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正是明确阐明唯物史观的上述基本原理之后，就具体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具体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方式的具体矛盾和冲突。他说：“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页）这种具体冲突即“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发鲜明地表现出来。”“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正是资本主义这种内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导致其灭亡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造成不得不完成这个变革的物质力量，也日益迫使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统治于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的控制之下，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开始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恩格斯在这一章结尾中说：“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以上就是恩格斯运用一切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的深层次的终极的物质原因都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行为的变更中”即经济关系的变革、变更中去寻找的唯物史观原理做出的科学结论。

    由此可以简要概括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主要包括四层含义：

    第一，直接批判杜林也是批判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社会问题的共同的思维方法是从头脑和抽象的真理、正义认识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思维方法。

    第二，以唯物史观为哲学依据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和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基础上，强调社会主义是客观历史发展和思想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

    第三，“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是历史的前进，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的过程，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倒退。既不是指封建生产关系重新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更不是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的过程。如果把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理解为任何对立所有制的任意互换，则是对恩格斯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歪曲和背叛。

    第四，“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的终结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就必须把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奋斗目标。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之后，是否还存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呢？回答是肯定的。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在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就写道：“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但这种“变化”和“改革”是前进，不是倒退，不是把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改回到私有制方面去，而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同时，改革其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毛泽东在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已经对此做了深刻论述，而且从毛泽东时代已经在进行这种改革了。如“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应该说，恩格斯论述中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也包括这种以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基础为主要目的“改革”实践。同时，“改革”实践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是“两个决裂”的过程，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如果离开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大目标，单纯归结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中国当今所进行的“改革”不是“变更”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方面，进一步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是改制，是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改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离开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的所谓“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这种“变革”的所谓“实践”决不是恩格斯所讲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也不是《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来来的？》里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观念。因此也不可能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新和思想解放，反之，则是在“发展”、“创新”的名义之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歪曲。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官方号称是马克思主义，实质是以“人本性自私论”为核心和所谓自由、公平、法治为基本特征的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理论为依据的。以这种理论为依据的“改革”和“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仍然是恩格斯所批判的那种“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的唯心史观和唯心主义思维方法。

    因此运用恩格斯的这段重要论述论证“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等思想显然是不合适、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