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由于敌人频繁地“扫荡”，疯狂地经济掠夺，和异常严重的旱灾，1942年新年刚过，饥饿和瘟疫在冀鲁豫平原蔓延。老百姓开始了毫无目地的逃荒。去山西，闯关外，从这村逃到那村，由这个县城奔往那个县城，在饥饿和瘟疫的死亡线上挣扎。

    濮阳范县是一个小县城，杨得志到那里的时候，竟挤不出逃荒要饭的人群。一些在根据地从未出现的、令人不忍目睹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壮年汉子肩挑一对箩筐，一头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污面乱发，分不清是男是女。那汉子有气无力的喊着：“谁要孩子，按斤换粮，一斤换一斤！”他的妻子扑在孩子身上，疯叫着：“不！不！俺不！……”一个年过50岁的老妇，领个头插草标、面黄肌瘦、衣不遮体的姑娘，喃喃的哀求行人：“哪位先生行行好，把俺这闺女领去吧，她才18岁，您老给她碗汤喝就行了，领去吧，救她一命吧。我老婆子不要钱，也不要粮……”姑娘在老妇凄惨的乞求声中，扑簌簌的流着泪……妇女的疯叫，姑娘的泪水，老妇的乞求，孩子的无言，这一切似乎刹时都变成了刺入杨得志心上的钢刀……他眼含热泪，情不自禁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两块银元，递给老妇和那个汉子。指战员们把能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有的同志把孩子抱在怀里，给他两块干粮，又无可奈何，恋恋不舍的放下他……

    杨得志和战士们多想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些受苦难的人。但当时全区受灾的村庄达1600多个，有80万人断了粮菜，其中有800多个村庄已经空无一人。春寒未过，连树皮草叶也是干枯的啊！即使把部队所有的一切都献出来，也解决不了问题，更何况当时部队的物力、财力已经少得极为可怜了呢？

    依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2月，杨得志和苏振华政委决定组织“灾民合作社”,开展生产和军民自救；军事上，将游击支队由12个增加到20个，进一步打击日军，保障灾民的安全。

    经宣传、发动、组织，灾民合作社在冀鲁豫根据地普遍兴办起来。各地因地制宜，着眼于生产生活，有搞纺织的，有办运输的，有打井的，有晒硝盐的，形式多种多样；同时结合开展减租减息，实施合理负担，以巩固灾民合作社。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合作社出面，向地主借粮，以物换物从外地购粮；部队则采取打汉奸和从敌军手里夺取粮食的办法。

    到了播种季节，杨得志和苏振华又请行政公署及县区抗日民主政府向群众发放种子和贷款，部队则牵着骡马协助当地群众耕地、运肥，党政军机关也开展每天“人省一两粮，马节二两料”的节约运动。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荒种地。群众们感叹：“共产党、八路军把死路变成了活路，俺们得救啦！”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主力需要撤退，为掩饰其行将失败的迹象，他们进一步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强调军政民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采取“牛刀子战术”，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在政治上，推行“以华治华”，强化汉奸组织，豢养死心塌地的卖国贼来统治占领区；在经济上，则对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大肆破坏和掠夺。他们到处设据点，建炮楼，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狼烟滚滚，一片废墟，使千百万平民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2月至3月，日军两个师团和伪军共三万余人对我南乐、卫河、滑县进行“扫荡”。同时挖掘南（乐）清（丰）、南（乐）韩（张）、清（丰）濮（阳）三条封锁沟，五分区民一团、卫河大队两次插入卫河一带开展反“扫荡”斗争。3月8日，民一团3个连在卫河县被日伪军2000余人包围，团长万连友阵亡，两个连损失大部，卫河一带变为游击区。

    3月，日军“扫荡”巨南，军分区机关遭敌合围，损失甚重，根据地大部变成游击区。

    4月3日，敌第一混成旅3000余人及伪军一部，从濮阳、清丰、南乐、大名等处，以南乐千口为合击点，分别对南乐、清丰东部、观城西北地区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五分区机关和特务连、教导队受敌包围，与敌激战后胜利突围，但军区工厂、医院等受到严重损失。南乐党政机关在县大队和群众的掩护下冲出包围圈。

    4月28日，日军突然派重兵包围占据濮城的高树勋部，以武力威逼高部公开投降。高树勋不从，结果双方打得天昏地暗，高部损失5000人。对此蒋介石不管也不问，坐山观虎斗。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出于共同抗日民族大义，我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不念其曾经抢粮的旧恶，毅然派出两个旅出击，配合高树勋部作战，攻克濮阳城，毙日军120余人，毁日军车10余辆。又掩护高树勋撤退至范县我根据地休整，并收容其失散人员和枪支，后又让其撤至我湖西根据地，在教四旅掩护下休整。因日军继续进逼，然后又为其筹粮带路，把他的残部送过陇海铁路，濮县一带地区被我八路军收复，从此濮、范两县既无日军据点，又无顽军驻扎，成为冀鲁豫边区的完整县。临别时，高树勋让人捎话给杨得志说：“八路军对我仁至义尽，从今往后，我决不和八路军打仗，请杨司令员相信我。”

    这桩恩仇录本来就此打住了。谁知在1945年的邯郸战役中，高树勋又和八路军对阵了。但他很快就在刘伯承的说服教育下率部起义，弄得邯郸守将花费3年修筑的防御系统漏洞百出，一军起义而全城丢失。高树勋也成为在解放战争中最早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当他见到刘伯承时，禁不住说：“当年我抢了杨得志司令员的粮，东北庄一战损失了他250多人，没想到日本人打我时老蒋不救我他救我！俗话说，知恩图报。我高某人还和你们打仗，会触犯天怒啊！”

    刘伯承哈哈大笑：“杨得志和你的过节，早就是陈年芝麻的事啦。现在你们走到一起啦，不提了，不提了！”

    杨得志当初救了高树勋，纯粹是因为高树勋和日本人闹翻了，出于民族大义而为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此举竟然换来了一位军长火线起义。事后，杨得志将军高兴地说：“几车陈年老谷当时还争来争去，没想到现在换得一个军火线起义，丢了芝麻捡了西瓜呀！政策工作不可小看啊，有时比打一仗还管用呢！”

    5月30日，南乐、清丰、大名之敌又纠集5000余人，对南乐二、三区进行“扫荡”。日军在县东的韩张、千口、东节村等地建立据点，修了南乐至东节村的东西公路和刘吕村至柴庄的南北公路，并大量构筑炮楼，开挖封锁沟。他们在南乐县境内，建炮楼据点48处，修公路100余华里，挖封锁沟50多华里。县城及周围还驻扎着上千人的伪警备大队和伪“东亚同盟自治军”一个旅。南乐县东由根据地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敌人铁蹄所至，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在此关键时刻，杨得志从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再增派8支游击支队开赴接敌区。6月，军区把担任游击支队的连队固定了下来。主力部队则在几条主要交通线上进行反“扫荡”、反封锁斗争。

    南乐县党委在才丈村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对形势作了客观的分析，统一思想认识。最后决定：就地坚持斗争，做到县不离县（即县的干部不离本县境），区不离区（即区的干部不脱离区的范围）；加强武装，动员村干、民兵参加县大队或区队；将县区干部和县大队、区队组成若干武工队，采取小部队活动。与此同时，南乐县党委还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坚定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南乐县东南角与清丰、观城、朝城等县交界处，梅花形分布着张庄集、李家村、阎村、杜家村、武家村、樊村。

    1940年“五·五”大“扫荡”后，日、伪军第四次占领南乐县城，此后逐步向外蚕食。

    为了联合起来保卫家园，1941年1月，八路军南进支队排长、战斗英雄韩青珠因战斗负伤回老家张庄集修养。养伤期间，他主动帮助村中民兵进行军事训练，夜间组织民兵集中休息、站岗放哨，保卫村庄安全。

    1942年4月3日、5月30日，敌人两次发动重兵，对南乐、清丰、观城结合部进行大“扫荡”。这六个村庄正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扫荡”过后，日、伪军在六村周围建立大量炮楼，动辄进村抢掠财物、杀人放火、侮辱妇女，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1942年麦收后，一小队伪军偷袭张庄集，韩青珠指挥民兵反击，一下打伤了3个伪军，吓得伪军逃回据点。事后，韩青珠考虑到张庄集村小，人口少，便主动向支部建议和邻村樊村、李家村协商，搞武装联合。杨得志得到这一消息，便让区政府动员武家村、杜家村、阎村一块参加“小联防区”，六村负责人欣然答应，成立了武装联防区，并选出韩青珠、杜石雨为联防委员会正、副大队长，制定了联防公约，研究了行动方案。大队下辖六个民兵中队，有青壮年民兵350多人。

    “武联防”成立后，得到了军区司令杨得志大力支持。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冀鲁豫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都先后派出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干部，到联防区制定作战方案。杨勇副司令还托人从冀中捎来各种地道剖析图，供他们挖地道参考。南进支队司令员赵承金，一次就支援了10支大枪、一箱子弹、两箱手榴弹，县长兼县大队长刘镜西亲自给联防民兵找来几门土炮。

    领导的关怀，大大鼓舞了联防区民兵的士气，韩青珠带领群众修寨墙、打街垒、筑掩体、挖地道和护城沟，制定多种战斗方案。一方有警，八方支援，全民动员，打击敌人，并筹粮集款，支援抗战。

    “武联防”的建立，犹如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胸膛，引起敌人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对“武联防”发动袭击，妄图打破这个濮范观中心区的桥头堡。“武联防”则充分运用游击战的灵活战术，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

    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武联防”民兵对敌作战大小13次，缴获各种枪支100余支。期间，六村群众未向敌人纳过一粒粮，缴过一文钱，出过一个夫。冀鲁豫边区直属机关设在这里，伤病员在这里疗伤，南乐抗日民主政府常在联防区办公，召开重要会议，成为抗战期间始终未被敌人占领的一方净土。

    1942年6月，杨得志第二个孩子出生。

    一年前，杨得志曾有过一个女儿。孩子出生第二天，冀鲁豫军区的卫生部长失踪了，当时以为他叛变投敌。为防万一，部队决定马上转移。当时生孩子时连一块尿布都没有，更没有婴儿衣服。接生后只能用被套做包被，掏出自己棉衣里的棉花裹着孩子，撕件衬衣做尿布。

    头一天生孩子，第二天发现有人失踪，当晚就要转移，对一个女同志来说，意味着将面对极大的困难和产后大出血的危险。

    那天下午开始下雨，牛车在交通壕里不能走，将军夫人申戈军只能自己抱着孩子在青纱帐里步行转移，泥水地一步一滑，直到天亮也只走了十几里。黎明时，申戈军进到一个小村庄，敲老乡家的门想避避雨和烤烤孩子的包被。老乡从门缝里一看，雨地里站着一个全身湿透的女人，双手抱着一个婴儿，头发贴在脸上，雨水浸透的裤脚还在滴着血水……

    老乡用颤抖的声音轻声问：“你是人还是鬼呀？”

    申戈军说：“日本鬼子又‘扫荡’了，我是从邻村跑出来的，想给孩子要口水喝。”

    这样老乡才开门让她进去。孩子满月后，申戈军为了能随部队行动，经组织联系，把孩子交给一家老乡代养。过了几个月，部队反“扫荡”经过那个村，老乡也找到了，但是说孩子已经死了，病死了……

    杨得志将军第二个孩子出生没几天，敌人又来“扫荡”，为了不连累老百姓，老乡往西跑，将军夫人申戈军就向东走。由于申戈军是城市学生出身，没有裹过小脚，短发梳成假髻子，尽管穿着老百姓的破衣服，但还是很容易被日本鬼子识破。申戈军在夜里摸黑走着，突然隐约看到迎面有队伍过来，想躲藏已经来不及了，赶紧爬到路边老百姓沤肥的粪土堆上，

    目的是把两只脚盘在腿下面藏起来。申戈军抱着孩子，当时就做好了死的准备，紧握剪刀的手藏在孩子的包被下面。日本鬼子整队的跑过去没有理会她，看样子是有任务，就这样申戈军躲过一劫。

    日军“扫荡”后，申戈军她们又回到老乡家。因部队行军，孩子容易暴露目标，没法带在身边。孩子满月后不久，申戈军又不得不忍痛把她托付给老乡，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就夜里让老乡抱走了，后来也说是病死了。申戈军还到村外去看了她第二个孩子的小坟堆，远远看到有被野狗扒过的明显痕迹，申戈军再也不忍心往前走了……

    在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北方局先后多次作出重要指示。1942年6月30日，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指出：边区已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但根据地仍可坚持；边区过去工作薄弱之处是群众未曾较好地发动，而现在坚持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就是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

    7月至9月，敌人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濮（阳）、范（县）、观（城）中心区及泰（安）西、运（河）东、昆山、张秋等地区不断“蚕食”、进攻。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为了改变根据地日趋缩小的严重局面，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指挥下，7月起，按照坚持边区东部、北部，反击日、伪军“蚕食”、封锁，大力开辟边区西南部，打通与水东区（新黄河以东河南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的联系总方针，从7月初至9月间，冀鲁豫军区发起夏、秋攻势，利用青纱帐，积极拔除日伪军据点，恢复与扩大根据地。

    7月初，第二纵队115师教导第三旅第七、第九团在郓（城）北、鄄（城）北、鄄（城）西、濮（县）南等地伏击、袭击日伪军，攻克据点多处；第八团配合第八军分区地方武装打击向张秋镇周围“蚕食”的伪军。7月下旬，南进支队二十一团伏击从六塔去清丰县的日伪军，全歼伪军一个中队，缴获部分武器；8月10日，攻克清丰县东楼集据点，毙日军10人，俘日军2人。在这次行动中，南乐县大队、民兵智取东节村炮楼的壮举，轰动了边区，震撼了华北。

    “五五”“扫荡”后，敌人在东节村村东的南乐至济南公路两侧建了两座炮楼，扼守交通要道和冀鲁边界，极大地阻碍了抗日武装的游击活动。日、伪军还据此频频出动，在附近疯狂烧杀抢掠。当地群众对这两座炮楼深恶痛绝，恨不得一举将其扫平。

    很快，时机来了。7月初，日军为加高碉堡，到处抓人。东节村党支部书记姚洪显，抗日村长吴玉奇，民兵负责人姚布彬、姚丙乾等共同商议，觉得这是打掉日军炮楼的一个好机会。原来，有个在炮楼里做饭的伙夫，叫郭连增，是东节村人，与村民兵刘六民关系很好。刘六民通过做思想工作，郭连增答应做内应配合战斗。姚洪显等星夜赶赴二区李家村，将初步想法报告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唐晓声、县长刘镜西、县抗日救国会主任姚会宾、县大队副大队长文光德、大队副政委姚培善在一起研究后，对他们的想法予以肯定，提出了里应外合、智取炮楼的建议。

    碉堡施工伊始，敌人端枪巡逻，戒备森严。两三天后，敌人滋生麻痹大意思想，把枪挂到炮楼内，分班轮流监督施工现场，有的在外边，有的在楼上，一个个漫不经心。打掉东节村炮楼的条件已经成熟。5日傍晚，东节村民兵姚布彬、姚丙乾、刘六民、张群增等同郭连增在刘六民家开会，详细研究作战计划与具体分工。

    6日中午，县大队一中队派王高峰、潘树林、冯留保等7名战士与东节村民兵一起扛着铁锨、镢头、带着瓦刀同郭连增混进据点。刘六民、张群增进入伙房，装做打扫卫生。这时，4个日本兵进了伙房洗澡，将他们赶走。郭连增又对敌情进行详细侦察，将哪里有几个鬼子、有几个武器等悄悄报告刘六民。随后，郭连增在炮楼门口一站，暗示大家动手。刘六民、张群增再次进入伙房，各操起一把菜刀，一口气杀死了4个正在洗澡的敌人。郭连增待大家进入炮楼后依次关上一、二道楼门，插上门栓，来个关门打狗。

    刘六民奔向二楼，持刀砍向一个正在睡觉的日本兵，那日本兵当即坐起，张群增及时赶到将其扳倒砍死。接着，刘六民又杀死了另一个正在睡觉的日本兵，与县大队的冯留保上到楼顶。楼顶上，有四个日本兵。刘六民顺手拿起一把铁锨，将站在南墙边上的一个日本兵捅下楼去。几乎同时，冯留保抱起西墙边上的一个鬼子，也将其摔下楼。这时，靠北墙边上的一个日本鬼子沿着楼梯欲到二楼拿枪，正遇上从二楼冲上来的几个民兵和县大队战士，张群增一把将其抱住，顺势拖到楼顶，大家用瓦刀和砖头将其打死。日本小队长新井逃跑时被开枪打中大腿，瘸着腿向伪军炮楼跑去。楼下一个日本兵听到枪声，也慌忙逃走。两人跑到伪军炮楼后，命令伪军向这里开枪。民兵桑纪元手臂中枪。县大队用刚缴获的日军机枪还击，压制住了伪军的火力。这时，一架日军飞机出现在上空，为避免出现更大伤亡，他们便匆忙打扫战场，一把火烧掉炮楼，结束了战斗。该战斗仅用半小时，以伤1人的代价打死日兵9名、重伤1名，获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手枪2把、战刀1把、弹药若干。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获悉此讯，向刘六民等参战人员予以嘉奖，并称赞道：“你们英勇杀敌的壮举，轰动了边区，震撼了华北。对此，我们万分感动，并致以无限的敬意。从你们的英勇行动中，我们看到了日寇并不可怕，只要大家亲密团结，组织民兵实行联防，就完全可以战胜敌人”。

    7月中旬，115师教导第七旅主力在曹县西北杨集歼日军骑兵第四旅1个连及伪军骑兵70余人。此后，该旅向西出击，在春亭集和三春集歼国民党顽固派苏鲁豫挺进军3个团和当地保安部队1000余人。7月28日，115师教导四旅在单县刘辛庄歼顽军曹班亭（国民党第11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部700余人。

    8月上旬，115师教导第七旅主力又北上至菏泽西北李庄集一带，在教导第三旅第九团配合下，向盘踞于海头集、东西台和白虎集一带的土杂武装发起进攻，歼其2000余人，随后新建了东明、长垣、南华（菏泽西北）、民权等县抗日民主政府。至此，冀鲁豫军区部队开辟了鲁西南大片新区，恢复了濮阳等数县的工作，打通了鲁西南地区与濮范观中心区的联系。8月中旬，第一、第四军分区部队对日伪军展开进攻，拔除其据点30余处，歼日伪军1000余人，使运东形势明显好转。

    9月上旬，115师教导七旅在教三旅配合下，在菏泽西北部、东明东部歼顽军郝子端、孙建甫、卢崇尼等部2000余人，开辟了东西宽40里、南北长60里的抗日根据地。

    因战事频繁，伤员甚多，再加上日、伪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所有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加紧对物资的管制，尤其对于抗日军民极端缺乏的药品,统治尤其严厉，我根据地西药奇缺。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给中共南乐县委敌工部写信，希望敌工部想办法尽快解决药品问题。敌工部干事贾宗毅望着这封信，双眉紧锁，吸着香烟，陷入了沉思：近日来日寇为消灭南乐境内的抗日武装力量，采取了一个更加毒辣的手段，那就是关闭了南乐县境内的所有药铺，药品器械全部没收，封存在日军司令部弹药库边上的一间大屋里。并派了两名日军专门看管。想拿到西药太难了，苦闷中的贾宗毅，突然眼前一亮，只听他低声说：“对，找老魏去。”

    次日上午，贾宗毅乔装打扮，来到南乐县城南街。见前后无人注意，闪身走进日军司令部斜对过的一家杂货铺，用暗号和掌柜取得了联系，提出要见魏光远。

    原来，这个杂货铺是敌工部为和打入日军司令部当采买的魏光远联系方便而专门设置的，杨掌柜和伙计都是地下党员。杨掌柜见事急，便在门外挂上了一把鸡毛禅子，发出了暗号。

    不多时，魏光远提着个篮子，笑哈哈地进了杂货铺，吆喝起来“掌柜的，来两条工业区花牌香烟和一封火柴。”

    “香烟不多了，请到里边来拿。”说着把魏光远让进里间。

    魏光远一进门，见贾宗毅正在里边等着，忙上前握住手，又惊喜又焦急地问：“老贾，你怎么来了？有急事儿吗？”贾宗毅简要地把军分区伤员多，急需西药的事说了一遍，最后问道：“怎么样，困难大吗？”

    魏光远一听要西药，心头一沉。南乐县境内的西药全被封锁在日军司令部内，有专人看管，从里向外运西药等于虎口拔牙。但一想到抗日战士为国受伤，急需这些药来治疗，他略一沉吟，坚定地说：“困难再大，也要寻找机会运出来”。

    日军司令部内有个叫棚因的小队长，嗜酒如命，爱吃烧鸡。魏光远便投其所好，主动交好他，经常买鸡买酒宴请棚因。一日，棚因喝得酩酊大醉，被魏光远扶到床上。只听他断断续续地说：“魏桑，你的大……大的够意思，明…明天晚上多买些酒买些鸡…鸡来，我们要喝庆…庆…功…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