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为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崇高品德和聪明智慧为后人敬仰。他一生中只到过黄平一次，但就是那仅仅的一次黄平之行，在他一生中却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同党中央和军委其他首长一起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下旬长征到偏远的黄平苗乡，在黄平发生的战斗场景和一系列事件使他终生难忘、记忆犹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讲话中都一再提到黄平这片使他难以忘怀的红色土地。

长征到黄平时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辗转从黄飘、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在这个中间，主席就说服了许多同志。”（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在黔东南》第223页）

1950年国庆节，西南区各民族代表团在北京天坛与政务院招待委员会领导合影

    1950年秋，黄平县四屏镇五里桥村农会主席、苗族青年潘学忠和本县苗族青年杨万选、杨光珍、一名革家姑娘等革命积极分子作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代表团成员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国庆节那天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贵州省参观团成员时，问潘学忠是哪里人，潘学忠回答说是贵州黄平人，周总理紧紧地握住潘学忠的手深情地说：“啊，黄平，当年我们长征路过那里，在那里和王家烈的军队打了一仗，我住在你们县城的财神庙里。”（中共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黄平革命风云录》第21—23页）后来，潘学忠历任四屏镇、四屏区农会主席，黄平县、镇远专区农会副主席。195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潘学忠为黄平县联合政府县长，成为黄平县有史以来第一位苗族县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苗族县长。

20世纪50年代初的黄平县联合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合影。左三为潘学忠

    链接：1949年11月10日黄平解放，同月15日正式宣布黄平县人民政府成立；1951年6月，召开县第五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产生首届县联合政府组成人员，县人民政府更名为县联合政府，县委副书记张登文代理县长；1952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潘学忠为县联合政府县长；在1955年4月召开的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根据上级指示，县联合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潘学忠继续担任县长；1956年6月因工作需要，潘学忠调贵州民族学院工作，县长缺位；1956年12月召开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再荣为县长；1967年4月，取消县人民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黄平县革命委员会”，同年9月改称县革命委员会，县长改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1981年5月召开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取消县革命委员会，恢复县人民政府建制。

    无独有偶。1960年4月底，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三国回京，途经贵州时作短暂停留。在贵阳花溪休息期间，省里特意安排了一台贵州民族文艺汇报演出，其中就有一名叫阿旺的苗族女青年歌手。阿旺是清水江边台江县施洞人，从小父母双亡，在党的培养下，凭着一副天生的好歌喉，走进了贵州省歌舞团，成了一名蜚声海内外的歌唱家。2022年7月21日，阿旺以85岁高龄辞世。

23岁的苗族姑娘阿旺给周总理演唱期间在贵阳花溪公园留影

    在三苗网2022年7月24日一篇纪念阿旺的文章中，作者叙述了阿旺那次为周总理演唱时的情景：作为贵州省苗歌界泰斗型的人物，1960年，阿旺老师在贵阳为周恩来总理表演了一曲独唱，这是登台无数的阿旺老师生平最难忘的回忆。当时，贵州省组织了包括阿旺老师独唱在内的七八个节目，只通知要到花溪宾馆演出，她们并不知道是为谁演出。当周总理走进来，演员们都惊呆了，一时间只知道拼命鼓掌欢迎。周总理当时并没有说话，默默地坐下，大家依次上去表演，阿旺老师强压住心头的紧张，高歌一曲《歌唱美丽的好家乡》。表演过后，大家又被安排与周总理共舞，轮到阿旺老师时，她好紧张，一直担心踩到总理的脚。虽然知道总理参加了遵义会议，肯定到过贵州，但一张口却紧张得只晓得问：“总理您来过贵州没得？”反倒是周总理打消了她的紧张，“姑娘是哪里人啊？”“清水江”“哦，黄平？我去过。”总理还夸阿旺老师歌唱得好，“你唱得很好，以后好好唱歌，多唱少数民族的歌。”

    周总理第二次贵州之行，与第一次到黄平已相隔26年，但一提到清水江，每天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就第一时间自然记起了黄平，甚至连“黄飘”“财神庙”等他都仍然记得，足见“黄平”在总理的心目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有着多么深刻的印象啊！

    是啊，周总理怎能不对黄平有着深刻的印象呢？因为黄平是红军转战贵州期间，作为红军总政委的他与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合签署命令攻取的重要县城啊！

    在长征途中，周恩来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又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中央红军整个长征路上的每一个细节，他都了如指掌。是他在黎平会议上，力主支持毛泽东向黔北进军的主张，得到了广大中央领导和红军指挥员的支持。是他与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于1934年12月19日18时联合签署了《中央军委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作出了中央红军左路纵队占领黄平的军事部署。他们命令（根据原文缩写）：十二月底左路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面可能来追之湘敌及中央军。在进攻黄平地域以前，可用常行军前进，最后则应迅速占领黄平县城。在朱德1934年12月30日给各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刘伯承、陈云《关于各军团纵队三十一日的行动及其任务的部署》中也多次反复提到转战黄平之军事行动。

    为什么要占领黄平县城呢？黄平是湘黔公路上的一个重要县城，当年随红军长征的红九军团司令部文书林伟在日记中称之为“很漂亮的新黄平”（战士出版社1993年版《“战略骑兵”的足迹》1934年12月27日日记）。诚然，黄平有着两千七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历来是商贾云集之地，又是兵家必争之地，是黔东南地区物产较为丰富的县。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县，其中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压迫最深、剥削最重，因而他们参加革命的愿望最大。红军转战黄平时，当时有二千多户的旧州镇上，就有一千多户人家参加了红军组织的打土豪、分财物活动。红军攻占黄平，得到了黄平广大贫苦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林伟和谢良的著作

    红军在黄平期间，给养得到了补给。原红五军团第37团政委谢良的回忆录《铁流后卫》中专门有《黄平整编》一章，这一章一开篇就写道：“十二月下旬，我们到达了贵州的黄平县。黄平是一座山城，像贵州的许多县城一样，座落在山坡上，四周都是山峦，几乎没有平地。但是市面却很热闹，街道上人来人往，各式各样的店铺也很多，人们可以买到贵州的名产茅台酒，也可以买到一些有地方风味的零食。我们那些吸烟的同志，买到了烟卷，更是兴高彩烈，如获至宝。因为我们从江西出发，虽然经过粤、湘、桂、黔等好几个省，但大多是住乡村、走小路，住在城市的机会是很难得的，所以同志们买到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都很细心地保存起来。”红五军团在黄平停留完成整编的三天时间里（1934年12月30日至1935年1月1日，据朱德1934年12月30日《关于各军团纵队三十一日的行动及其任务的部署》载：五军团30日抵老黄平，1月1日准备转移到老坟嘴），打了几家大土豪，每个连队都分到了粮食和猪肉，还把粮食分给了穷苦人。

    时任军委纵队政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红军胜利攻克黄平县城后，将“城市所存布匹购置一空”，“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多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红军在黄平县城添置了新衣。这是县城裁缝师韩文先给红军缝制军装时用过的剪刀

2004年12月26日中共黄平县委、县人民政府树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黄平战斗遗址纪念碑

    黄平之战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红军按照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下达的命令，于1934年12月26日在黄平与国民党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史称“黄平之战”。这场战斗，红军运用毛泽东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军事策略，击溃了王家烈的“双枪兵”，为强渡乌江、直取遵义作了充分的准备。曾参加过攻打黄平县城的某团旗手后来回忆说：“这年年底，部队进军贵州，来到黄平城下。驻扎在那里的军阀部队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为了迅速向乌江挺进，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攻占黄平。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冲锋号吹响了。团长一声令下：‘团旗，上！’我跃出战壕，高举红旗，向敌人的阵地冲上去。我听见身后杀声震天。全团战士个个生龙活虎，端着明晃晃的剌刀冲了上来。军阀部队吓得腿都软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编五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七册，1982年10月第一版）

    中央红军的目标是到遵义建立根据地，但黔军对黔北和贵阳防守甚严，面对黔军的布防，如果取道旧州，由瓮安北渡乌江到遵义，将有被乌江守敌合力聚歼的危险；如果由黄平县城沿湘黔公路攻贵阳上遵义，王家烈肯定不会拱手相让，红军伤亡必然很大。因而对遵义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为了迷惑敌人，夺取遵义，毛泽东、周恩来认真分析了敌人在乌江和重安江一线的布防情况，决定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军事策略围攻黄平县城。一方面，围攻黄平县城，给敌人造成红军要攻打贵阳的错觉。王家烈为了保住他的老巢，自然要将乌江南岸的黔军调过来加强重安江至贵阳一线的防卫，从而造成乌江布防空虚，红军便可由瓮安北上，顺利渡过乌江。确如毛泽东、周恩来所料，国民党中央军第四军参谋魏鉴贤后来在回忆录《随薛岳所部追堵红军见闻》一文中写道：“红军初入黔东时，判断红军向北进攻，与湘西红军会合，红军却西进占据镇远、黄平。红军到镇远、黄平后，判断将西取贵阳，红军却又北渡乌江进取遵义。”（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在黔东南》第387—388页）红军攻克黄平后，一面继续向乌江前进，一面仍佯装进攻贵阳。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的耿飚在回忆录中说：“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一路上大造攻打贵阳的声势。每到一地，便打听到贵阳还有多远，贵阳好不好打。还在山崖城墙上刷大标语，写上‘到贵阳还有××里’的路标。实际上，我已经派出侦察分队，开始了渡江前的准备工作。”（辽宁人民出版社《耿飚回忆录》第211页）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在《忆长征》中说：“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攻打贵阳，只是想通过乡亲，把这个虚虚实实的消息传给蒋介石、王家烈听听罢了。而我们真正的意图是：声东击西，直奔乌江。

红军在山崖上、城墙上书写佯攻贵阳的标语

    黄平又是毛泽东复出的最初酝酿地啊，长征前后与毛泽东形影不离并有着深厚情谊的周恩来怎么不记忆犹新呢？

    正当红军指战员乘着黄平之战胜利的东风，准备强渡乌江、北上遵义的时候，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却又公然违抗黎平会议的决议，顽固地坚持红军不能过乌江，只能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以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红军应在川黔边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黄平是划分黔北和黔东的分界线，渡乌江北上便进入黔北遵义地区，由黄平折向东方就是黔东铜仁地区，中央红军在黄平又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政治局内的争论再一次激烈起来。这场争论从黎平开始，到黄平达到了高潮，所以周恩来对此记忆犹新。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党的历史教训时，周恩来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议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对于中央高层的争论，满怀强烈革命事业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忧心忡忡。他们觉得，再让博古、李德继续掌控中央红军指挥大权，就很难避免指挥的失误，红军将会陷入敌人新的包围圈。该由谁来指挥红军呢？他们将思维的坐标凝聚到了已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斥出党和红军领导岗位、此时仅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空头衔的毛泽东身上。

    1934年12月30日，军委纵队来到黄平县旧州镇东城门边一片茂密的橘园中休息，两副担架并排放在一起，张闻天、王稼祥头靠头躺着忧虑地议论红军的去向。王稼祥历来对张闻天的学问和为人极为敬重，张闻天也很赞赏王稼祥的才干，两人交谊甚笃，无话不谈。王稼祥问：“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坦然答道：“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王稼祥忧虑地说：“那，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博古、李德这样搞下去，能行吗？”张闻天愤怒地说：“不行啊，这仗这样打下去不行。博古、李德再指挥部队不行了，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比李德强多了！”王稼祥欣喜地表示同意，张闻天立马让王向部队吹风。当晚，王稼祥就将张闻天的动议和自己的看法，用电话告诉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彭表示认同。随后，王稼祥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很快在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等红军高级将领中传开了，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拥戴毛泽东“出山”，呼吁“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3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聂荣臻也说：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浓了。这样，我行军就得坐担架。于是，我有时就跟着中央军委纵队行动。那时，王稼祥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在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聂荣臻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第103—104页）

2010年10月2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左二）到黄平张王橘园谈话遗址考察

    让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战斗的呼声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边。作为党中央的总负责，由于一路惨遭失败，博古这时已经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了，周恩来成了实际上的决策者。他觉得再不变换领导，再由李德、博古瞎指挥，势必要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灾难。

    早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就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党必须找一位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自己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也得到军队干部的拥护，但不熟悉农村工作；博古虽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他；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而且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党和红军不能没有他。周恩来同朱德一样，都参加过前四次反“围剿”战争，亲眼看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下所取得的胜利，也亲眼目睹了在“左”倾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所遭致的惨重失败，越来越感觉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挽救红军，因而他坚决地支持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长征。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指挥作战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以红军主力打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赣东北地区的正确方针进行了错误的批判。结果，毛泽东再次离开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由周恩来代理。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由于周恩来的坚持和力争，毛泽东被批准留在前方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中国工农红军史略》第8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版）

    长征开始后，周恩来经常同毛泽东在一起，有意识地想方设法让毛泽东尽快回到领导岗位上来。《周恩来传》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邓颖超因患肺结核，吐血，编入休养连行动，一直没有同周恩来在一起。有几回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他们连队，周围的同志看到了叫唤：“毛主席和胡公来了！”（周恩来那时没有时间剃胡须，胡须既长且黑，大家就叫他“胡公”）。周恩来走到邓颖超身边，只能谈上三言两语又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292页）周恩来与夫人“三言两语”的谈话，也有毛泽东在身边，可见两人的交情非同一般。后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后，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决定：在党的工作方面，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并兼任第一方面军政委；后方军事工作，如扩充红军、动员粮食等，由组织局负责。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前方需要周恩来，会议最后同意周恩来暂时仍和毛泽东一起到前线去。同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次日，他们率领第一军团南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299—300页）由此可见，毛泽东与周恩来无论什么时候，谁也离不开谁。

    在通道会议上，他采纳毛泽东继续西进贵州的意见，改变了红军长征的行军路线。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有理有据地驳倒李德的错误主张，使周恩来下定决心要“去李换毛”。他同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同志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否定了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兵，说明毛泽东不仅重新有了发言权，而且开始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红军采取毛泽东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军事战略思想，发动佯攻贵阳、实取遵义的黄平之战，一举攻克黄平县城，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为毛泽东的复出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但是，这还不等于说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已有了领导地位，毛泽东复出还得有一个过程。因为，此时的博古毕竟还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李德也并未完全放弃指挥大权。毛泽东虽然有了发言权，但毕竟还没有名正言顺的军事决策权。怎么办呢？作为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有些犯难了。思来想去，周恩来觉得，要想名正言顺地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党和红军，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开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毫无疑问，这是当时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而且也是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又一次与毛泽东不谋而合。

    作为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和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对于李德的瞎指挥和极端恶劣的作法，周恩来进行过巧妙的抵制，并对一些遭受李德迫害的同志进行了保护。尤为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其实，在“三人团”中，他充当了一位最痛苦、最为难的角色。对于刚愎自用、专横跋扈的李德，他既要服从又要用一种忍耐的潜力同他抗争。这种抗争既不能明火执仗，又要达到效果，使对方感到无可奈何。以智谋同谬误周旋是最痛苦的。周恩来之所以是周恩来，因为他不谋权，但他要有权，他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李德和博古。他非常明白，如果一旦让李德和博古不高兴，弄掉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这个职务，对他个人来说无所谓，但如果让李德在那里为所欲为，无人制约，那结果必然不可收拾！对于博古，周恩来必须服从，那是就党的纪律而言。如果是抵制或抗衡，那也是用一种兄长对小兄弟那样的做法。因此，周恩来时时处于为难之中，但他却想方设法去做他认为应该和能够做的一切。

    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创始人和被“左”倾教条主义排斥、打击的主要对象，毛泽东对李德的错误是坚决抵制的。他认为仍由李德对红军实施指挥是十分危险的，必须对他进行有效的制约，否则，黎平会议决议就无法实施。他认为应当开会讨论渡江问题，而且必须就红军的指挥关系和程序作一个符合实际的决议。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此次提议开会讨论渡江问题也不例外。

毛泽东和朱德

    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或称书记处书记只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四人。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参加长征的政治局常委只有前三人。这三人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博古，提议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分量自然最重。周恩来在常委中的排序是第三，在最高“三人团”中处于末位，不便直接提出反对博古的意见。既然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都把“变换领导”的问题提出来了，那是众望所归，当然要积极响应了。事实上，如果张闻天不首先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就挨整了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1994年12月18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