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已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全国解放后，遵义人民为纪念遵义会议，1951年在遵义地区专员公署和中共遵义地委领导下，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而且是在绝对秘密情况下举行的。因此，寻找会址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根据一些同志的回忆，当年红军曾在老城杨柳街的天主堂开过会（后来才弄清楚，红军确实在这里召开过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和红军干部会），就初步判定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并挂出了“遵义会议纪念堂”牌子。

    1954年1月，中共遵义市委接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来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当时为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市委当即将驻在公馆内的机关搬迁，把座落在老城子尹路的原柏公馆及周围环境保护起来，并把公馆各部建筑和周围环境拍成照片，绘制详图，报请上级进一步鉴定落实。

    1954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至此，遵义会议会址才确定下来。接着，国家文化部决定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开始对会址原状进行全面勘察，同时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搜集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的文物资料。

    会址确定了，但各级领导多么盼望能有遵义会议参加者亲临现场认定，这样心里才更踏实。195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邓小平，中央办公厅主任、会议参加者杨尚昆来到这座阔别二十多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楼房。一走进会址的大门，杨尚昆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他们仔细地看了楼内每一间屋子，抚摸着室内的陈设述说当时的有关情况。在二楼走廊上，邓小平回忆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一次就在这里摆了一张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他和杨尚昆边走边讲当年开会和红军两进两出遵义城的情况。经两位当事人的现场回忆，证实了遵义会议会址确定无误。

    会址是确定了，可是偌大的一幢柏公馆，主楼上下各六间，还有一个跨院，会议具体是在哪一间房子里举行的呢?为此，纪念馆筹备处的同志又开始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据红军离开遵义后，首先进入公馆的一位柏家亲戚说，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即马克思像）；1957年3 月6日，杨尚昆再次回忆证实，他说：“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这样，主楼楼上东走道原房主的小客厅，即为遵义会议会议室，这样就确定下来了。

    会议室呈长方形，房子的东墙壁上有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橱，西壁是一排玻璃窗。根据杨尚昆提供的情况，中间并排放置两张方桌，周围散放着十八张各种式样的椅凳和一张抽脚藤躺椅（因王稼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受重伤，尚未痊愈，专为他准备的）还有一个嵌瓷花的茶几。会址的其他空余房间，陈列展示了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的革命活动的图片及文物。一边供有关领导审查，一边接待有组织的中、小学生，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半开放。

    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杨尚昆在遵义会议会址，他们踏上窄窄的楼梯，走进会议室时，邓小平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 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进一步证实会议室的位置准确无误。

    会议室的确定，为遵义会议会址的开放奠定了基础。1959年1 0月1 日，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

    纪念性博物馆，是解放后新兴的一 项事业，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宣传教育和收集文物资料工作，全国各纪念馆都在探索。遵义会议会址及会议室的复原陈列，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应该说是成功的。