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九年了，我还在想怎么给父亲这个人定位——党的高级干部？他官居副部长级，可是在位没有秘书、公务轿车，居家没住100平米以上的大房子，应该得到的待遇都不要，看不出是“高干”；老共产党员？他1943年参加革命、1947年入党，相比党内那些老红军、三八式，无任何资历可以显摆，简直就是小字辈；知名学者？他写书著文多用笔名，铁马、羽阳、浦微、麦穗、江霞、夏朝晖、柳朗文、黎庶之等等，笔名无数，隐名埋姓，何人知晓“徐荇”……真可谓——非高，非老，非名。

    翻开父亲晚年写的一本书，他在扉页上写道：“我永远是个求知者。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也是我的座右铭”。

    “求知者”——应该是父亲认可的定位。

    我说的就是一位求知者的故事。

    （一）

    父亲的去世很突然。

    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干宣传工作的人格外忙碌，忙中有乐——我当时想，父亲出生于1921年，这不就是为父亲祝寿吗。

    这年3月干部例行体检，父亲的化验指标与往年相比变化不大，健康尚可，每天出门行走，步履依旧匆匆。

    7月，弟弟小马一家三口从美国回来探亲，住在父亲家中，特别是他们的宝宝“沫沫”第一次回到祖国，大家欣喜万分，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操心忙碌自不待说。

    7月底，父亲胃部不适并拉肚子，自己吃药多日不见好转。8月13日到医院治疗检查，发现白血球比正常值高很多；第二天去医院继续检查， B超发现肝上布满结节，医生要求立即住院；第三天住进病房，要紧的化验指标均不正常，一切都向坏的方向发展……

    8月22日下午，是父亲与我们的最后对话，嘱咐学习要用心、做人要低调，当我们谈到这些年母亲因糖尿病眼睛失明而使父亲拖累很重时，父亲打断了话题，说他与母亲是“生死与共”。这一天，他对来看望的战友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读世界通史、中国通史、近代史、当代史和党史……”从23日凌晨开始，父亲就昏迷不醒了。

    从8月15日住院，到8月25日去世，在医院只待了11天。

    悲痛的我们头脑麻木，没有任何事先设想，只能按照组织上的规制安排丧事。8月30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大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宋平、曾庆红、彭冲等领导同志送来花圈，邓力群同志早晨起床后知道消息，一定要来，告别仪式为此推迟半小时。匆匆赶来眼睛几乎失明的邓力群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不是你妈妈身体不好吗，怎么你爸爸走了？

    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老《红旗》杂志等父亲工作过的单位来了许多人，鱼贯而入，一一握手问候。那些育才学校白发苍苍的“学生”们，看着老师的遗体，痛哭流涕，不顾礼仪，大声呼叫着“徐大哥”……

    9月6日，新华社发出“徐荇同志逝世”的通稿(此时我正赴日本东京进修学习，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条消息的)。通稿是新华社根据中组部提供的“徐荇同志生平”缩减编发的。

    父亲逝世后，中组部老干局将组织上撰写的“父亲生平”交家属征求意见。也许是父亲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保密观念极强，我们在遗物中找不到他在中央部门工作的任何文字记录，经历只能由组织上说了算。关于评价，我们只加了四个字：“言行一致”，因为这四个字不是所有共产党员能做到的，然而父亲做到了。

    这一年过春节，父亲不在了，可是他在阳台上栽种的花长得出奇的好，那棵挺拔的巴西木竟然罕见地开花了（据说比铁树开花都少见），花穗大得枝干都撑不住，无数小白花每晚盛开，奇香无比，弥漫所有房间，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能闻到，好似父亲的生命之花，流芳后人。

    悲痛之余，整理父亲的遗物，其中有大量的读书笔记。有一摞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五七干校”期间写的“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法”，翻开其中的一本首页发现1995年3月父亲又新添了几行字：“这个笔记看来很难写成一本书了，因为我的健康和家务负担使我无法完成此后十多年中所收集的资料和思考之概括整理工作。真是可惜！然而，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来！”言之谆谆，一位求知者的思虑之心跃然纸上。

    在笔记本里还夹着一些抗战时期父亲写的现代诗，大都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我们几个子女过去没有看过，我如获至宝地收集起来，加上父亲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写的一些诗词，编印成一本叫《思念》的小册子，于2002年清明节扫墓时与鲜花一并拿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东一室的父亲灵前。

    近来因为搬家，又找到父亲在1967年文革时期手写的一本《自传》，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写了40多页，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里写的，有些地方“交待”得很细，让我们这些后代知道了许多许多……

    我试着按其时间线索、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描述我的父亲——一位求知者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