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时间、距离、规模、影响上来看，红四方面军经历了三次远征：第一次，1932年10月到12月从鄂豫皖西征转战至川陕；第二次，1935年3月至1936年10月从川陕长征至甘肃会宁；第三次，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渡过黄河以西组成西路军血战至祁连山，小部分队伍突围到新疆迪化。作为第一次远征、一次战略转移，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征至川陕意义非凡，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离开根据地，进行无后方白区作战，最终落脚川北，再一次创建了全国第二大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消灭了敌人的力量；积累了宝贵的远征经验，为红军长征提供借鉴。

    关键词：红四方面军；西征；鄂豫皖；川陕；红军精神

    一、红四方面军西征前的发展及西征概况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是中国红军主力部队之一。

    1927年11月到1930年春，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党组织遵照中央八七会议组织秋收起义的决议，先后领导了黄麻起义、立夏节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相继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32师、33师。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红军在敌人的“会剿”“围剿”中不断发展壮大。1930年4月，红11军改编为红1军，1931年1月，红1军与黄梅、广济、蕲春地区转移来的红15军会师，合编为红4军，1931年10月，红25军在皖西麻埠成立，11月7日，与红4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1932年5月，在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的第三次“围剿”后，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人，地方武装达20万人以上。根据地东起舒城附近，西抵京汉铁路，北临淮河，南至黄梅、广济，包括26个县，总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达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起着“南断长江，西控平汉，威逼武汉，震惊南京”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1932年8月，蒋介石调集30余万大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由于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再加上张国焘等人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根据地经济环境持续恶化，难以生存，红四方面军未能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0月10日晚，鄂豫皖分局在黄安西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就这样，鄂豫皖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踏上了漫长的西征路。一直到1932年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落脚川北，第一次远征胜利结束。整个西征过程历时2个月，行程3000余里。在远离根据地、缺乏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克服了山川险阻，气候恶劣，物资匮乏等种种困难。在徐向前等人的正确指挥下，迭破重围，屡挽危局，取得了歼敌万余人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幻想，保存了1.5万名骨干力量。不久，这支部队在川陕边同当地群众一起，再次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再次创建了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

    二、红四方面军西征的行动方针和重要意义

    （一）红四方面军西征的行动方针

    红四方面军西征及具体行动方针是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主要领导根据战斗形势做出的集体决策，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决策。“我们从鄂豫皖到四川，好像下棋一样，是走着看的。敌人围追堵截，扭住不放，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打一步算一步，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四川去搞根据地的。”[1]

    第一，燕子河会议正式讨论行动方针。提到红四方面军西征行动方针问题，一般认为从黄柴畈会议开始。实际上，在1932年9月27日的燕子河会议上，鄂豫皖分局就开始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郭述申、方英、周纯全、王平章等。鉴于“围剿”之敌已从四面八方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带，红军的周转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一方面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都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足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到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蔡申熙则认为，如果红军暂时跳到外线作战，东出潜太不如西出平汉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因为那一带有党和红3军的活动基础，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也比较好。而另一方面沈泽民、王平章不同意跳出外线，积极主张部队返回黄麻地区。经过认真讨论，会议最后决定放弃东出潜太的计划，以郭述申、刘士奇和徐海东等人带领少数兵力在皖西扰敌后路，主力红军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红四方面军跳到外线作战的计划。

    第二，黄柴畈会议决定跳出根据地向外转移。1932年10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黄安以西河口地区四面临敌，岌岌可危，鄂豫皖分局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解决红军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徐宝珊、王平章、吴焕先等20多人。张国焘采纳蔡申熙在燕子河会议上的建议，提出去平汉路以西，与红3军会合。沈泽民提出在敌人重兵深入根据地的情势下，可采取分散游击的办法，坚持游击战争，待机破敌。徐向前则赞成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到外线，待调动和歼灭敌人后，再杀“回马枪”。会议按照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留下第75师、27师及各县独立师、团，由沈泽民为书记的鄂豫皖省委负责，留在根据地坚持斗；鄂豫皖分局和方面军总部率第10、11、12、73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待机打回根据地。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退却的决定很仓促；全盘计划不周到，对可能出现的逆境缺乏充分估计；分局的意图没有全面向下传达，部队思想不够统一。优势敌人拼命围追堵截，打破了我们转回根据地的预想，结果，被迫实行长途战略转移。”[2]

    第三，小河口会议确定在陕西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自撤出鄂豫皖以来，一直处于紧张的行军作战之中，广大指战员鉴于老根据地的丢失、战友的牺牲、革命遭到削弱的事实，产生了对张国焘的怀疑和不满。1932年12月9日部队到达秦岭南麓的小河口镇，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有了喘息之机。曾中生代表旷继勋、余笃三、刘杞、王振华、张琴秋等人向张国焘书面陈述意见，指出：红四方面军不应向西北无止境地退却，应争取在川、陕、鄂一带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以便有阵地对敌斗争，以免拖垮部队。为此，要求从速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这一问题，并要求把他们的意见报告党中央。张国焘迫于形势，于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开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小河口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决定红军去向的关键性会议，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首先解决了红军何去何从的大问题，确定了在陕西建立根据地的根本方针；其次，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张国焘独断专横的工作作风，受到了某些抑制；第三，会议后，红四方面军迅速摆脱了自转移以来受敌人围追堵截的困境，战略上赢得了主动权。

    第四，钟家沟会议最终决定落脚川北。由于陕南连年灾荒，给养困难，加之红军得知四川境内军阀正在混战，川北防务空虚，且经济和地理条件较之陕南更为有利。1932年12月15日，张国焘在陕南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了“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和意义。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首先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再待机向外发展，将川北、陕南连城一块。部队出发前，徐向前向广大指战员作了动员讲话，“我们在鄂豫皖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得了土地。今天，我们到四川区，帮助四川人民建立苏维埃政府。”[3]他综述川北在地势、物产、群众基础、敌军内部矛盾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大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斗志。此后，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向川北的大进军。可以说，钟家沟会议是红四方面军向川北进军的誓师会，是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动员会，因而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红四方面军西征的重要意义

    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指挥我军主力部队先后五进五出鄂豫皖边区，在敌我双方的拉锯战中，这里的人民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红四方面军西征，是我军主力部队第一次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受到了国民党的严重摧残，“红安县被杀约10多万人，被毁坏房屋10万余间，抢走耕牛3.5万余头，金家寨附近的柳林湾、古碑冲和上楼房3处，共枪杀、活埋共产党员、干部、群众5600多人”[4]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工农群众的信心，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局面。留在根据地的鄂豫皖省委领导包括省委书记沈泽民在内，都是不理解的，甚至是愤怒的，他们以省委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但无论如何，红四方面军的这个行动，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主要的负责者应当是国焘、昌浩二同志。”[5]指责张国焘和鄂豫皖分局执行是逃跑主义路线，要求红四方面军返回鄂豫皖苏区。中央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和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中，也曾对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的行动予以严厉的批评。甚至西征队伍内部也是充斥着不解和怀疑，不免产生思乡、悲观情绪，要求打回鄂豫皖苏区。

    虽然西征面临各方面的质疑和指责，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当时鄂豫皖苏区的斗争环境和西征的结果来看，红四方面军西征是一次成功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是衡量鄂豫皖中央分局率领红军主力西征转战失败与否的主要依据。红四方面军主力从被迫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进入川北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历时2个多月，西行转战3000里，歼敌近万人，自己仍有1.5万人，占西撤时总兵力的近四分之三，应当说是党和红军的一个伟大胜利。

    第一，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远征，也是红军战史上最早的一次远征，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红四方面军西征的胜利，为其他红军部队进行长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经验。无论是红四方面军西征还是后来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25军的长征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比如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艰辛的路途、落脚点的一再改变、沿途群众工作等。红四方面军通过各种联系渠道，把西征及建立川陕苏区的经验介绍给了中央和其他苏区，使其在考虑改变单纯防御思想，实行战略退却，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等问题上有了成功经验可以参考。事实证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把这一地区又建成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无疑，对后来中央决定红军长征具有启发意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1934年11月，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的红25军更直接得益于红四方面军的这次战略西征。

    第二，保存并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消灭了敌人的力量。红四方面军西征兵力2万余人，到达川陕边时有1.5万人左右，然而到1933年夏，短短半年的时间，红四方面军迅速发展到8万人。红四方面军不仅扩大了队伍，更把革命影响扩大到川陕边，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2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红星》报在1935年6月15日的社论中说：“红四方面军是现时中国苏维埃运动三大主力的最大的一个，它的长期的光荣的战斗历史，是不亚于中央红军的……1932年底，他向西转移到川陕边，几年的奋斗中，创造了川陕边苏区，并从万余人的队伍扩大了十万左右。”这都代表着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肯定。

    三、红四方面军西征的启示

    （一）实事求是，根据具体形势转变策略

    在极端困难，无回转余地时，是固地坚守还是向外发展，要根据具体形势来做出决策，一时的退却不是失败。不妨假设红四方面军没有撤出鄂豫皖苏区而是选择坚守根据地，那么后果会是什么，我们从红25军的两年坚守可以看出个大概。从1932年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鄂豫皖省委留在根据地重建红25军，组建红28军，采取单纯防御战略，坚守保卫根据地。一开始两支队伍最多时达1.2万余人，内线固守根据地，结果使根据地越守越小，队伍越打越少，根据地军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缺衣少食，伤病员无法救治，更无兵员补充，若不是后期省委转变策略向外灵活游击，恢复并开辟了部分地区，根据地损失可能更严重。到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率红25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时只剩不到3000人。中央红军也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恶劣环境中被迫于1934年10月退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