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陶行知与共产党有着极好的关系。

    办育才学校期间，周恩来曾送给陶行知一本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认真地读了一天，看后高兴地对魏东明说：“生活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曾专门约时间与陶先生会晤。陶行知与周恩来相识很早，1938年，作为国民外交使节的陶行知结束了游说欧、美、亚、非各国后，即在武汉与周恩来就时局进行过推心置腹的长谈，自感“蒙其指示甚多，收获很大”，从此成为好朋友。办育才学校后，陶行知多次邀请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参观育才学校，周恩来夫妇还捐款资助学校开展文体活动。中国共产党充分相信育才学校的教育水平，曾经把一些烈士子弟如后来当上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介绍到这里来学习，育才学校也尽力帮助共产党，多次将一些优秀学生送到延安急需的岗位上。

    育才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地位很特殊，他不属四川省的地下党组织领导，而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延安和南方局都直接向这里派遣过党的干部。父亲在学校结识的很多老师都有着双重身份——教务主任方与严（1889-1968）⑥是地下党员，研究部主任王洞若是育才学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文学组主任魏东明是地下党员，社会组老师廖意林（1914-1968）是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就是与父亲同组的“小先生”冯兰瑞，也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

    近朱者赤，父亲的思想日趋进步。父亲在《自传》中写道：“到育才学校，感到那里很进步。热衷于学习，也参加一些劳动。当时除读苏维埃小说及文艺理论外，还爱读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等。”1940年夏天魏东明去延安，父亲要求同去，魏东明没有拒绝，只是告诉父亲这次他是乘汽车去，乘坐的人员有限，等下回有机会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好了再说。

    这里多说几句魏东明的事。在北平读书期间魏东明与韦君宜的恋爱失败，1940年他在育才学校当文学组组长期间便与文学组的“艺友”冯兰瑞结了婚。后来冯兰瑞因为党员身份暴露，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悄然先期去了延安；魏东明则是后来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与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等人一起途经成都、西安辗转到达延安。到延安后不久，魏东明与冯兰瑞的婚姻关系破裂，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离婚，冯兰瑞后来与魏东明在清华大学的同学李昌成了一家人，魏东明则在解放战争期间到东北与抗联巾帼战士梁再结为夫妻。魏东明离开育才学校去延安后，即与父亲失去联系。蹊跷的是，解放后的1952年，父亲有一天翻看报纸，发现《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封群众来信，举报南昌大学党组书记魏东明在某火车站与查票员吵架，导致列车晚点开车。魏东明因此举动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后来调至湖南大学任副校长，而父亲则据此消息恢复了与魏东明的联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的校长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魏东明在湖南大学被批斗的很惨，造反派还将这位校长从长沙押往北京，与其学友教育部长蒋南翔一起同台批斗。有趣的是魏东明在陪斗会的台上，竟然呼呼地打起鼾来，鼾声从麦克风里传出，经高音喇叭放大，搅和的批斗会场秩序大乱。他在北京陪斗期间，还利用自己在“一二•九”参加学运时对老北京大学地形的熟悉，巧妙地逃脱学生之手，独自找到位于沙滩的我们家中，蒙头睡了一天，然后不辞而别。那时我还是中学生，对这位矮矮个子、戴黑边眼镜的大学校长印象颇深，因此记住了他的大名。前一阵子，看到一位收藏爱好者居然在北京潘家园文化市场收购到魏东明亲笔写的《自传》，还将其成果汇集编成一本书——《从潘家园翻出来的历史》，当我读完用魏东明《自传》编的“一二•九运动的活跃分子魏东明”一节后，不觉新奇，只感苦涩，心里一直在嘀咕：他的家人今在何处？怎么不收藏好这珍贵的历史资料呢？又是谁把他亲笔写的《自传》当破烂卖掉了呢？联想起看过韦君宜1984年写的《忆魏东明》一文，文章结尾处写道：“呜呼东明，人琴俱亡。我们这一代这一群中当年公认为拔尖的才子，我们都曾认为必有很大成就的，结果仅以他的文字作为‘资料’而传，如此归于澌灭。实在可惜可痛！”更为可惜可痛的是，写此文的韦君宜不知道，如今魏东明亲笔写的《自传》竟然连资料都不如，与废纸旧报一起流落在旧货市场，任人叫卖，真是可怜……

    书归正传，再说育才学校的事。育才学校成立时，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曾对陶行知说，当前要做两件大事，其一就是要反共，陶行知坚决反对。但是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国统区，育才学校的政治空气也变得紧张了，按父亲的话说：学校变得比较灰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育才学校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使陶行知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他不仅要顶住种种政治压力， 还要天天同飞涨的物价“赛跑”，为学校募捐经费。在困难时期，有些教员不辞而别离开了育才学校，为此陶行知伤心不已，1941年1月26日专门写信给副校长马侣贤（1907-1974，又名肖生）⑦，告诉他一定要坚持住，不能再让得力的老师、包括我的父亲“徐多騯”流失走了，一定要保证发薪水。

1941年1月26日陶行知写给马侣贤的手书信件

    就在白色恐怖气氛嚣张期间，学校按照上边要求重新清理登记教员名册，父亲觉得“徐多騯”这个名字过去与红色的《全民抗战》杂志通过信，并多次刊登出这个名字，暴露较多，而“騯”字又难认，乃改名“徐荇”，以便隐蔽，至此，“徐荇”成为父亲的大名。

   对于一般人说，“徐荇”的“荇”字也并不好认好读，我是读了诗经《关雎》一节里美丽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之后，才得知荇菜是一种漂亮且可食用的水生植物，可以“左右采之”，可以“左右芼之”。父亲用这个字是取诗里“向往美丽”之义还是取“追求不易”之意呢？或是留恋家乡巢湖里成长的荇菜呢？不得而知。前些天，又注意到现代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写有“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爱写诗的父亲一定读过这一句，但是我没有问过父亲，不能胡乱猜测。

    白色恐怖期间，育才学校的共产党员不只是设法隐蔽自己，还周全地关心帮助身边的进步青年。父亲记得在重庆大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期间，是研究部主任王洞若把八路军办事处发的几块银元交给他，告诉躲避搜捕时好用，父亲就是用这几块银元，在大嫂家里躲避了近两个月。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组的老师廖意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意姐”，她是党从延安派过来做党的工作的，看到父亲一度心情苦闷，就给他讲延安的情况，要父亲看到解放区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她把从延安带来的书籍杂志交给父亲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整风期间作的整顿三风的几个报告，就是在意姐那里看到的。1942年夏天，父亲向廖意林大姐提出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要求，大姐报告上级后转告父亲，这一段时间因白色恐怖，组织上已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暂停发展党员。

    此时，中共南方局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暂停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但是决定在进步青年中建立一种不定型、无章程的组织，这种没有一定形式的组织，周恩来把它称作“据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记载：“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青委：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一百五十人(其中包括大中学生和文化、教育、军事、政府、经济等机关的青年)，已建立‘据点’四个。这种‘据点’是三五人组成的不定形的小组，以学习职业为主，附带研究时事问题和重要政治文献，并做调查与通讯工作。第二年四月．周恩来又在南方局青年组的《一九四二年度工作》报告上批示：建立‘据点’，顺其自然为好。‘据点’不能超过五人，多则亦须分开。”南方局建立的“据点”，通过广泛“交朋友”和开展各种秘密的、公开的活动，有效地把进步青年紧密地联系起来，团结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当时南方局领导同志还说过这样的话：“这些据点的同志要当作党员来用”。1943年，父亲成为育才学校党的一个“据点”的负责人，经常参加南方局青年组召开的会议，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主要是文字宣传的任务，开展各种活动——如“交朋友”。

    1943年，对父亲来说是很重要的。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共产党内部很在乎资历，职级待遇都与此有关。讲资历主要看两条，一个是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一个是入党的时间。关于党的地下工作者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中共中央组织部有文件规定：“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以公开社会身份为掩护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从接受党的任务，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南方局建起的“据点”，毫无疑问地是党的外围组织，参加其活动，就是参加了革命工作，1943年——因此成为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起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