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玄武区四牌楼2号国立中央大学校门（图片来源：南京大学）

    南京玄武区四牌楼2号，是一个充满故事与历史文化的地方。一位位历史课本中的名家曾在这里聚首，一幕幕历史事件曾在这里上演，一个个历史之最曾在这里诞生，世界首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国际学术组织——景星学社曾在这里璀璨生辉，光耀华夏。20世纪30年代，这里是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的校址，也是景星学社的社址所在。

    1930年，一位儒雅内敛，一副欧美士绅派头的男子满载着一肚子的学问从当时的世界一流强国德国返回祖国，在南京这片土地上开启了他的报国之旅。

    1922年，两位昔日在日本共同学习进步的浙江学子在德国柏林再次相聚。年龄相仿，怀着相同留学报国理想，同样才智过人的两位年轻人惺惺相惜，接下深厚友谊，誓言回国报效。二人归国后，一位成为了进步革命事业的领袖，一位成为了知识界的领袖，两人肝胆相照，建国后还结为了亲戚。这两人一位是周恩来总理，另一位就是上文中的那位从德国返回南京的儒雅内敛的男子。他是中国近现代文教界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与孔子一同名列“影响中国历史的十位教育大家”。他被钱学森视为青年时期的楷模，被蒋介石尊为外交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他“为中国教育发展和中欧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29人一同入选“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资料库”。他就是南京大学前身国立中央大学著名教授、景星学社的创始人厉麟似。

国立中央大学著名教授厉麟似（图片来源：南京大学）

    创立于1921年的景星学社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中西方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蔡元培称为“贯通中西文化之第一名社”。它是人类历史上首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国际学术组织，首个以汉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学术组织，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首个非政府国际学术组织。更重要的是，它对中西两个世界的思想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西方的开创性影响

    对于西方世界，厉麟似与景星学社有着开创性的影响。厉麟似也被公认为“讲述中国故事的鼻祖”。景星学社是在西方世界创建的首个以汉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组织，在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文化艺术、中医药学等多个领域的“中学西渐”方面均起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历史之先河的作用，并对卫礼贤、荣格和黑塞等一批西方知识精英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金石书画和音乐戏曲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以及中医药学都是通过厉麟似与景星学社最早为西方主流知识界所接受并产生实质影响的。如，由厉麟似等襄助卫礼贤完成的德文版《易经》成为西方最权威的译本，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世界，对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受该译本启发，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了“共时性原则”，作为建构其分析心理学的内在基石。再如，景星学社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将大量中医医案、中医古代文献和方药等译介到了西方世界，使得欧洲知识界开始对中医药、中国古代的人体观与宇宙观、经络与脏腑的理论学说以及中药方剂的配伍标准等逐渐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和了解，开启了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

    此外，西方世界的第一本专门研究汉学的专业学术期刊——《汉学》也是由厉麟似通过景星学社创办的。《汉学》杂志于1921年4月创刊，拥有德、英、中三个语种的版本，内容涵盖易学等中国古代哲学、中医药学、中国文学、金石书画、音乐戏曲等诸多汉学领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厉麟似与景星学社还参与创办了如《中德年鉴》和《中国》等在西方世界较具影响力的汉学研究刊物，并与卫礼贤等联合创办了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研究院（亦称“中国学社”或“中国研究所”）。该研究院至今仍是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的“金字招牌”。

    厉麟似对卫礼贤等一批西方汉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帮助他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等汉文化，进而助推这些西方汉学家对汉学进行更为有价值的准确的传播。对于厉麟似与景星学社，卫礼贤曾评价道：“厉麟似先生是我遇到过的为数不多的真正能够同时驾驭和融通中西方文化的学者之一，这在译介中国古代典籍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对《易经》《道德经》等中国古代哲学经典有着独到而深入的见解。他所创办的景星学社为那些对东方文化怀有兴趣的西方学者们开启了一扇窗，使我们受益匪浅。我创建中国学社的想法就是源于厉麟似先生和他所创办的景星学社。”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厉麟似的这些所为无疑是极具魄力的前所未有的创举。20世纪初，正值“西盛中衰”，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被看好。在国内，传统文化被视为糟粕，知识精英普遍将国家的衰败归咎于文化落后，高呼“打到孔家店，打到旧文化”。在西方，对汉学的研究更是不受学术界尊重。西方人普遍对中国文化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即便是一些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仅是停留在表面上。远赴世界一流强国德国留学的厉麟似虽是到那里学习先进文化知识，但自小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文化自信。他不仅成功在西方世界创建了第一个专门研究汉学的学术组织，出版了第一本以汉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更重要的是，他和其所创立的景星学社使得中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欧洲主流知识界的尊重，提升了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的国际形象，影响了数代西方人的“中国观”，并推进了中西方文明在平等尊重基础上的交流互鉴。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在日本和德国游学十四年的厉麟似归国后将景星学社也一并迁回祖国，社址最初设在南京市成贤街43号教育部，后迁至玄武区四牌楼2号，即文首所聚焦之处。故事从这里开始进入高潮。

    厉麟似归国后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同时兼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法学家钱端升落魄之时得以从天津来到南京发展，重返中央大学任教即是通过厉麟似的提携举荐。作为知识界的归国知名领袖，他受胡适之邀加入了欧美同学会，并分别与蔡元培、朱家骅、陈立夫等人一同发起创立了国际联盟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中国联合国同志会、中德文化协会等近代较有影响的对外组织与文教组织。

    迁址南京的景星学社获得了国际联盟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由蔡元培担任名誉主席，德、奥、瑞、英、法、美六国驻华公使和国际联盟文化合作组织代表等担任顾问。从景星学社的一份社员名单中也可看出厉麟似和景星学社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力。名单中有徐悲鸿、厉绥之、陶行知、梅兰芳、徐志摩、厉良玉、沈钧儒、陈叔通、马叙伦、施承志、罗家伦、何炳松、郑振铎、邹韬奋、程天放、蒋梦麟、胡适、蒋作宾、厉尔康、孙科、周鲠生、傅斯年、张大千、田汉、唐丽玲、卫德明、蒋复璁、梁实秋等，几乎囊括了电影、音乐、书画、戏曲、文学、史学、哲学、医学、武学、法学、教育学、军事学、外交学、新闻出版学、金石篆刻学等诸多文化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厉麟似已将景星学社从一个专门繁荣汉学研究的学术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引进国外先进文化并重的中西文化研究、教育与交流机构。

    借助景星学社和自己多年在国内外积累的人脉，厉麟似为中国吸收和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文明成果和优质资源。如，景星学社将西方的优秀教育办学理念、欧洲古典音乐、电影、西医学技术及教育体系、德日军事思想和实践、新闻出版理论与实践、法学理论与实践和德国的自然科学技术等引入中国，同时引介了一批西方知名高校的优秀学者援华授课，还引进、编译了大量的德、英图书和杂志。此外，学社也为在国内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国学者提供支持，为中国学生赴欧美留学提供帮助，如：开办德、英、法文补习学校，在国立中央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等高校开设德文、英文、法文等课程，组织文化活动，举办文化讲座等。厉麟似还通过景星学社和在中国的西方汉学家（多为景星学社社员）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地传播了出去。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渔光曲》就是由厉麟似审定并推介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进而获得荣誉的。

    对于厉麟似与景星学社，《中国日报》曾有一段贴切的评述。《中国日报》撰文称：“厉博士是连接中欧文化的一座桥梁。他在帮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为中国带来了大量西方的进步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厉麟似归国后一度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并得到国际联盟的支持，但其所创办的景星学社既非政府官方机构，也非国际联盟附属文化机构，而是一个非政府国际文教组织。景星学社的这一非政府文教组织的优势在抗战期间凸显了出来，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民族文化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民族保存文化

    众所周知，厉麟似是我国一位了不起的抗日爱国儒将。他是中国抗日军队主力德械师的重要建设者之一，也是抗日救亡的思想领袖，有“中国的圣雄甘地”之誉。他的抗日英雄事迹广为流传，各类文献上多有记载，本文不再赘言。这里意欲着墨的是他所从事的一些罕为人知的秘密抗日活动。比如，厉麟似是抗战期间秘密进行的文物抢救保护活动的中坚人物，是“文献保存同志会”背后的实际策划者与支持者，从日本与日伪政府手中为国家抢救出大量民族文献和珍本古籍，使这些“国宝”免遭日寇劫掠损毁或流失海外。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少善本古籍都毁于战火，侥幸留存的也因书主迫于生计而多流入上海旧书肆，使上海成为各方势力收购古籍的角逐之地。除日寇外，还有为美国收购图书的哈佛燕京学社，为伪满洲国收购的华北交通公司，以及北方汉奸梁鸿志、南方汉奸陈群等均派专人在沪抢购古籍。为了不让珍本古籍落入敌人之手，厉麟似、何炳松、郑振铎等几位仍坚守在上海的文教界知名人士决心一同担负起抢救华夏民族文献的历史重任。厉麟似明智地提出，抢救民族文献，仅依靠个人或民间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动用政府的力量，但不宜让政府直接出面，而应以私人或民间组织的名义对民族文献进行搜购抢救，以避日敌耳目。他与同在上海暨南大学工作的两位好友、同时也是景星学社成员的何炳松和郑振铎商议，由郑振铎等几人出面，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由他和景星学社背后提供支持，向政府争取拨款和政策。在厉麟似等人的努力下，他们从朱家骅和陈立夫那里争取到了关键性的政府拨款，教育部还特密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和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潜入上海，协助他们开展搜救工作。依靠其自身和景星学社的影响力，厉麟似还争取到了文化界更多爱国志士一同加入到他们保卫民族文化的战线。

    他们在上海冒着生命危险，齐心协力，借助景星学社、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和商务印书馆，以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为国家抢救了大批民族文献。据清华大学校史馆等资料，他们所抢救的典籍中，仅善本就达4000余种，是当时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入藏善本数十年的总和；今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几乎都是他们那时搜救的。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典籍、文物等被日寇劫走运往日本。这其中还包括厉麟似的父亲、晚清金石篆刻大家厉良玉的作品。日寇侵华期间大肆搜掠厉良玉的作品，并将之悉数运往了日本。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就战后文化重建和战期文物、古籍等文化资产的流失与追讨问题专门组建了咨询专家委员会，并在上海愚园路召开了为期数月的咨询会议，史称“愚园路会议”。由蒋复璁和马叙伦主持，厉麟似、郑振铎、张凤举、徐鸿宝等提供专家意见。会后，国民政府成功从日本追回日寇从香港劫走的厉麟似他们所收购的古籍。抢救古籍的整个过程，厉麟似始终默默而为，事成之后他也从未居功，而是将功劳都让给了他的几位好友。关于厉麟似谦逊礼让、低调为人的品格，《演讲与口才》杂志有《厉麟似：居正不居功》一文专门就此进行了论述介绍，本文不再赘述。

    为新中国文教事业开荒奠基

    1949年，早已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堕落看不下去的厉麟似，拒绝了蒋介石的赴台邀请，在周恩来的挽留下留在了大陆，为新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奠基，是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作为新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位西学泰斗之一，厉麟似受陈毅之邀参与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上海外国语学院，并主持创建了新中国首个德语专业。作为具有较高声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曾经的政府要员，厉麟似凭借其在海峡两岸的影响力，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多方协调，作出了积极贡献。厉麟似给台湾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台湾的影响至今犹存。如台湾著名的“景星勋章”即是源于厉麟似与其所创办的景星学社；再如台湾现今重要对外交流组织——曾由蒋经国任理事长的“中德文化经济协会”，其联合创始人便是厉麟似。移居台湾的不少政要学者都是他的学生或亲友故交，如朱家骅、陈立夫、施承志、程天放、陈诚、蒋梦麟、蒋复璁、梁实秋等。此外，他是台湾中央大学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的一块“金子招牌”，名教授中的杰出代表人物，是这所百年名校校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其创办并执掌的景星学社的社址就曾设在中央大学。景星学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非政府国际文教组织，也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国际学术组织，在民国时期国民外交与文化外交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篇章，为当代中外文化交流事业开辟了道路。景星学社并未迁往台湾，而是随厉麟似一同留在了大陆，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