮种被焚，紧接着根据地又连年遇到大旱、蝗灾，树皮和草根都被民众和部队吃光了，为此部队还专门发出号召：不要与民众争抢树叶吃，要留给民众。几乎一年时间里，八路军主力部队官兵每人每天只能喝上半碗糠杂面稀饭，年青的战士们没事尽量躺在炕上，不出早操、不训练，尽量保持体力以便应付敌人突然扫荡和作战。因此，大炮就安安静静在地下埋藏了二年。直到1943年初，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形势好转，它才被从地下起出来，擦试干净、摆好，让同志们观赏。

    观赏，只是观赏而已。没有炮弹，没有炮手。当年，潘溪渡战斗结束后，抢来的大炮被推到军区机关驻地场院上展示，机关干部战士和老乡们都上来围观，通信员小郑和小曾是派来维持现场秩序的，可他们一个骑到炮筒上玩，另一个在炮身上东拨拉、西拨拉，“轰”的一声炮响了，小郑的一条腿被射出的炮弹打没了，幸好周围群众没有伤亡。原来炮膛里还存留有一发炮弹，因当时战斗激烈，鬼子上膛的炮弹没有来得及打出去。八路都懂得验枪，但不会玩大炮，不懂验大炮。

    八路军会玩迫击炮，不懂山炮和野炮。水野靖夫是一名日军炮兵观测手，潘溪渡夺炮后他这个才能被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启用了。他在《反战士兵手记》里讲：被俘一段时间以后，八路军让他去当炮兵教员，给新当炮兵的干部战士们讲授炮兵课。一次，八路军要攻打顽军孙殿英据点，想用大炮，杨勇司令员让水野靖夫担任炮兵指挥员，并临时授予他上尉军衔，还给他配发了一把自卫用的小手枪。这使他十分得意，以前他只是一个日军上等兵，这一下子就提升为连长了。反正也不是打日军，他没有心理负担。攻城战斗中，水野靖夫端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指挥八路军炮手连续发射了4发山炮炮弹，关键时刻为突击队打开了前进的通路。

    从后来负责自行制造炮弹和大炮的冀鲁豫军区二分区供给处处长程重远回忆文章《炮和炮弹的故事》、《我们的游击兵工厂》和当年二分区兵工厂战士尚太和回忆文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中讲的情况来看：从潘溪渡抢夺来的大炮只剩下6、7发炮弹和3个炮弹壳。

    掐指一算，估计当时鬼子这门大炮只带了10发炮弹出城，在潘溪渡大堤上打了3发，剩下3个弹壳；两个小通信员摆弄大炮时，走火打了1发；打孙殿英时，水野靖夫打了4发；最后剩下1、2发炮弹，说不定在哪里就给打出去了。反正到了1943年大炮重新从地下起出来，供同志们观赏时，一发炮弹也没有了。于是，自己试制九二式步兵炮炮弹一事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大炮是二分区七团的宝贝疙瘩，与别人无关，所以试制炮弹的工作当然就是二分区的。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参谋长潘焱等领导研究决定：由分区供给处处长程重远、作战股长李觉、修械所所长张受益、炸弹厂厂长赵慕三4人组成炮弹制造领导小组，由赵慕三任组长，负责试制九二式步兵炮炮弹。

图12：程重远尚太和关于造炮弹和修炮造炮的回忆

    《游击队员之歌》里唱的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但这不是全部，八路军自己也得造。当时，各分区供给处陆续建立了“两厂一所”：被服厂、炸弹厂、修械所。各部队要穿军衣，要有土手榴弹和翻造的子弹，枪械损坏了也要修理。仅依靠作战中缴获的数量那是不够的，正规八路军人多、消耗大，不能与一般游击队相比，需要有相对稳定的弹药装备供给渠道。

    程重远刚从军区供给部调到二分区供给处时遇到的问题是：由于土手榴弹弹体是翻砂铸造的，以往平底的弹体边沿都会有金属毛刺，装在棉布制的手榴弹袋内几天就把棉布袋子磨穿了，手榴弹会在不经意间掉出去。经过炸弹厂干部群众群策群议，反复试验，最后把翻砂弹体的形状改为蛋形的，这样底部就没有铸造毛刺了，而且蛋形弹体爆炸后碎片会更多一些，改变了平底弹体只能爆炸成3、4片的老毛病，一举两得。这种蛋形木柄手榴弹的款式，直到现在我军还有这种形制的手榴弹装备。

    想自己制造九二式步兵炮炮弹，这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不仅没有干过，工厂技术人员此前连真正的九二式步兵炮炮弹都没有见过，现在就要开工制造，从何谈起？

    七团战士们把那门宝贵的大炮推到工厂里来了，根据大炮结构尺寸和战士们的描述，技术人员画出了炮弹形状，制作了木质炮弹模型，然后比对着制造炮弹。

    经过近半年时间努力，1943年春，兵工厂真的造出来了3发炮弹。试射那天，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亲自到试射现场指挥七团炮兵连，对着一座破土庙发令：开炮！“轰”一声，炮弹出膛，打在破庙外墙上，但是弹头没炸。紧接着第二发“轰”的一声出膛，再次打在破庙外墙上，又没炸。第三发炮弹打出去了，还是没有炸。

    大伙也不怕死，跑过去，直接从墙上把哑弹抠了出来。技术人员现场拆开弹头检查，原来是引信撞针滑道粗涩，击发弹簧软弱力量不够，无法完成撞击引爆。于是同志们把这3颗哑弹捧回工厂，重新改进。三天后，再次试射这3发改进后的炮弹。曾思玉司令员再次亲临现场指挥炮兵连发射。结果，3发炮弹把破庙轰没影了，自制炮弹终于成功了。现场一片欢呼雀跃，拥抱和泪水那是少不了的。

    炮弹试制成功了，军区下令：批量生产炮弹。但是，批量生产炮弹需要专门的人力、物力、财力。于是，二分区供给处新成立了一个炮弹所（对外称四所），与修械所、炸弹厂分开，由赵慕三任炮弹所所长，另外从原有修械所、炸弹厂和部队抽调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初步组建了一个1百多人的队伍，专门负责生产迫击炮和山炮炮弹。二分区后勤的工厂由此就变成了二厂二所。

    批量生产炮弹不容易。因为完全是手工作坊制造，生产条件和能力还不如当今巴基斯坦的街边枪支作坊。

    造弹体。从炮膛射出去的弹体俗称弹头，由四处回收的废旧钢铁翻砂浇铸而成。浇铸好的空弹体要检查两次，先往空弹体里面灌满水，用车床旋出与弹口直径一样的木塞子，缠上布条塞入炮弹体洞口处密封住，然后由两个工人用一根木杠子使劲往里顶木塞子挤压水体，查看弹体是否渗水，如果不渗水，说明没有砂眼，可以进一步加工，否则重新熔炼浇铸。由于弹体钢材都是四处捡来的废钢熔炼的，很硬，所以检漏合格的弹体需再次送进工人自己发明的“来风炉”里加热，待退火软化弹体边缘钢的硬度后，再用简易车床在弹头处内侧旋削出螺纹，以便今后在弹体上拧入爆炸引信。

    造弹壳。弹壳是黄铜制的，是贵重金属。弹壳历来都是重复翻造使用的，数量有限，子弹壳、炮弹壳打仗时都得捡回来。战士们都是凭旧弹壳才能领新子弹的。比较困难的是炮弹弹体上的闭气环，必须用紫铜材料制作做，可紫铜在根据地根本见不到，只能通过商贩去敌占区大城市里购买。

    造发射药。发射药用的是子弹发射黑火药，取材和制造相对容易一些。

    造爆炸药。弹头里面必须填装有威力的炸药才能崩开铸铁弹体，开始他们用造手榴弹的黑色土炸药，但威力不够，弹体甚至都炸不开。于是，工厂的同志们就各种炼丹术都试。一次，在场院里用石磨来碾压黑色土炸药时，突然发生爆炸，结果磨碎、驴死、屋塌，幸好无人伤亡。

    当时最好的军用炸药当然是TNT，但他们自己实在调配不出来。没材料，没设备，没工艺。于是有人想到抠日军飞机扔的哑炸弹里的TNT炸药。一次，一个工人抡着18磅大锤，在野地里叮咣、叮咣敲打日军飞机扔的哑弹，费力抠里面的TNT炸药，把周围群众吓得够呛。后来工人们抠炸药技术进步了，直接把哑弹抬到财主家，用财主家造酒的大蒸锅直接蒸煮炸弹，TNT炸药受热液化后就会自然流出来。从此不用大锤敲炸弹了。

    根据地军民平时有一个重要任务：四处去寻找日军飞机扔下的未爆炸弹。越往抗战后期，日军扔的哑弹越多，说明其弹药生产品质得不到保证，小日本气数不够了。1944年以前，炮弹所获取TNT炸药的主要来源就是抠哑弹。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八路军打下的县城越来越多，获得正规军用炸药的渠道逐渐增加，抠哑弹炸药的工作才算作罢。

    捡废钢铁。除了寻找哑弹，老百姓还帮着四处捡爆炸后的碎弹片，收集到一起，用来重新铸造八路军炮弹的弹体。一次，有个老大爷背着一个麻袋来到兵工厂，进门松开麻袋口，哗啦啦倒了一地碎弹片，说：“我走东村窜西村找到你们真不容易啊！我平时捡了一些碎弹片，原想打几把锄头、钉耙，但眼下打日本要紧，想来想去，还是给你们做炮弹吧。”

    造底火。弹筒的底火和弹头的引信都必须用雷汞做。这是一个纯技术活，俗称：烧雷汞。完全是手工调配，调好的雷汞放在铁砧上，用手锤以撞针的力度去敲击它，如果敲二下还不炸，那就是烧得“太老”了；如果轻轻一碰就炸，那就是烧得“太嫩”了。只有以刚好的力量敲一下就炸才是正好。

    整个兵工厂里只有赵连成师傅一个人会烧雷汞，他是从国民党巩县兵工厂挖来的技术师傅。雷汞由水银、硝酸、酒精等材料装在玻璃烧杯内用火烧加温勾兑而成，关键是成份比例和温度火候的掌控。赵师傅旧思想比较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身边的两个徒弟一直学不会烧雷汞。每次一到调配雷汞的关键时刻，他就打发徒弟去找零件、找工具，等他们回来时，雷汞已经烧好了，就是不让徒弟们看到关键工艺步骤。徒弟们有时磨磨蹭蹭的不愿意走，赵师傅就牢骚满腹，一会儿说环境太乱，影响注意力，东西烧老了，一会儿又说烧嫩了，反正哪哪不对。即便是所长赵慕三来检查工作，他也推说这里太危险，有外人不能干，赶快出去。不让赵所长呆在跟前看烧雷汞。

    眼看全厂的关键技术就捏在他一个人的手上，不但技术传不下来，产量也上不去，这不是办法。情况反映上去后，曾思玉司令员在赵慕三所长的陪同下来工厂看望赵师傅。老赵还是那一套老把戏：“曾司令，这里太危险了！请挪步。”可惜，老赵犟不过老曾，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老曾没有挪步，在耐心说了一堆大道理和小道理后，对赵师傅说：“我派2个战士来帮你，给你当徒弟可以吧？你调雷汞不怕死，八路军打鬼子更不怕死，你不必亲自动手，只需动嘴，让徒弟们干就行，把产量搞上去是打日本的需要。”老赵听后只能满脸堆笑。

    几天后，曾思玉派自己的一个警卫员小孙去当学徒，赵慕三所长也物色了一个比较聪明的年轻人去当学徒。于是，老赵师傅在两位小徒弟的加持下雷汞产量迅速提高。过了一阵子，曾思玉司令员又去工厂看望赵师傅，各方都很满意。为了提高自制炮弹的技术质量，分区还利用阳谷县伪军的关系，托人去聊城、济南买回了2发正宗的九二式步兵炮炮弹，供兵工厂造炮弹时参考。

    造引信。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关键是引爆时间长短的把握。刚开始造引信时，不知道要适当延时引爆，结果炮弹打到碉堡外墙上一触即炸，没有向墙里的侵彻力，爆炸的损毁力有限，往往打上好几炮都轰不开城门。部队提出使用中的问题后，炸弹所开始研究引信延时问题，发现是引信中传导黑火药的密度不够，燃烧太快，导致瞬间爆炸。于是加大传导黑火药的密度，试制成功了有侵彻力的延时引信炮弹，再攻打县城时，基本上能做到3发炮弹就轰开城门。从此，兵工厂正式生产“瞬发”和“延时”两种规格的炮弹，并在弹体上标注出来。后来，还在引信上加装了保险针，解决了存放、搬动中的安全问题。

    兵工厂不仅生产工具简陋，工作环境也很艰苦，不稳定。鬼子顽军三天两头来袭扰，八路军主力部队都要时刻准备转移，兵工厂就更不用说了。不光要随时准备跑，跑之前还得把设备、工具、材料埋藏好才能走，否则被鬼子搜去，工厂就没了。一般工具和材料埋藏还不难，但车床和大熔铁炉就比较麻烦，特别是大熔铁炉，体积大，工作时还火光冲天，烟雾缭绕，目标和动静都太大了，很远就能发现，平时埋下去和起出来都很麻烦。1944年以前，机器加工工序都是在地道里进行的，地面上看不到，也没有声响，始终是秘密进行生产的。工人在地道里工作，点的是汽灯，空气也不好，长期在地道里干活不见阳光，一个个面色煞白，回到地面时眼眶和鼻孔周围都是一圈黑。同志们身体状况都不算太好。

    各区兵工厂散布在根据地中心区濮阳、范县、观城、内黄沙区各村各户，高峰时期参加生产工作的人员有2千多人。为了防范鬼子袭扰和搜查，有些工作甚至分散给个人。引信装配部门工具轻便，就让工人们分别挑着工具担子化装成修锅补漏的手艺人穿街走巷，一边装配炮弹引信，一边寻找部队，装配好一批就随手交给部队一批。

    沙区风沙大，白天也昏天黑地，每天身上三两沙，生活环境和条件都很差。八路军一般没有津贴补助费，但军区对技术师傅很重视，都发给一定数量的津贴补助费。即便如此，困难时期也不是谁都能坚持下来的，曾先后有2个厂长跑到顽军刘本功那边的兵工厂去过好日子了。为了稳定技术队伍，二分区供给处政委范阳春参照八路军部队的作法，在工厂建立了政委、指导员、政治战士三级政治编制，与厂长、工长、班长三级生产编制并行，虽然在运行中两套班子时有冲突发生，但都有效化解了。从而巩固了兵工厂技术人员队伍，有力保障了生产稳定进行。

    1944年2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率领16团、19团和马本斋回民支队等6个团去延安，担负4月份召开党的“七大”警卫任务。6月，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更大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任政委，奉命从延安返回冀鲁豫的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委。此时俗称为：大冀鲁豫。军区归中央平原分局领导，下辖12个分区，湖西军区此时也回归了，原来的二分区改为八分区，曾思玉任八分区司令员。杨勇回来后，八分区兵工厂又多了一个经常来看炮弹生产的领导。攻打县城需要更多的炮弹，以至于工人们后来发现，只要是杨勇和曾思玉来工厂转悠，督促工厂多生产几发炮弹时，就说明又要攻打县城了。工人们总是比部队早知道要打县城。

    一次，杨勇副司令员来工厂转悠，对赵慕三所长说：“老赵啊，你再多给我几发炮弹，我就可以再多打一个县城。”

    赵所长苦笑地说：“杨司令，不行啊，已经到了极限，你看，工人们连续加班根本就没有休息过。太辛苦了！”

    杨司令开玩笑地对赵所长说：“老赵啊，我送给你几头肥猪，你给工人们改善一下生活，多给我几发炮弹吧！”

    二天后，军区后勤真派人赶来了几头大肥猪，说是军区首长送的。这下可把工人们高兴坏了，再加一把力，真的多生产了3发炮弹。又可以多轰开一座城门了。

    军区炮兵连炮打县城的时候，只知道轰的一声炮弹打出去挺过瘾，哪里知道从炮膛里飞出去的分明是一头头的大肥猪啊。连二师兄都来帮助八路打鬼子了，小日本还能不完蛋吗！

    四，八路军大炮显神威

    兵工厂能批量生产炮弹了，这个批量有多大呢？开始每个月平均只能生产10发，后来技术逐渐熟练，原材料来源也增多，平均每个月能生产30发。

    可别小看这每个月30发炮弹，在八分区的地界上，老百姓有一句顺口溜：“八分区有俩宝，七团加大炮。”自从兵工厂能够批量生产九二式步兵炮炮弹后，冀鲁豫八路军打仗时就威风多了，攻城掠地不在话下。周围日伪军据点都知道七团有大炮，就怕七团来攻打。只要大炮一举，拿下！

    1943年4月，鄄城伪军王文贤部在张殿庄新建了2个据点，村东、村西各一个，企图蚕食我军鄄北根据地。八分区侦察股长李程和锄奸股长戚先初奉命带分区特务连、炮兵连、七团三连和基干大队、民兵包围了张殿庄，先在炮楼对面架上大炮，然后把住在附近村里的伪军家属们找来，先让他们围着参观大炮，然后让他们去村东头炮楼当面喊话：“七团把大炮都拉上来了，马上要开炮，别硬撑了，赶快投降吧……。”亲人们喊了一个多小时，伪军们心理崩溃了，举着白旗缴枪出来了。然后李程、戚先初他们又拉着大炮，带着伪军家属和刚投降的伪军去村西头炮楼下喊话，很快也搞定了。结果不费一枪一弹，仅凭大炮雄姿和政治攻势就端掉敌人2个炮楼，瓦解了敌人的蚕食计划。

    更有甚者，当地民兵没有大炮也敢狐假虎威打着七团和大炮的旗号出来忽悠，直接去端伪军据点。时任中共鄄城县县长的刘传朋在回忆文章《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讲他带领着一帮民兵两天连续喊开伪军仨据点的故事。

图13：传奇大炮显神威

    1944年夏，苏联红军已经开始大反攻，希特勒德国败局已定，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大为好转。一次，县长刘传朋等人听说八分区正带着大炮围攻郓城，打顽军刘本功，附近据点伪军们都心惊肉跳，于是他们决定趁火打劫。他们夜里摸到黄河大堤上的霍寨伪乡公所据点炮楼下，让一个南方口音的同志扮装老八路喊话：“喂，你们被包围了，投降吧，缴枪不杀，不然我们就开炮了。”炮楼里的伪军一听就懵了，真以为七团来了。但又不放心，对着炮楼下喊：“缴枪可以，得叫刘县长出来说话。”为啥？因为不久前七团俘虏了伪军营长李连科后，交给刘传朋县长经教育后释放了。结果这事儿在伪军圈里轰动了，伪军营长也能放生？共产党刘县长这个人靠谱。此后但凡涉及伪军投降的事，伪军们都会要求刘县长出来过话。

    刘传朋此时立刻上前对炮楼里喊：“喂，我是刘传朋，你们有谁认识我？能听出来我吗？”

    炮楼上很快回话：“听准了，是刘县长。”

    接下来就是2个多小时的现场政治攻心和咨询、答疑活动。最后，炮楼里30多个伪军无奈缴枪出来了。缴了枪的伪军出来一看，一个老八路也没有，气不打一处来：“你们都是些民兵嘛，大炮呢？”

    刘传朋毫不客气地说：“咋的，后悔啦？我这是乡里乡亲的为了保全你们和家人的性命，真要是让七团大炮来轰你们就好啦？”

    伪军们只能连忙说：“不后悔，不后悔。”

    刘传朋立刻安排群众拆炮楼、填壕沟，然后带领民兵沿着黄河大堤向东走，一口气赶到高河崖据点，如法炮制，浑水摸鱼。最后，据点里伪军提的条件是：“我们缴枪后，汉奸会杀了我们和家人，能不能搬家到你们根据地去住，给口饭吃就行。”刘县长答应条件后，据点里60多人都缴枪出来了。

    一晚上居然能喊开俩据点，民兵们干劲倍增，第二天晚上又出发去尚庄据点喊话。这个据点比较大，炮楼也坚固，有2百多人枪，伪军头目的态度比较犹豫，不相信刘县长派进去的说客，一直磨蹭到天快亮了还不表态。最后没办法，只好派出据点里的司务长作为伪军代表出来谈判。刘县长知道伪军是来摸情况的，于是让县委通信员穿上八路军服装假扮七团战士，自己在一间破房子里与伪军代表开始谈判。

    谈了一阵子后，穿着军装的通信员跑进来，立正、报告：“刘县长，参谋长问你，进展怎样，不能再等了。”

    刘县长说：“再等一下。”于是接着谈。

    隔了一会儿，通信员又跑进来，立正、报告：“参谋长说不谈了，马上开炮。”

    刘县长对伪军司务长说：“你都看到了，快下决心吧，不然七团一开炮，部队打进去就不客气了。”

    就这样连唬带吓，刘县长和通信员两人演双簧，硬是把伪军谈判代表给蒙唬住了。伪军司务长精神彻底崩溃了，沮丧的回到据点，说服队长投降了。缴了伪军的枪支后，民兵们顺手就把这个大据点给点着了。就这样，手上并没有大炮和部队，刘传朋县长仗着地形、敌情、民情熟，借着七团和大炮的威名，二天内带领一帮民兵黑灯瞎火里到处忽悠，竟然喊开了3个伪军据点，累计搞掉伪军3百多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