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为应对新一轮的“围剿”，抓紧整顿发展地方武装，扩大正规红军。10月25日，根据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金寨县麻埠正式成立，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这是在金寨境内成立的第一支成军建制的红军队伍。红二十五军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的大事件，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赫赫功勋，他们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依然迸发出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从初建到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鄂豫陕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1934年8月，程子华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遣到达鄂东北地区，传达中央的指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关于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坚决执行北上抗日的命令要求。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行军途中，红二十五军通过张贴告示、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方式，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开展政治攻势。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郑位三，在部队经过沿途，每遇围寨，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34年11月30日，在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明确宣布调动队伍北上，就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红二十五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方针，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在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多次转危为安，是因为这支队伍始终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不动摇，不畏失败和挫折，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红二十五军根据游击战、运动战的特点和具体情况,采取的战术手段是灵活多样的，运用最多、成功率最高的是袭击和伏击。在长岭岗、杨家店、太湖、荆紫关等战斗中，当发现孤立、薄弱或疏于戒备之敌时，立即以袭击手段发起突然猛烈的进攻，歼敌后迅速转移。或对紧随尾追之敌，乘其孤立突出之时，以少数兵力引诱其继续前进，红军主力突然回兵，在预定的地区设伏，待敌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出击,打敌一个措手不及。此外，红二十五军还成功地运用佯攻、佯动战术和围点打援战术, 如葛藤山战斗、劳山战役，就是声东击西，调动敌人进入预设之伏击地域，然后赢得战争。进攻时，动作迅速、勇猛，使敌人措手不及；防御时,不畏强敌，不怕敌人的连续冲击，并伺机转守为攻；转移时，能吃苦耐劳，克服自然险阻，且战且走、迅速持久，使敌人追不上、堵不住。红二十五军这种战斗作风，是令敌人闻风丧胆,并能使队伍在危急的情况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让队伍在任何艰难险恶的情况下都拖不垮，打不散。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党的群众纪律，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不仅自行购买所需粮草，而且主动召开群众大会，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红军攻克洛南县后，对正当经商的几十家中小店铺，都按政策加以保护。有的店主在红军攻城时逃走了，红军还派战士对其店铺妥善看管。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根据广大群众反抗捐税的迫切要求，提出了“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口号，在攻克镇安县城后，发布告群众书，号召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西征北上的过程中，红军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全体指战员自己打草鞋、缝军装、背粮食、挖野菜、搭茅棚，甚至忍饥作战，赤脚行军，但始终恪守生活纪律，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在宁夏单家集、兴隆镇等回民聚居区，吴焕先提出“要争取革命成功，必须团结和发动各族人民”，专门制定“三大禁令、四项注意”。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进行助民劳动，街头巷尾，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红二十五军这些举动，使回族人民深受感动，也激发了回民和其他各族群众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极大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