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杨诏等逃到成都附近金堂的国军官兵，先后起义加入了解放军二野刘邓大军的部队。杨老先生回忆当时有位解放军华中军事代表刘叔度(富顺人),来接收起义部队，因为他俩时常在一起见面接触，军代表通过谈话、观察与审查后，知道杨诏其实本身不是杨森20军的军人，所以把他和其他31位较有文化的旧政府人员选送到成都的二野军大，编入学员队伍进行学习改造，据说是预备的土改干部。杨诏被军大安排在教3团俱乐部兼管图书，因此他也借此机会学习了解放军南下部队带来的很多新知识。在二野军大成都分校学习到1952年3月份，因为军校陆续又来了许多华东的土改干部，他们早期的第一批学员必须毕业，根据需要转地方工作了。当时给他发放的证书是“解放军二野军大革命军人（连职）”，领导委派杨诏带队，领了米粮、军服、被子、鞋袜等给养，由他背着61位学员的档案，从成都带领这批转业军人转重庆工作。接下来再分配到土桥李家沱的巴县县政府报到，杨道南县长亲自出面迎接，让老人家印象非常深刻。到了巴县，他被分配投入土地改革的查田定产、填发土地证等工作。一年时间工作结束后的1953年，杨昭转到白市驿区福寿场中心小学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后来还教过我四舅舅。他在地方上工作还志愿参与了解放初期的肃反工作，并被评为积极分子。1957年由于鼓动知识分子提意见，他说了“城镇户口的人买个馒头还要二两粮票”之类的话，引而被批判定性为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划入右派，取消公职，发落到福寿场西合三队当农民。因为经常被派去承担抬石头之类的重体力活儿，所以也锻炼出了他一身强健的体魄。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他就开始时常搭我父亲的车进城，找政府申请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1978年年末终于如愿以偿，他再次回到教师队伍，调到松岭乡当老师。那时的乡还称公社，书记是后来的巴县县委书记和重庆市国安局长戚万林，两人经常一起下乡工作。由于戚书记的推荐，他到了巴县鱼洞，辅助政府恢复县政协的工作，任政协常委兼修史志到1982年退休。因为解放以前的《巴县志》都是文言文，所以政府抽调杨老这位中华大学毕业的国学之士来将其翻译成白话文。政府聘请杨老先生担任了新县志编委会副总编辑，负责编排解放后的新县志，现在这本书有范本收藏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文津馆。

    老人家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但是年高九十九岁的他，晚年还在巴县政府的支持下组建了云篆山书画院，每年春节开展书画义务活动，在鱼洞街头免费为市民写春联，还坚持每年办一次书画展览。在年高近百即将封笔以前，他专为巴南区委挥毫题赠了两幅作品留存为念。作为院长的他，发自内心的说：不管历史如何沧桑, 但是我仍然感到人生满足；人应该对国家、对人民都要有所贡献，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此的关怀和照顾。

    一位年届百岁高龄的老人，还在关心中国书法的演变和发展，强调文字的正规与传统，特别委托我们向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转告他的意见：当前有些在涉及严肃主题，采用草书和篆体写意的书法进行公众宣传的标语，偏离汉字的原型太远。字，要首先让人认得、了解意义，才能达到目的。对这种不分场合、随意写意的倾向应予以纠正，要坚持国学的根本，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不能乱。

    老人家鹤发童颜，意气风发，就在鱼洞长江边的住家客厅里，欣然挥毫，成就一幅先祖杨慎（明朝正德年间四川状元）的《临江仙》百岁老人书法作品题赠笔者：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杨立微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