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46年5月1日，重庆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中心也从重庆转移到南京。5月3日周恩来和南方局诸同志飞赴南京，刘光也随机同行来到上海。

    为了支持育才学校，周恩来离开重庆时专门嘱咐，将原八路军办事处的全部房屋、家俱、图书都捐赠给育才学校。而此时，陶行知也来到上海，一方面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刺杀威胁，为国内的民主和平呐喊演讲；一方面联系上海各界人士，筹措资金，准备将育才学校搬迁到上海。

    1946年4月，父亲利用自己大嫂的社会关系，开出了一张工商联合会的假证明，说父亲是工商联合会的秘书，需要到上海履行公务，然后找了国民党行政院的人批了一张条子买到飞机票飞往上海。

    刘光曾经对父亲说过，要学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党做工作，父亲这次找到大嫂，也算是实践了这样的要求，这是父亲少有的几次利用社会关系为共产党办事。父亲的大哥笃信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铁杆骨干，而自己的大嫂则是名门之后，一度时间还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过文书工作，其父张怿伯（1884-1964）是当时知名的企业家，经办的无敌牌化学公司全国闻名。日寇攻占江苏镇江后，张怿伯曾对日寇烧杀掠抢罪行作了翔实笔记，后来辑录成《镇江沦陷记》一书自费出版，使之成为一份讨伐日寇罪行、动员群众奋起抗战的檄文。父亲很少同自己大哥来往，但是同自己的大嫂关系不错，与她在大学读书的弟弟张小怿、齐锡宝夫妇更是因为文学爱好相通，在重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张飞机票就是齐锡宝找她的同学搞到的。后来张小怿夫妇也来到上海，当上海地下党组织需要经济资助时，父亲曾写信给张小怿，期望其父张怿伯能给予帮助；齐锡宝的弟弟齐锡玉追求进步，也是父亲写信将其介绍给党组织，就是这个齐锡玉，后来成为新中国翻译事业的领军人物，在很多重要的外交场合给毛主席、周总理当过英文翻译。

    父亲到达上海后，立即与吴佩伦按约定会合，一同到上海新知书店书店找到了胡绳。出乎意料的是，当父亲将刘光的信交给胡绳后，看完信的胡绳沉吟片刻后告诉父亲，现在局势已经发生变化，无法在上海筹办中国青年杂志了，因为就在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蓄积了重兵，准备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即刻爆发。

    办刊工作受阻，父亲写信向刘光请假，留下通讯方式，回老家巢县省亲，去看望离开近10年的母亲。

    抗战胜利之日，父亲兴冲冲地返回家乡，却败兴归来。

    关于此次回乡的经历，父亲1946年7月给《文汇报》写了一首诗“还乡记”，诗中这样写道:

    “以为可以向故乡袒露心胸,/以为可以轻声的唱歌给故乡听，/以为可以亲吻故乡的土地，/以为可以拥抱故乡的每一粒砂，/每一棵草，/——但是故乡轻蔑我，拒绝我。//因为我脚上没有惊人的马靴，/腰里没有逼人的手枪，/身后没有张牙舞爪的卫队，/逢人讲话的时候，/又不会做出特别的神气，/不离口的说着“我们在大后方的时候……”/瞅瞅我的手上，没戴闪亮的金器，/也没有翻卷袖口，露出手表，/随意把一大扎票子掏出来数数，/大口的说，“有什么事情，/老子用票子挡着它”！//我的故乡看出了我不过这样平凡，/就轻蔑了我。/因为我的故乡，惧怕人的欺侮，憎恶人的欺侮，却又瞧不起不欺侮人的人。”

    “我回到了故乡，/真仿佛走进了《儒林外史》，/我记了买鸭子须用针，/探进肉去，看看它的肥瘦；/我记得一条猪走失到家，/须扣留起来，说是晦气，/要送钱挂红才准领回，/并且下次再跑来的时候，/就说这条猪是我自己的，曾经寄养在他家；/我记起了，如果弟弟死了，/没有子嗣，就得同弟妇争夺财产；/我记起了想买人田地，先不妨叫佃户装做光棍，/敲他一点钱，弄送他一顿，/或者设法偷来他的田契；/我记起了胡屠户的势利，张铁臂和洪憨仙的骗局，/我记起了在衙门里当差的凶横和奸滑……//虽然时代已经进前，历史已经越过了八年抗战，可是新生的正被不容，儒林外史所概括的社会，仍然是这里的缩影。”

    父亲后来同我们说过，他热爱自己的家乡，思念美丽的巢湖，可是却不喜欢有些安徽人，讨厌一些人的势利刁钻，可见此次回乡经历对他的刺激之深。

    就在父亲在巢县乡下省亲之时，对父亲一生有重大影响的刘光和陶行知先后在上海逝世。刘光7月16日死于胃溃疡，终年30岁；陶行知7月25日死于脑溢血，终年55岁。父亲在一个月里同时失去了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和最尊敬的如父辈般的师长。

    刘光住院期间，周恩来同志正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奔走在上海南京之间，在极度忙碌之中三次到医院探望，16日夜里邓颖超大姐一直守护在刘光身旁。刘光逝世后，重庆《新华日报》破例一连七天刊出了刘光同志逝世的讣告，以志纪念。

    7月25 日上午陶行知弥留之际，周恩来推迟了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会谈赶往医院，伏在陶行知身边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刻”。守候在陶行知身边的夫人吴树琴听了这番肺腑之言，泪流满面。这一天夜里，周恩来专门给延安党中央发去电报，电报里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 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说来也巧，陶行知的夫人吴树琴解放后离开了上海选择定居南京，而父亲此时也在南京市委和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与师母一直保持着联系；而刘光逝世后他的夫人刘肃宴却不知去向，直到上世纪60年初父亲从南京调到北京后，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夫人名字虽然叫“刘叔宴”，其实就是当年在红岩村见过的“刘肃宴”，但此时的上下级关系已经今非昔比，只能把这个疑问藏在心里，什么话也不多讲了。

    刘光和陶行知逝世的消息，父亲是8月份才知道的。父亲在巢县乡下省亲期间收到党组织要他回上海的两封信，但都不是刘光写的。一封署名“冯”，父亲接到后不知其人是谁，真假难辨，有点疑惑，后来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冯文彬写的，他曾短暂地负责过南方局的青年工作；另一封就是同自己一起入党的吴佩伦写来的。吴佩伦告诉父亲:刘光同志逝世了，朱语今同志也因身份暴露隐蔽起来了，党组织让他来联系父亲。父亲回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合法工作，吴佩伦就对父亲说，他有一个亲戚，倾向进步，在上海美国新闻处工作，日前他手下有一个雇员辞职上大学去了，父亲可以先去那里顶替当雇员，安下身来再说。在上海美国新闻处当雇员期间，吴佩伦继续与父亲保持着单线联系，传达党对形势的分析，布置党组织要求做的一些工作，但没有要求在美国新闻处内部进行什么秘密活动。1947年春天，吴佩伦因身份暴露转移到香港，不久，父亲也被美国新闻处解雇。这时，育才学校已经从重庆北碚搬迁到上海大场，马侣贤继任校长，他欢迎父亲继续回校任教，不是当“小先生”，而是语文老师，还当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