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7日，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黄平旧州张王黄平橘园谈话遗址考察

    1934年12月下旬，中央红军长征进至贵州省黄平县境。一天，军委纵队在行军路上一片茂密的橘园中休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头靠头交谈时，提出请毛泽东复出指挥红军的动议。这一事件的结果，促成了猴场会议的召开，对于开好遵义会议起了重要的作用，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一事件，中共党史界称之为“张王黄平橘园谈话”（简称“黄平橘谈”或“张王橘谈”）。

    这一史实最初的浮现是红军长征到黄平时担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的耿飚在1990年8月29日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4年后的1994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第5版头条刊登了耿飚的文章《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

    座谈会后，许多作者、研究者纷纷引用，并以此为素材，根据各自的思路、兴趣、爱好，形成各种研究文章、论著和文学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张闻天、王稼祥当年黄平橘园谈话的情景。然而，未知何故，一些作品在叙述此事件时在时间上与耿飚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文章的原文不相吻合，给读者和历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混乱。

    关于张闻天、王稼祥黄平橘园谈话的时间、地点、内容，1994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耿飚的文章《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的原文是这样的：

    “这件事发生在红军过乌江之前。当时我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团长，首攻乌江的就是我指挥的那个团。在部队还没有到达乌江江边进军到贵州黄平这个地方的时候，大约是1934年12月下旬，正是南方桔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桔子结得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同志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桔子的一个桔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红军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耿飚的文章讲的谈话时间是“12月下旬”，是一个概数，而有的书籍和文章却具体化为“12月20日”或“12月30日”。如：

    傅建文著《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一书，写的是“1934年12月30日”，文中没有显示引文和出处；

    肖显社、沈丽文编著的《毛泽东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一书，说的是“1934年12月20日”，文中没有显示引文和出处；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北京第1版《长征大事典》，收录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程中原《长征中的张闻天》一文，文中引用耿飚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九十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但不指明是《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说的是“1934年12月20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讲的是“12月下旬”，与《人民日报》耿飚文章的提法一致；

    余伯流著《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引用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出版社1993年版），说是“1934年12月20日”；

    国防大学战略考古部副主任兼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金一南少将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引用耿飚在1990年8月29日纪念张闻天九十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苦难辉煌》第290页），说是“1934年12月20日”；

    梅雪著《从总书记到外交部长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版），引用耿飚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九十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并在注释中注明：载《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8日（该书原文误为8日），说是“1934年12月20日”。

    上述书籍和文章的焦点集中在“12月20日”和“12月30日”，到底哪一个说法准确呢？

    通过考证，笔者认为，应当是“12月30日”才准确。其根据在于：

    一、从1934年12月19日18时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联名签发的《中央军委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下达的“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来看，张王橘林谈话应当发生在12月30日。众所周知，黎平会议后，红军分左、右两路纵队前进，右纵队是一、九军团，左纵队是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编在军委纵队，走黄平的路线。因此，张王橘园谈话发生在黄平，时间界定在12月底。

    二、据1934年12月30日22时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签发的《关于各军团纵队三十一日的行动及其任务的部署》中“今三十日……军委纵队在老坟嘴、梭洞至婆寨之间，……明三十一日军委纵队之干部团及第一梯队进至猴场”的命令，说明军委纵队12月30日在黄平，31日到猴场。老坟嘴、猴场属瓮安，梭洞（即松洞）、婆寨（即王婆寨）均在黄平旧州附近。因此，张王橘园谈话时间应当界定在“12月30日”为宜。

    三、与朱德《关于各军团纵队三十一日的行动及其任务的部署》相印证的，是时任中革军委第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的长征日记，其中记有：“（军委纵队）1934年12月30日，由太翁出发，经老黄平至梭洞；31日，由梭洞经蔡家湾、老坟嘴及一很险峻的石山，至猴场宿营。”军委第三局是专司无线电收发的单位，伍云甫的日记应当是准确的。文中的太翁、老黄平（即旧州）、梭洞（即松洞），均属黄平县境，蔡家湾、老坟嘴及一很险峻的石山（应当是擦耳岩，有“一夫当关，万夫难开”之险），均在瓮安境内。说明军委纵队12月30日在黄平，12月31日已到了瓮安，夜宿瓮安猴场。因此，张王橘园谈话的时间应当界定在“12月30日”为宜。

    四、从猴场会议召开的时间来看，张王橘园谈话的时间应当是“12月30日”。据相关党史资料载，1934年12月31日下午3时，中央和军委领导已经到达瓮安猴场，并连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至1935年元旦会议才结束，那么橘园谈话发生的时间就应当是12月30日。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征大事典》收录的程中原的文章《长征中的张闻天》说，12月20日张王在黄平橘园谈话，十天后的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才在猴场开会；2012年10月7日人民网刊登的程中原文章《张闻天是遵义会议第一主角》，仍然说是黄平橘园谈话十天后才召开猴场会议。这些说法显然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逻辑。从黄平旧州到瓮安猴场约五十华里，正常步行最多一天时间的路程，用不着十天功夫。既然党史已确认猴场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无疑，那就证明程中原文章所说的张王橘园谈话的时间有误。

    事实正如耿飚所说：“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即谈话的当晚——笔者注）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耿飚所说的“那几位将领”，除文章提到的彭德怀、刘伯承、左权外，至少还有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聂荣臻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这件事是王稼祥告诉他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第104页）

    聂荣臻所预期的高级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也可以说是猴场会议。事实是，张王橘园谈话后，中央政治局应广大红军将领的要求，第二天（12月31日）就及时在瓮安猴场召开了会议，初步解决了“改组领导”这个问题，进而在遵义会议上实现了张闻天、王稼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的最初提议。

    综上所述，张闻天、王稼祥黄平橘园谈话的时间应当是12月30日。傅建文所著《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12月30日”是经过考证的，是准确的。

    至于许多书籍和文章包括金一南、程中原等一批权威知深专家所写的“12月20日”有什么依据呢？恐怕这也不是空穴来风。

    这里的关键是，耿飚在1990年8月29日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或记录整理稿，与1994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耿飚的文章《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的内容是不是一致？《人民日报》在刊登这篇文章时对此未注明是1990年8月29日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