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2011年8月1日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回忆起父亲生前给我们讲述的他在红军时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长征经历,让我难以忘怀。今天写出来让我们家的下一代有个了解,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爷爷和外公(祖祖、外祖祖)的传奇经历。也算作是八一建军节的献礼吧。
我的父亲陈揖生(红军中使用的姓名胡广仁)早年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后在德国人开办的上海宝隆医院工作。(原卫生部长钱信忠也同在这所医院工作)1932年底经朋友介绍到江西吉安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第52师第3团卫生队任少尉军医。1933年初春部队在宜黄与乐安县被红军包围后该师官兵大部分被俘。一同被俘的还有5团6团卫生队长俞翰西,孙仪之。随后父亲他们被送到红军总卫生部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款待,朱德总司令和红军卫生部长贺诚接见了他们,表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随后父亲他们被分配到兴国茶岭红军总医院工作,每月发给20银元。不久红军总医院迁到瑞金并入红军卫生学校成为红军卫生学校的附属医院,贺诚兼任校长,教育长陈义厚,医政科长陈志方,父亲任教员担任内科教学,同校的教员还有傅连璋、王斌,孙仪之,俞翰西等。
在红军总医院期间,有一次国民党飞机来轰炸,王稼祥同志被炸伤了,伤得很严重,生命垂危。为了抢救王稼祥同志,中央决定通过上海地下党购买X照光机,为王稼祥同志作明确诊断。不久就从白区购回了一台德国造的小型X照光机和X光胶片、药水等材料,随机只有一份德文说明书,因父亲的德文和英文很好,而且又在德国人的医院里工作过,对德文很熟悉,组织上就安排父亲负责X照光机的安装和使用。X照光机安好后贺诚部长非常高兴,立即就安排对王稼祥同志摄片,以便了解弹片的位置、大小和严重程度,确定手术指征,并亲自在一旁观看。摄片结果发现腹腔内的盆骨附近有一比黄豆稍大的弹片,由于当时红军总医院医疗设备差,虽然明确了腹腔内的弹片位置,但还是无法手术取出,会诊后决定采取保守治疗。
自从有了这台X照光机和负责医师后,许多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士,都很快的得到了明确诊断和及时的抢救治疗,重新回到了战场。在红军总医院期间父亲多次为王稼祥、曾山、陈正人等红军领导干部治疗疾病,为在战斗中受伤的红军战士治疗,挽救了许多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的生命。红军总医院的伤员最多的时候有400多人,那时的“苏区”除了药品和外科所需要用的器材缺乏外,包扎伤口用的胶布也积其缺乏,常常用麻线捆扎。父亲就开动脑筋搞了一个小发明,用松香和桐油加热后涂在牛皮纸或其他比较厚的纸上,再用剪刀剪成长条来代替胶布,解决了治疗护理急需的材料问题,受到了伤病员的欢迎和上级的赞赏。红军卫生学校教材匮乏,给学员上课的资料也非常有限,父亲常常与孙仪之同志在一起编写教材和讲义,他们编写的教材和讲义通俗易懂,结合实际学员们非常喜欢。
1934年10月父亲随中央红军长征,红军卫生学校和附属医院在贺诚和陈志方同志的领导下随中央直属纵队行军,直属纵队多为年纪大的领导同志和女同志,一同行军的有徐特立、成仿吾、谢觉哉 、邓颖超,贺子珍,李伯钊、贺诚部长的夫人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夫人。
长征刚开始时还是白天行军,晚上休息,后来基本上就是晚上行军,白天休息,每天要走120多里路。一路上大家相互搀扶,对于仅有的代步工具马匹和担架都是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互相帮助,互相关心的革命友情一路上鼓舞着全队官兵,我清楚的记得,父亲给我讲的几件小事:有一次他患病,发高烧,行军困难,陈赓团长把马让给了他骑。部队行军到遵义,在遵义会址外待命时的一天深夜里,贺诚部长见他冷,把自己身上穿的毛线背心脱下来给他穿,使他非常感动。
长征途中休息时,大家常常会思念亲人和家乡,贺诚部长常常将他的小男孩的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这张照片是父亲将X光胶片剪了一小块用老式照相机在出发前给他小孩照的,据父亲讲这个小孩是在长征前一年出生的,长征出发时不能带走,寄养在当地农民家中了。
长征前夕,部队出发时把X照光机拆散后用油布包裹着放在担架上由战士们抬着随部队行军,一路上由父亲负责照看着。随着漫长艰苦的长征路,生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为使部队轻装前进组织上决定将X照光机埋藏起来,据父亲回忆:在途经四川和云南交界的镇雄县境内的一个小山村,把它给埋掉了,当时他非常的难过,久久不愿离开埋藏地点,贺诚部长劝慰说:“记住这个地方,等长征胜利了我们再来取”。的确在这么艰苦的长征路上,抬着一台X光机行军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父亲的X光情结也是能理解的。
在长征途中,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尽心尽职的救治红军战士,同时还抓紧机会学习。他清楚的记得:在第一次攻下遵义后,立即和陈志方同志一起到遵义中学的物理化学实验室做各种化学实验。
直属纵队行动困难,行军速度比较慢,敌人在后面追击,天上还有敌人的飞机轰炸,俞翰西同志就是在长征途中被国民党飞机轰炸而在贵州牺牲的,战友的牺牲令父亲悲痛不已,岁月漫漫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