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贺龙相识并成为亲密的战友开始于1934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1934年10月7日，父亲等率红六军团到达甘溪，突然遭到桂军袭击，主力被截成三段，彼此失去联络。战斗失利，部队减员一千六七百人。此时，父亲正被可恶的“摆子”折磨得精疲力竭，躺在担架上与肖克、王震指挥作战。

    正是在这几日，贺龙和关向应从敌人的旧报纸上获悉：肖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已由江西遂川出发西征，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同行。他们分析，红六军团可能是前来同红三军会师的。贺龙拍着报纸说：“报纸上是8月份的消息，如今已是10月了，如果六军团是来和我们会师的，应该快要到喽！”于是，他和关向应率红三军团主力南去迎接红六军团。

    15日，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以及晏福生、苏杰率领甘溪失利与主力失去联络临时组成的特务团400余人，转战9昼夜后，在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遇到贺龙。次日，他们即率部队兼程南下，接应正在分路突围的红六军团主力。

    1934年10月24日，在父亲与贺龙的记忆中都成为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在贵州印江县木黄父亲同肖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主力和接应他们的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合了。

    当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不是当事者，又有谁能体会到他们当时的激动心情呢！

    贺龙，这位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洪湖，从开始仅仅是少数人，发展而为大兵团的红军，率部队赴汤蹈火，独立作战。现在，终于见到党中央的代表，见到兄弟部队，怎能不兴奋万分。父亲率军西征，艰苦跋涉，两个多月数千里转战与湘、桂、黔三省敌军周旋，终于实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目标，又怎能不激动异常！

    两天后，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的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会上，父亲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番号，贺龙为军团长，父亲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由他们三人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二、六军团。

    在主席台上，父亲指着贺龙，向台下的六军团的指战员高声地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话音未落，即爆发了热烈的掌声。这时，贺龙却走上前来，握着旱烟袋杆，笑着，不无诙谐地说：“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昏昏沉沉的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大家都被贺龙逗笑了。接着，他又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我们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代表红三军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们！你们千里跋涉来到这里，本该休息两天，睡个好觉，可是蒋介石不会让我们休息，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我料想蒋介石也睡不着觉喽！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说着，他用烟袋杆敲敲自己的草鞋底子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到了那天，我贺龙请客，大家轮流睡上一天一夜！”

    会后，贺龙把军医处长贺彪喊来，对他说：“六军团的马大部分失落了，你把军医处的马拨一部分给他们。你要挑几匹最好的马送给六军团的领导人。设法让营以上干部每人配备一匹坐骑。”又指示经理处，给六军团送粮、送肉，并吩咐部队连夜到山上割细草为六军团战友打草鞋。他还告诉军部值班参谋，两军会合后站岗、放哨等勤务全部由红三军承担。贺彪把自己最心爱的坐骑、段德昌送给他的纪念物——“小钢炮”送给了父亲。

    父亲也命红六军团的同志把一路缴获的战利品，枪支、弹药、医药、香烟、被服等，送到二军团同志手中……

    当天，父亲与贺龙促膝交谈至深夜。他俩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为此后长期共同战斗中的密切配合建立了良好的开端。多年后，贺龙还在说：“两军团六七千人，六七千个心，可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1935年1月，总指挥部接到电令，命红二、六军团分兵单独行动：贺龙率红二军团留守黔东；任弼时率红六军团向凤凰、乾城方向前进，建立根据地，以吸引更多的敌人于湘西北，配合中央红军突围，进而与二、六军团会合。

    贺龙不同意分兵，他认为：一是二、六军团各自只有3000多人，分开活动势单力薄，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二是凤凰一带为军阀陈渠珍长期盘踞之地，反动统治根深蒂固，并且地处苗族居住区，语言不通，六军团单独前往，将难立足。他主张两个军团一起行动，开往永顺、桑植一带，那里群众基础好，国民党力量比较薄弱，进，可以到常德、澧县、沅陵，威胁重要城市和长江交通；退，可以到四川、贵州。这样更有利于钳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作战。

    对此，父亲很以为然。认为贺龙的分析很有道理，中央不了解二、六军团目前的具体情况。分兵，两军团前途难料，实事求是地处置，责任者是自己，自己是中央代表啊。沉思良久，父亲毅然决定支持贺龙的主张，并起草了《关于二、六军团集中行动的请示》电，再次陈述利弊。尽管中央军委复电仍坚持分兵，但最后又说，“湘敌将其大部抗击中央红军，二、六军团之环境可有改善，应利用此时机求得向湖南大发展”。

    电报发出以后，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同时出动，发起了湘西攻势。不出十日占领永顺县，两军团进入休整。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决定组成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为书记，贺龙等为委员；同时组成省军区，贺龙兼司令员，任弼时兼政委。两军团共同行动，由贺龙与任弼时统一指挥。

    接着，父亲与贺龙共同指挥了龙家寨“十万坪战斗”。这是自红六军团西征和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战役。两军团分兵部署，密切配合，红六军团在东侧山地，红二军团在北端正面，同时猛攻。是役，歼敌1000多人，俘虏敌旅参谋长以下2000多人，缴获长短枪2000余支，轻机枪10挺和马匹、子弹等大批军用物资。这一仗，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这一仗，调动了湘、鄂大批敌军，大大减轻了在湘境内的中央红军的压力。

    是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会正式成立，父亲与贺龙分别任书记和主席。

    12月，为建立坚强的后方，为进一步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父亲与贺龙分工了。父亲与王震、张子意及夏曦留于后方，深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等县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种地方组织，使苏区各方面工作按照党的政策顺利发展。贺龙与关向应、肖克率红二、六军团主力从大庸出发，逼沅陵、破桃源、围常德、占慈利……给湘敌和进攻中央红军的敌人的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月底，部队返回大庸、永顺休整。

    红二军团在会师后恢复了党的组织，部队扩大了一倍，指战员的胜利信心提高了，战斗力加强了。多年后，贺龙忆起这段战斗历程，曾深情地说道：“任弼时同志的到来，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和力量，从此使我们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给我们带来了中央红军的宝贵经验，使我们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获得了解决，从而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的建设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被歼和受到歼灭性打击的数目日益增多了……这一切成就都是与任弼时同志的领导及其艰苦深入的工作密切不可分离的。”

    1935年2月底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红二、六军团。4月上旬，按中央指示，父亲与贺龙率军退出塔卧，向北转移。接连激战陈家河，歼敌李延龄旅，桃子溪一战，敌陈耀汉纵队从此消失。

    6月9日，红二、六军团突然以一部分兵力在鄂军防区纵深内包围了宣恩县城，以另一部分兵力切断了宣恩至恩施间的交通，歼灭了部分敌军，主力则隐蔽在宣恩城南10公里处，准备打援。

    敌徐源泉生怕宣恩丢失，急令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从来凤、李家河驰援。

    13日夜，父亲与贺龙率总部刚要开拔，机要科长向他们报告：电台截获了敌人一份密码电报，正待破译。他俩走到电台旁边，见王永浚正伏案译报。父亲对贺龙说：“你先走，我等电文译出来，搞清情况就跟上来。”贺龙先是推让，后想了想，同意了。但临走时又要警卫排多留几个人保护政委，并再三叮咛：要是遇到紧急情况，背也要把政委背回来。

    贺龙上路不久，父亲也策马奔来，兴奋地告诉他破译结果：敌张振汉部奉命来解宣恩之围。贺龙高兴地说：“好啊，我们赶到忠堡去，打他个伏击。”“时间来得及吗?”父亲看看天色说。“急行军！”贺龙果断决策。一声令下，部队连夜在崎岖山路上急行130里，奔袭忠堡，埋伏在大路两边的山上。

    也许是连日奔波深夜急行军的劳累，贺龙病了。父亲见他面色灰白，直冒虚汗，仔细观察，感觉他的呼吸也很重，便关切地问他哪里不舒服。贺龙只是摇摇头，说没问题。父亲不放心，又派人把卫生队长贺彪找来，一检查贺龙高烧39℃。父亲当即对贺龙说：“你下去休息吧，前面的事情我负责。”贺龙却说：“我可不能下去，看不见战斗情况，说不定真会急出病来！”父亲和周围的人都笑了。父亲没说动贺龙，只好嘱咐警卫员要好好照顾贺龙。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两天，张振汉率领师部和一个旅尽管打得很顽强，结果还是全军覆灭。这位国民党的纵队司令兼师长从此参加了红军，并长征到陕北，为红军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忠堡战斗大获全胜，贺龙的病似乎也好了。

    贺龙，一员虎将，在战斗激烈时难免忘情。一次战斗正酣，陶汉章跟在父亲与贺龙的后边，敌人炮火很密。突围时，贺龙想骑马冲过去，陶汉章说：“站住！你骑马过去是不行的！”贺龙不以为然：“有什么关系?”陶汉章着急了：“你没关系；我有关系！”硬不让贺龙过去，让贺龙下马跟他走。贺龙硬是不下。父亲不但早已下马，并劝贺龙：“汉章意见是对的嘛！当然他的战斗经验不如你丰富，但这个意见是对的，下来跟他走吧！”贺龙一见父亲开了口，便不再坚持了，下马跟着陶汉章走了另一条路。过了口子，到该快走几步时，可是贺龙还是大摇大摆慢吞吞地走着，急得陶汉章又催他，贺龙却说：“你看，你这个孩子，我走不动嘛！”见此，父亲又来解围：“你快点儿走嘛，这里是打大炮的地方！”贺龙这才又快步走起来。

    听他们回忆这些几十年前的往事，我既为贺龙的犟脾气感到亲切好笑，更为他与父亲的相互关心与尊重而感动。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父亲与贺龙的率领下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转移——长征。

    最初的4个月，他们率军几乎天天行军作战，与敌人周旋。1936年2月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及其周围地区，作短暂休整后，2月底，部队进入乌蒙山区。这里许多地区渺无人烟，几乎买不到粮食，1万多人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一个月，陷入了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最艰险的境地。

    贺龙脚板上裂开一寸多长的口子，流着血，疼痛异常。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却又不肯坐担架，每迈一步，钻心的疼痛使他不由自主地打战。休息时，他坐在山坡石头上，往裂开口的脚板上抹些油，用火烧伤口，直到皮肉发焦，以此止血。后来油没有了，就直接用火烧脚板。

    此刻，父亲也病倒了，高烧，像是肺炎一类的重病。贺龙十分着急，把卫生部长、医生、护士、副官都找来，十分严肃地叮咛：“你们要好好照顾任政委啊！你们晓得，要不是任政委带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封锁和我们会合，想想嘛，我们就是离群的孤雁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他！”

    父亲极度虚弱，连马都无力骑了，贺龙就动员他躺在担架上。父亲怕影响战士们的体力，坚决不干。贺龙只好又请肖克、关向应、王震和甘泗淇等集体劝说。父亲这才被迫坐在担架上。几次，父亲躺在担架上，贺龙拄着棍子，迈着艰难的步子跟在旁边，还给父亲讲笑话，而他的双脚正在流血。

    经过半年多的转战，跋涉，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中央即电令红二、六军团等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成立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

    此前，父亲和贺龙与党中央失去电台通讯联络很长时间，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情况毫不了解，不知道毛泽东已率领中央红军到达甘南地区，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地区的情况。他们误以为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名义的来电就是代表党中央。直到会师前不久，才有所了解。会师后，经朱德介绍，他俩终于弄清了一两年来党内激烈斗争的详情。

    与张国焘斗争是需要讲究策略的。他自恃人多枪多，以势压人。这一斗争，又是贺龙坚决与父亲站在一起，就像当年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分兵与否的问题上父亲坚决站在贺龙一边一样，他们再一次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共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