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父亲的原名叫“徐多騯”，1921年农历9月21日降生在安徽巢湖边上的高林乡姥山村一个没落地主家中。

    他是家中的老小，上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分别叫“徐多骅”、“徐多骏”，三个男孩的名字都与马有关系，可想一匹骏马在中国农村人眼里是多么重要，祖辈们以此寄托着对下一代成才的向往和期待。然而，岁月蹉跎，风雨沧桑，三个男孩子却走着不同的路，大哥参加了国民党，二哥不问政治，父亲投奔了革命。

    在父亲幼年时期，祖上传下来的土地虽然日渐减少，但是那近百亩土地完全可以保证全家人衣食无忧，供孩子们读私塾，上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都不成问题。然而，就在一个孩子从童年走向青年、亟需教育的关键时期，中国发生了大事件，动荡到不仅是在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小小的巢县照样也放不下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吞了东北；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开始向关内进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在抗日救亡的危急关头，当权的国民党抗战无方，执政独裁，对内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扼杀民主，剿共卖力；而在野的共产党，却高举民主抗战救国的旗帜，在剿杀中奋起。共产党这样的处境和表现，对满腔热血追求进步的青年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父亲是在巢县读中学时结识共产党的。

    1935年，父亲进巢县中学读初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刘毓璜。 

    刘毓璜（1909-1993）是巢县的杰出才俊。其父刘晦九曾执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开创了巢县人在大学执教的先河。在家庭的熏陶下，刘家的四个孩子刘毓璜、刘毓珩、刘毓璠、刘毓琳个个优秀，全都考取了在北平、天津的知名大学。更为传奇的是，1935年北平爆发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刘毓璜兄弟四人全都参加了。而后，三个弟弟一起奔赴延安，老二刘毓珩到延安后，刘少奇为其改名“陈其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老三刘毓璠参加八路军，1942年战死在太行抗日沙场。刘毓璜排行老大，只能回到家乡任教，以养活家中老小。别人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而刘毓璜却是“少小回家老大离”，在家乡执教十多年，直至全国解放后才离开家乡到南京大学当教授，直至逝世。

    那时，巢县中学的校长陈灌芜在上海养病，学校工作全由任教导主任的刘毓璜说了算，此时的刘毓璜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经过“一二•九”运动洗礼的他决定在学校实行四项改革：一、废除国民党的“纪念周”，改成自由学术讲座，宣传抗日救国。二、废除公民课，改为生活座谈，根据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杂志，宣传抗日民主。三、编写墙报和《晓光》周刊，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四、跟地方民众教育馆合作抄录新闻，并编成简讯再油印散发给群众。此外，还用画漫画、出墙报等形式，一度把巢县的抗日宣传搞得热火朝天。

    这“四项改革”够大胆、够进步，冲破了巢县沉闷的空气，对一些学生影响很大。父亲在《自传》中写道：“约从初二开始，爱读五四以来文艺作品，受到老师刘毓璜（陈其五的哥哥）、中共地下党员贾霁（1917-1985）的影响，爱看鲁迅的小说、臧克家等人的诗，及《文学》《新生》《生活周刊》等杂志，学过拉丁化新文字等，还与同学在校内办过铅印的文艺小刊物，名叫《晓光》。”喜好文学的父亲，成为巢县中学抗日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搞的一些活动在巢县县志中都有记载。

    “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虽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和破坏，但是余波不息，还在蔓延。“七七”事变后，有些进步学生开始走向偏僻的乡村、工矿，继续宣传抗日救国，此时，小小的巢县也来了一支由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为骨干组成的队伍——“平津学生南下救亡宣传团”。这只队伍里有一些刘毓璜在北平认识的学生，他将其中的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生魏东明介绍给了父亲。

    魏东明（1915-1982）①是学生南下救亡宣传团的负责人，他像一位能干的大哥哥，带着父亲这样一群中学生小弟弟，一起在巢湖边上搞起了抗日演讲，散发抗日传单，撰写抗日文章，相处短短几天，两人关系即非同一般，情同手足，因为除了抗日宣传之外，彼此还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鉴于共产党有严明纪律，魏东明临走也没有将自己真实的政治身份告诉父亲，此时他已经是一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平津学生宣传团在农村进行抗日宣传

    魏东明比父亲大六岁，中学时期即开始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934年，他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姚依林（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入党，“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昌（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1936年入党，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蒋南翔（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入党，“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长、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人既是同窗学友，又是北平青年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和精英。1937年春天，魏东明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由蒋南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他的清华大学同班学友韦君宜回忆说：魏东明在校期间“以才华茂发知名，而且持才傲物，目无余子”。在那个时期，作为一个学生，他不仅同时兼编两个刊物《泡沫》和《益世报》，又同时给四五个刊物写稿，当时北平、上海的刊物都刊登过不少，可以算作“一二•九”时代青年文学创作的代表。后来在延安，曾作为文艺界知名人士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历史纪念馆里悬挂的那张当时毛泽东与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大合影里还可以依稀找到他的身影。可惜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却因为脾气秉性桀骜不驯，不要说仕途无法与上述学友们相比，生活和写作也屡受周折磨难，这是后话。

    日本鬼子进攻巢县，16岁的父亲不愿做亡国奴，跟着大哥大嫂，走长沙、奔贵阳，开始流亡生活，1939年到达重庆。一路上父亲给大哥家干过家务活，读过难童中学，当过练习生，由于与大哥政治观点各异，关系不好，就试着以自己的文学特长写一些诗歌散文投给进步报刊，好挣些钱过自己的独立生活。他用“铁马”的笔名写了“巢湖的激流”、“蓝色书简”等几篇文章，投给长沙的《观察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结果出人意料，全都刊登了，反映不错，“铁马”的笔名也被一些人记下了。

    无巧不成书。就在此时，曾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魏东明也来到重庆，他是为了恢复自己丢掉的党组织关系而来的。“一二•九”运动后，魏东明为了追求初恋的同学韦君宜②，没有经党组织同意就擅自离开北平，只身追到太原，结果人没有找到，党组织关系也丢了。为了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按照规矩，必须要找到当时他在北平的单线联系人杨述来证明，也就是后来韦君宜的丈夫，而杨述此时就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有一天，父亲翻看重庆办的《战时教育》杂志，发现上面刊登有魏东明写的文章，他乡遇知己，欣喜不已，立即到《战时教育》杂志社找到魏东明，不仅叙旧，还请他帮忙找份工作挣钱糊口。

   父亲仍然把魏东明当作“老大哥”，时常拿出自己写的文章到杂志社请教，一起热烈地讨论文学和时事；魏东明也热心对待这位“小老弟”，告诉父亲要好好阅读鲁迅的文章、特别是他最欣赏的那篇《“友邦惊诧”论》，还说他的学长蒋南翔在重庆办了《抗战青年》杂志，推荐父亲给他们写文章。

    1939年夏天，是一个酷热的晚上，魏东明独自找到父亲的住所，拿走了父亲一些发表的文章，几天以后，他郑重地告诉父亲：我把你写的文章拿去给陶行知先生看了，他认为不错，同意你到“育才学校”工作，做文学组的“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