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毛泽东与外来人员从谋略分歧到权力相争的过程，可以看出，自中央局设立之后，毛泽东虽然失去了对红军的控制权，但本来仍然可以有一席之地。只是他过于坚持保守战略，最后导致被彻底排挤出军队。但另一方面，因为「道相通」，所以即便是权力斗争，也并不是你死我活。临时中央一再重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争取他(按：指毛泽东)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并且要求「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共产国际也认为，虽然「毛泽东的总方针是错误的」，但鉴于他是有声望的领袖，并且有出色的军事才能，所以在纠正其错误时，必须「尽可能地采取和善的方式」。不难看出，从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到博古、王明为首的上海临时中央，再到共产国际，他们从未想过要彻底搞垮毛泽东， 而是一再尝试着将其拉出「右倾」的泥潭。他们对毛泽东共同的看法或可以概括为「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这说明毛泽东在处理具体事务上的能力被一致认可，只要他在战略问题上点头认错，应该很快就能回到核心权力层。但无奈又可敬的是，毛泽东对自己的战略构想极为坚持。1932年11月23日，上海临时中央询问毛泽东对罢官一事「有否反对和抵抗？」苏区中央回复称：「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但仍然有来信，申述其「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当周围之人都在呼喊「进攻」时，毛泽东能够抗住压力，拒绝随波逐流，此种「顽固不化」的精神既让人吃惊，也令人赞叹。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的确确可以当之为有「独立意见」的人。

    五、结语：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抵达长汀福音医院休养。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进行。红军第四反「围剿」抛弃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竟获得胜利。这极大鼓舞了中央的「进攻」精神， 但对毛泽东来讲却极为不利。他以往两次离开军队时，红军都吃了败仗，所以才能很快复出。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抛弃了他的战略之后 ，却依然取得胜利。这就把毛泽东推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导致他很难「翻案」。1933 年 6 月，即博古、张闻天等临时中央领导人到苏区后，毛泽东趁机对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试图进行「翻案」。但博古在做结论时，重申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其理由便是：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  的胜利。

    四反「围剿」胜利时，最失落的恐怕就是毛泽东—因为战争胜利，反而让他变得无足轻重。多年以后，他愤愤然的谈到：「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 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为何「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这其中的重要缘由，或许就是离开他之后，红军依然能够取得胜利。

    不难想象，若是第五次反「围剿」红军仍然获得胜利，那么毛泽东必定会被继续冷藏。恰恰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毛泽东的重新复出与崛起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反过来看，黄道炫的研究证明，苏区后期的人力、物力已趋近枯竭，反「围剿」战争注定失败。而毛泽东恰好在溃败之前抽身而退，这使得他完全避免了战争失败的责任。后来的革命史因此而生出一种解释，即：反「围剿」之所失败，是因为毛泽东失去了领导权。这就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毛泽东可以左右全局的印象。

    从短时间段看，宁都会议的确导致毛泽东失去了权力；但从长时间段看，毛泽东的适时「隐退」，恰恰为他后来塑造个人权威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与契机。从这个角度看，岂不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纵览中共中央控制军队的历程，可以说，组织控制、技术运用、权力重组是可以看得见有形手段；另一方面，信仰作为看不见的手段，在「党指挥枪」的过程中亦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近代以来，国共两党都试图把军队从个人手中解放出来，建立「党军」。以后见之明观之，国民党并不成功。虽然在权力调配与人事布局上，国民党中央煞费苦心，但效果不彰，组织无力、信仰不坚应该是关键原因。中共中央能够有力控制军队，实际上是权谋与信仰的有效结合。下级党员对上级的服从与信仰，是中央权威的重要支撑；而正是借助这一权威，中央得以在军队核心权力层顺利进行人事布局，进而全面掌控军队。至此，「党指挥枪」方才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