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军为了挽救其败局，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一方面驱使伪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空前规模的“扫荡”、“蚕食”，以实现其“变华北为巩固的兵站基地”的计划。日、伪、顽、杂互相勾结，纷纷打着“剿匪”、“灭共”的旗号，建立据点，修筑工事，扩充地盘。郓城的刘本功把住冀鲁豫的南大门，侵占了黄楼、旧城等重镇；朝城的文大可大挖冀鲁豫的后墙根，蚕食了贾庄、虞铺一带；特别是伪二方面军孙良诚卷土重来，由山东曹县、定陶挥师北犯，大举进攻冀鲁豫腹心地区—濮阳、濮县。冀鲁豫的形势急剧恶化。

    1943年1月17日，日伪军12000余人对冀鲁边区进行“扫荡”，我军民坚决予以反击，接连粉碎敌人三次“拉网合围”，杀伤了大量日伪军，同时也遭到重大损失。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尚武带领50余名战士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坚守阵地，毙日伪军百余人，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2月3日，敌又纠集万余兵力对我乐陵地区进行“扫荡”，第三军分区部队和阳信、乐陵县领导机关被包围，除部分同志突围外，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和阳信、乐陵县部分领导干部壮烈牺牲。

    2月26日，日伪军万余人，乘汽车数百辆分七路对我东明、曹县、菏泽一带进行“扫荡”，我五分区十九团和曹南县大队被包围在曹县西南的高堤圈，经战斗突围。

    2月28日，南乐和清丰伪军千人，配合50余名日军，动用机枪、火炮，采用深夜长距离奔袭战术，分数路向联防区进攻，妄图一举荡平联防区。凌晨两点，张庄集首先发现敌情，紧接着其他村也发现敌情。由于敌多路进攻，他们被迫各自为战。武家村由于汉奸出卖，敌人很快通过雷区，逼近村头，用机枪压得民兵抬不起头来。樊村是联防区西北大门，民兵中队长李九岭率50多个民兵，顽强抗击300多个日伪军的猖狂进攻。敌人依靠炮火猛轰寨墙，攻进村中，李九岭一手掂刀，一手拎枪，光着膀子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他的腹部被敌人打破，肠子流了出来，他忍痛将肠子塞回肚里，用腰带扎住伤口，继续同敌人战斗。被敌人围住后，他毅然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樊村失守后，张庄集民兵土炮手因装药过多，土炮发生爆炸，火力顿减，敌人乘机攻进张庄集，他们见屋就烧，见人就杀，一时村中火光冲天。已撤出村外的民兵见状义愤填膺，又重新杀开一条血路回到村内，同敌人展开拉锯战，拼命护送出了一大批村内被困的群众。

    黎明时分，四分区一主力连从山东朝城大张村强行军40里赶来参战，从敌人背后发动攻击，夺取了大炮阵地，敌人顿时阵脚大乱。八路军一个主力营也及时赶到。敌人见援军纷至，仓惶逃离战场。此次战斗，联防区民兵在主力部队支援下，以牺牲18人的代价，换取了击毙敌39人（内有日军7人）的辉煌战果，使敌人提及联防区就闻风丧胆，很长时间没有再敢进犯。

    1943年秋，回民游击队和莘县边七、八区的区队夜宿滑营时，被马厂、十八里铺几个据点的200余名伪军包围。马本斋闻讯率回民支队及时赶到，对敌人实施反包围，并采取围三阙一、虚留生路的战术诱敌出逃，然后内外夹击，将敌击溃，歼灭逃敌一部，大获全胜。

    冀鲁豫区在进行反“扫荡” 反“蚕食”的同时，为打破日伪军“扫荡”、“蚕食”我根据地，“变华北为巩固的兵站基地”计划，杨得志决定按照“敌进我进”方针，积极派遣游击支队深入近敌区和敌占区，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进行反“蚕食”斗争，阻止了敌人的进一步“蚕食”，坚持了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

    建设小部队是敌后游击战的一个重要创造和重大发展。

    2月，泰（西）运（东）地委、军分区派出的104支小部队，以高度分散的游击战，粉碎日、伪军的分散占领，使敌人陷入“麻雀战”迷阵之中；第三军分区的小部队，采取各种形式，主动向敌人进攻，巩固了莘(县)朝（城）边根据地。运西地委、军分区组建的由吴忠、邵子言率领的昆张支队，深入已成为敌占区的昆（山）张（秋）地区，采取内线与外线、军事与政治、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方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广泛宣传群众、揭露敌人，争取和瓦解伪军、伪政权组织，保卫群众利益，发展秘密武装，将敌占区逐步恢复为游击区、游击根据地、巩固的根据地，其中的濮县、范县和观城县，既无日伪据点，也无顽军驻扎，是冀鲁豫边区唯一的三个完整县，被誉为“钢铁濮范观，边区小延安”。对扭转抗战困难局面，改变敌强我弱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2月7日，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了解到驻罗屯的敌人比较麻痹。此地距朝城伪军文大可师部很近，外围又有其他据点、碉堡掩护，据点的敌人防守松懈，又逢春节到来，警惕性较差。马本斋抓住这一时机，来了个黑虎掏心，只用半个小时便将罗屯据点攻克，击毙2人，俘获伪乡长以下30余人。没过多久，朝城守敌文大可又派出一个连到申屯修建据点。敌人白天修，游击队夜里拆。为了防备游击队袭扰，驻朝城伪军派出巡逻队，天一亮便在申屯附近转悠，企图截击游击队。马本斋掌握这一规律后，派出一个中队夜里到敌巡逻队经常路过的李庄埋伏。第二天一早，敌巡逻队刚到李庄，严阵以待的回民支队将其截住一阵猛打，敌人一触即溃，被抓获30多人。

    1943年春，驻冠县的伪军向东进犯抗日根据地，企图在这一带修建碉堡、构筑据点，扩展地盘。回民支队五中队迅速向这伙伪军发起攻击，中队长命令一排迂回包围敌人，二排从正面向敌人发动进攻。两支部队前后夹击，把伪军打了个措手不及，纷纷向西逃窜。五中队乘胜追击，把这伙伪军一直赶到冠县县城东关，挫败了敌人进犯根据地的阴谋。

    3月，清丰仙庄据点出动了30多名日本兵和一个中队的伪军，到魏庄附近的吉村进行扫荡。南乐县长兼县大队长刘镜西带领南乐县大队在县东南魏庄一带开展工作时得到这一情报。刘镜西家在吉村，对这一带非常熟悉。他判断，日、伪军回仙庄时要从谢吉村、张吉村西经过一片开阔地往南去，路过小杨庄西。于是他与副大队长文广德带领县大队在小杨庄西头的路沟里埋伏下来。

    果不出所料，日、伪军返回仙庄时途径小杨庄西，正好钻进了县大队的伏击圈。刘镜西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开火，突如其来的的枪声使敌人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这时，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军南进支队16团的一个连也闻讯赶到，同县大队协同作战，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四处逃窜。

    这次战斗俘虏日军4人，毙伤日伪军30余人，缴获强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1941年到1943年，鲁北连续大旱，粮食收成无几，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敌、我双方都严重缺粮。许多据点的敌人看到哪里有烟火，知道有人在做饭，马上派人去抢，吓得老百姓不敢白天做饭。据此，马本斋提出了“以粮制敌”的战术。冠县桑阿镇一带有呈“品”字形分布的3个伪军据点。马本斋率部潜入“品”字中心，让部分战士大肆熏烟升火，佯装造饭，主力则埋伏于四周有利位置。3个据点的敌人望见阵阵炊烟，不约而同地蜂拥而出，前来抢劫。伪军进入伏击圈后，马本斋战刀一挥，一声大喝，顿时伏兵四起，一排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敌人见中了八路军的埋伏，无法逃脱，纷纷缴械投降。回民支队轻松地拿下3座据点，俘虏伪军600多名，缴获机枪3挺、步枪500多支。回民支队无一伤亡。

    田寨是驻守冠县日伪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有坚固的围寨工事，攻打比较困难。根据敌情、地形，马本斋采用了自己独创的“土坦克”战法。他让特等战斗英雄贾福海，背驮层层湿棉被覆盖的“八仙桌”，手提地雷，从村东口冲进大街，直奔围寨南门。敌人以密集火力扫射，“土坦克”照常前进，让守敌大为惊骇，不知道是什么“秘密武器”。此时，贾福海在南门埋好地雷后，向敌人喊话，告之敌人只有投降才是唯一出路，随后大摇大摆地从原路返回。马本斋则隐蔽在寨门对面路南短墙下，准备地雷一爆炸，就指挥部队冲锋。结果，没等地雷爆炸，敌人就宣布投降了。之后，回民支队又拔掉了冠北日伪军2个据点和二十里铺的炮楼；抗日政府发动群众填平了40多里的封锁沟。这样，抗日武装和县区干部可以自由地来往这一地带，南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有一次，杨得志司令员要求回民支队从日伪军手里搞一批自行车，装备军区侦察连。马本斋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一中队。一中队深入到敌占区，分成若干小组，白天潜伏到敌人据点附近的道沟、高梁地，捕捉个别活动的敌探、汉奸。不出半个月，缴获自行车80辆。一天，一中队从聊城（今东昌府）搞车回来，夜宿明公集村。第二天黎明时，一股伪军窜至明公集抢牛。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一中队一个冲锋，把敌人打退。一个小时后，这股敌人纠集增援之敌，再次向明公集进犯，其中，伪军200余人、日军20多人。一中队沉着应战，再次打退敌人，共毙敌30余人，缴获子弹1000余发。我军仅1死2伤，消耗子弹2000余发。按说，这是一次胜利的战斗，但马本斋听完汇报后，批评说：“你们消耗太多，缴获太少。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供应十分困难，必须把每一发子弹都打到敌人身上。”

    马本斋采用这些灵活机动的战术，在鲁西北连连克敌，打十姓庄据点、拔谢炉碉堡群等战斗，也都是出奇制胜，使敌人防不胜防。在鲁西北，回民支队成了日伪军的克星。

    1943年全年，边区共派遣124支游击支队。这些游击支队积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阻止了敌人的进一步“蚕食”，扩大了游击区。在此基础上，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法，迫使边区伪军的发展陷于停顿。

    抗日战争中期，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采取分割、包围、封锁政策，淇县地处冀鲁豫和太行两大根据地要冲，是日军重点封锁的县份之一。1939 年至 1942 年，日军强迫全县民工 5000多人，在淇县平汉铁路至西山边，挖了三条长 25公里、宽 6米、深5米的大型封锁沟，沿沟的淇河、思德河、桥盟河等重要路口，修筑炮楼19 座，派日伪军日夜站岗放哨巡逻，妄图切断冀鲁豫根据地和太行根据地两大战略区的交通联系，封锁进山的粮食、布匹、药品等军用民用物资。为了粉碎日军的封锁和分割，确保党、政、军干部安全过境和文件、报刊、情报、军用物资畅通无阻，冀鲁豫区党委根据北方局加强秘密交通工作的指示，迅速建立多条地下交通线。

    地下交通线的存在首先保证及时安全护送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奔赴太行、延安的青年。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大批干部安全通过敌占区，顺利来往于太行、冀鲁豫和冀南根据地之间需要冀鲁豫与太行之间交通站的护送。太行区和冀鲁豫区、冀南区来往的干部以及派往敌占区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秘密地下交通线护送通行。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先后经地下交通线往返的中共党、政、军5000余次。其间，皖南事变后转移的新四军干部、伤病员及家属600余人，也经各交通站点护送，安全过境。曾经在此交通线护送通过的人员有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肖华、吕正操、黄敬、朱瑞、舒同等八路军重要领导。

    1943年5月初的一个夜晚，在豫北浚县的一条小路上，20余人牵着3匹骡马，踏着朦胧的月色，悄然向西疾进。队伍中间走着一位个头不高，头戴新礼帽，身穿细布长衫，脚穿皮鞋的上流社会的绅士，他正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

    邓小平到冀鲁豫边区检查指导工作后，在冀鲁豫边区内黄井店沙区办事处交通科科长马赛和两个交通员以及20余名警卫战士的护送下，通过连接太行与冀鲁豫根据地的豫北地下交通线。走在他身边的夫人卓琳，身穿对襟细布中式上衣，象一个精干的男随从。

    深夜，邓小平一行来到卫河东岸的老官嘴渡口，交通员李志杰四处侦察，没有找到渡船。面对汹涌奔腾的卫河水，交通员一筹莫展。马科长的心中更是不安，附近就是敌据点，如果天亮以前不能渡河，就会被敌人发现，首长的安全怎么保证呢？邓小平底声问马科长：“附近有能趟水过河的地方吗？”一句话提醒了李志杰，他想起了向上游走一段，有一个浅滩，可以涉水过河，于是他带着大家赶到浅滩处。大家赶紧脱了外衣和鞋袜下了河，用脚试探着往前走，到河心，水已齐胸，加上水湍流急，脚下只打滑。邓小平沉着地关照大家：“要把脚步踏稳，互相拉紧手，河水就冲不倒我们了。”涉过卫河，大家拧干衣服，继续前进。

    为了避免和日军遭遇惹麻烦，小李想领大家从麦田里抄近路走，当他双脚迈进麦田里刚走几步时，邓小平便提醒他说：“小李同志，为什么一定要从麦田里走呢？”小李说明抄近路避敌的想法，邓小平深情地说：“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损害群众利益。眼下，这些麦子该收割了，我们那么多人马走过去，要踏毁群众多少庄稼呀！你说是吗？”小李含羞答应着，双脚赶紧跳出麦地，领着大家，顺着堤北行，然后踏上了西行大路。

    黎明时分，邓小平一行来到浚县乔村中间站。天门会内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傅凌云很快迎了出来。为了缩小目标，防止意外，决定让邓小平和卓琳住在一个姓姜的开明士绅家里，村里村外增设岗哨，严密封锁消息。20余名护送战士，轮班在姜家院内外放哨。午饭后，邓小平趁机和姓姜的开明士绅交谈起来。他说“抗战已进入后期，日军无论怎样垂死挣扎，也决改变不了必然的灭亡命运。只要赞成抗日，都是我们的朋友，谁能为抗日多做好事，前途肯定是光明的。今天，你又为抗日救国作了一件好事，谢谢你的帮助。”那位姜姓绅士虽然不知道与他谈话的就是赫赫有名、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但能断定面前的人必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邓小平的话，句句说到他的心坎里，他不时的点头称是：“对！对！我知道贵党贵军是坚决抗战的，我一定照先生的教导，为抗战多做好事。”再以后的日子里，姜姓绅士牢记邓小平的话，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夜幕降临，邓小平等人继续登程西进。走出天门会管辖的地盘，很快接近日伪军严密封锁的平汉路。日军在路西从南到北挖了150公里长，两米宽的大封锁沟。沟边5里一堡，3里一哨，还架有铁丝网，只有敌人碉堡附近，才有路口通过，这一段是地下交通线最危险的地段。

    两名交通员带领几名战士匍匐前进，悄悄地爬向铁路。爬到封锁沟过路口处，他们没有发现敌哨，只听得南边岗楼里敌人吆喝着：“地子九，天杠！”的赌博声。这正是通过铁路和封锁沟的大好时机。当即，几位战士分别卡住铁路与封锁沟路口的南北两侧，严密监视敌人，邓小平率领其余人员迅速地穿过了敌人的铁路封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